在我国内陆电视剧领域，警匪剧（或者称公安题材电视剧）一直是重要类型。一方面由于这类作品题材特殊，往往包罗社会万象，尤其是奇观式的犯罪过程、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殊死拼搏、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秩序与反秩序、理智与欲望、枪口与热血，再加上火爆刺激的打斗追逐场面等，都是商业剧的重要元素，增加了这类电视剧的看点与卖点。另一方面，对制作方而言，警匪剧不光具有以上种种商业价值，而且这类作品最终会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正义得到伸张、社会秩序得以维护为结局，在客观上恰好顺应了主旋律作品的要求，审查时更易通过。因此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常常会形成主旋律为其提供包装，而警匪剧为主旋律找到市场卖点；既有社会效益，又有收视保障的双赢局面。从观众心理上讲，警匪剧中的警察匡扶正义为民除害，替代性地帮助他们实现了英雄梦想及现实社会中很多艰难选择；充满悬念刺激惊险的剧情既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又让都市人紧张心情和愈来愈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得到很好的宣泄与释放。

　　此外，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对违法犯罪现象打击力度增强，加之新闻报道透明度逐渐加大，对一些原属机密的大案要案“纪实”、“爆光”、“揭密”类作品浮出水面，给警匪剧的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厚创作素材。比如以白宝山案件为原型的《末路》；取材于１９９８年公安部一号大案——梁旭东案，讲述一名混进公安机关的黑社会性质团伙头目被识破、抓捕过程的《绝不放过你》（原名《中国打黑第一案》）；根据湛江走私大案创作的反腐题材电视剧《雷霆出击》；取材于河北省的１５个大案、要案，如沧州运钞车抢劫案、衡水１００亿美元诈骗案、宣传部长妻子被杀案、广平车匪路霸案、秦皇岛跨国冰毒案、邢台系列绑架案、唐山来门血案等的《燕赵刑警》等。这些案件原本就是百姓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将它们搬上荧屏自然倍受关注，从内容上就占据了先机。一大批优秀作品的出现更是取得了观众的青睐，发展了一大批固定收视群体。

　　早期的警匪剧从１９７９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神圣的使命》和《刑警队长》开始出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根据同名报告文学改编的《新岸》《喜悦胡同女民警》以及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便衣警察》等作品的出炉，掀起了这一题材创作的第一个创作与收视高潮，很多观众对那些作品至今还记忆犹新。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警匪剧再度风行并且热度持续升温，近几年来更是随着《刑警本色》《罪证》《警坛风云》《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１２?１枪杀大案》《重案六组》《黑冰》《公安局长》《黑洞》《永不瞑目》《绝对控制》《铿锵玫瑰》等众多作品的连番“轰炸”，成为制作和收视的“绝对”热点。

　　从风格上讲，早期警匪剧大多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除题材外，在影像和讲述手法上与一般的剧情片区别不大。１９９４年，《九?一八大案纪实》开始采用纪实手法拍摄，其中非职业演员的选用（让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刑警在剧中出演警察）、大量长镜头的运用令观众耳目一新，成为警匪剧拍摄的一种尝试与突破。此后，《中华之剑》、《苍天有泪》、《中国大案录》、《世纪大追捕》等一系列作品先后出现，这些作品沿袭《九?一八大案纪实》的套路，为强调“真实感”，拍摄手法大多采用纪实风格，色彩和光影尽量采用自然光线，努力营造自然光效；演员表演和台词尽力靠近生活原态；镜头语言大量运用手持摄影，力求体现惊悚气氛及模拟现场感，充分调动观众的紧张情绪。

　　在讲述方式上，很多警匪电视剧往往不遗余力地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以及销毁证据、杀人灭口等各个作案环节描写得丝丝入扣，再将公安人员从何入手查案，怎样一步一步抓到罪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抽丝剥茧般娓娓道来。其中，《重案六组》《黑洞》等是较好的作品。《重案六组》突出纪实性，把真实案件加以类型化编排，只选用故事的核心部分，去掉花边修饰，每集讲述两个案件，情节密集，结构紧凑，演员表演松弛到位；《黑洞》作为长篇剧作，却做到了节奏快、镜头多，故事讲述张弛有度。《永不瞑目》《公安局长》《太阳滴血》等作品也受到观众的喜爱。在警匪剧中，还陆续出现了如《绝对控制》这样走风格化路线的好作品，给人以精致清新之感，对警匪剧的发展无疑是有益且必要的尝试。

　　但是近年来一些警匪剧创作中也常常可见对暴力景象的刻意及过度渲染：砍胳膊、剁手指、割脚筋等血淋淋的残酷镜头屡见不鲜。比如以深圳、上海等地的１０个女性犯罪个案为背景创作的电视剧《红蜘蛛——十个女囚的临终自白》就是用一种近乎纪录片的形式，逼真、细腻地再现了罪犯血淋淋的作案过程，虽然真实，却让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看。另一部作品《末路》将犯罪分子白宝山及同伙从杀死野战军营门口的哨兵、抢到半自动步枪；潜入某派出所的值班室，打死俩民警抢走一把手枪以及赴准备下手的宾馆“实地踩点”，直至抢劫当天打死７人、击伤５人、抢走现金１４０余万元的犯罪过程全程翔实地“纪录”下来，被一些观众和媒体戏称为“犯罪指南”，乃至在播出过半的时候被有关部门“喊停”。这种做法对编导而言可能比较省心省力，对一些观众来讲也会觉得很“过瘾”，视觉冲击力强，但却降低了作品的格调，使某些警匪剧本身成为一种视觉暴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几年国产警匪剧的制作日趋成熟，出现了一批制作精良优秀作品，但作为重要的商业类型剧，其模式化的痕迹也不可避免地愈来愈重。这种模式化不仅表现在雷同的剧情设置（如反腐倡廉、上下级矛盾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情节）、某部作品成功之后大量的跟风之作出现，在拍摄风格和方法上也大同小异。这就使当下一些警匪片创作陷入一个误区：要么是一个个案例的简单堆砌和生硬搬演，要么是《永不瞑目》或者《玉观音》那样近乎于浪漫爱情与惊险故事相叠加的传奇，而少有在艺术上的探索和深度上的开掘，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有些警匪剧显然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的急就章之作，颇有粗制滥造之嫌，对警匪剧的整体创作产生了不良影响和伤害。

　　随着警匪剧类型化、商业化特征的日趋成熟，大多警匪剧都将立足点放在表现复杂诡谲一波三折的案情，重在描述案情的头绪纷繁、缜密的推理，跌宕悬疑的侦破过程以及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以“事”为主，以事带人，以案件的发展推动剧情的发展，但是其中仍然出现了很多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也是一些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早期《便衣警察》里的青年侦查员周志明，《无悔追踪》里的民警老肖，《英雄无悔》里的公安局长高天；近年来《刑警本色》中的萧文，《西部警察》里的刑警队长杨立秋、老民警权友福，《绝对控制》中“一根筋”的青年刑警薛冰等，他们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电视剧中警察这一特定职业的角色中有代表性的形象。此外，近年来一些警匪剧的创作在人物塑造上中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反面人物塑造上下足了功夫，罪犯成了警匪斗争的主体。以往荧屏上非好即坏的脸谱化形象、“高大全”式的英雄、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显然早已经令人生厌，所以一些警匪剧中干脆做了彻底的“颠覆”：犯罪分子往往英俊潇洒举止文雅，而且大多出身高贵、学识渊博、温柔多情；为人光明磊落、一诺千金、意志坚定、侠骨豪情，充满“人性光辉”。比如《黑冰》中的郭小鹏、《黑洞》中的聂明宇。这些高智商的“新坏人”，被编导们塑造得分外“优秀”，如果不是犯罪，他们几乎符合所有好人甚至精英的标准。所以，当他们最终落入法网时，不少观众为他们感到惋惜，这在人物塑造上显然有些矫枉过正，且在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上引起很大争议。而《重案六组》这样的作品中，刻意抹平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变化，以标志性的动作与语言强调人物性格中一个鲜明的侧面，这既是警匪剧中比较讨巧的做法，也是比较常见的商业剧的制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