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人们出行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上班，上街，走亲访友，外出旅游，进城或下乡等等。然而当你行色匆匆或谈笑风生之间，别忘了熙来攘往的人流中，很可能有贼眉鼠眼正贪婪地盯着你的衣兜或提包，他们身上的第三只手也随时都可能偷窃你的财物。仅2001年，北京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共抓获扒窃嫌疑人5524名，破获扒窃案件2016起，作劳教以上处理的扒窃嫌疑人828名。每到年底,尤其是春节来临,许多大中城市的盗窃案往往是高发时期。警方提示：随着人们出行的增多和交通的日益拥挤，如今的窃贼越来越多，谨防偷窃！

   “夏天不穿凉鞋，冬天不戴手套，走路半哈腰，嘴里叼着票……”这是城市里窃贼的基本特征。

　　——大街和公交车上哪儿来那么多窃贼？他们是怎么成为窃贼、怎么行窃的？我们的反扒民警怎样与其斗智斗勇、一一将之擒获？平时出行时，我们又该怎样有效地防范窃贼呢？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就说说这公交车上偷东西的贼吧，有多少种您一定不知道，可抓贼的心里有数，掰掰手指头就能数出上百种。北京公交分局反扒能手们跟贼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可以说见证了多少代贼的演变过程。他们与贼的斗争史，也是一部首都反扒的发展史。

　　随着改革开放，北京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一天一个样。截至2001年底，全市已拥有各类运营车辆15000余辆，运营线路710余条，年客运量达到36.9亿人次。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北京的公交线路变了，公交车变了，乘车人变了，北京乃至全国的老百姓都有目共睹。可车上的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您知道吗？他们可一天也没消停过，警察抓小偷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抓贼这项颇具神秘色彩的行当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也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从1996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从此，我和这些天天与贼同行的人开始了七年的零距离接触。揭开一层层的面纱，我越来越对这些从事着最平凡的刑侦工作的民警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管是已经功成身退的老刑警，还是朝气勃发的青年反扒队员，都给我同样的震撼。每年数千名扒手，就是被他们一个一个从公交车上捉下来。您知道这数千名扒手一年能偷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抓贼的人就是与你最接近的刑警，也许他们挤过您的身边时，不小心踩了您一脚。可您知道吗？他们天天被踩多少脚？你更不知道，他们天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天天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这就是抓贼

　　2002年5月的一个清晨，这天星期六，应该是薛笑云的休息日。出了西单派出所，他又来到了公交车站。刚才在所里的一幕仍然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接待群众报案本来是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可一位来自江苏农村的中年男子，却让在场的民警受到了震憾。8000块钱被偷得一干二净，是坐103路电车去北京阜外医院的路上被偷的。不是他太大意，因为他要照顾6岁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清晨5点多父子俩就赶着头班车去挂号，到了医院才发现钱没了，看病的钱，救命的钱被偷了。

　　“同志，能给我找回来吗？能吗？我……”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哭了起来。

　　小薛再也看不下去了，心里升起一股内疚感。他相信每个抓贼的看到一切都会有这种感觉。贼！小偷！扒手！一种愤怒马上代替了内疚。也许我帮不了江苏父子找回8000块钱，可我要尽自己最大力使更多的父子不再流泪。想着想着，小薛擦了一把不知道什么时候挂在脸上的泪水，上了一辆52路车。

　　当他到了六里桥时，正是上午八点半。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跑六里桥这边。因为自从亲手抓得第一拨贼下来以后，两年来饫锼坪醭闪怂母５亍Ｗピ舻牟幌嘈潘廾郏上嘈抛约旱母芯酢＝裉焖睦锾囟拢且孟虏υ舨拍艹稣饪诙衿Ｓ谑侨阶憷吹搅肆锴?0路车站。

　　四年的打扒生活，小薛完全变了个人。人更加清瘦了，30岁的人竟然有了几道本不应该有的鱼尾纹，只是他那双眼睛似乎更加明亮了。

　　一上车就看见两个贼。贼的脸上也没写着字，可抓贼的人就是能看出来。你瞅这俩人，脸都朝着车厢里就不对，别的乘客都是看车窗外。再有看人的眼神也不对，眼神太低了，扫的是兜和包。

　　这时正是上午九点，俩贼坐着公交车来回兜上圈。这一转就是两个多钟头，俩贼也真够背的，愣是没偷出东西来。刚才那个外地乘客腰里的手机都快给扽出来了，正赶上他掏钱买票，一胳膊打在贼的手上。小薛边跟边咬牙，还真没见过这么能走的贼。

　　小薛在一家饭馆附近的马路边上辅了张报纸，想一屁股坐下来歇会儿，可腿都弯不过来了。两贼进饭馆吃饭，自己也不敢动地方，万一给丢了这一上午不白累了吗？抓贼就是这样，累不怕，怕的是累完了没抓着人，那才叫有累说不出呢。

　　一个小时以后，俩贼出了饭馆，又奔车站了。离着老远小薛就感觉等车的乘客里有一个人不对。现在的他可不是四年前的门外汉了，勤奋加上灵气，使他渐渐摸索到了一条抓贼的捷径。小薛知道自己这种感觉不会错，三名扒手在车站会合了，从穿着打扮来看，像是东北贼。可东北贼一般是不“抢门儿”的，特别是这样的团伙作案，在站上容易引起注意，他们多数情况下都是“翻车”的。难道是在等人？

　　果然，十几分钟以后，又来了3名扒手。其中一个留着小寸头的中年人，像是个头儿，他向每人发了一棵烟。六个贼或站或蹲，不时地用眼睛扫着身边的乘客，一看就是职业扒手。你看他们根本不急于下手，且得找目标呢。一但目标选准了，下来这份东西就不小。一种很久没有了的兴奋涌遍了小薛的全身。六人的扒窃团伙他还是第一次遇上，更何况这边就自己一个人。

　　“你们把人凑齐，马上赶到六里桥这边。这有六个(贼)，都是东北的，肯定能下东西。你们别扎堆儿，等我信儿。下一站是莲花池，然后是湾子，广安门……”

　　小薛正给单位挂电话，一抬头，看见“小寸头”站起身奔一辆50路的前门，另外五个贼也分三个门准备上车了。小薛紧跑了几步也来到前门，随着乘客一起往上挤，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小寸头”的目光从他身上扫了两趟，没有发现丝毫的破绽。

　　一辆公交车上如果同时有六个贼，让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们的主人公此刻就身处在六个贼的包夹之中。

　　“车门口的几位，请您往里走。”售票员瞟了一眼“小寸头”等人，善意地提醒着周围的乘客。

　　此时，小薛感觉车上的六个贼正在往车中部聚，一定是找到了好目标。他也悄悄地挪向了中门，一手紧揣着右裤兜，里边可有铐子和警棍。

　　六个贼的包围之中，是个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乘客，像个白领，夹着一个手包，里面鼓鼓的。本来车上人就多，自己被多挤了几下“白领”也没多心，只是把手包夹得更紧了，心里盘算着还有几站。

　　小薛这时心里可是七上八下的，已经想过了好几种结果。一是贼把事主偷“醒”了。像这样的团伙作案，很可能倚仗人多，变暗偷为明抢，更可能殴打事主。如果这样自己必须亮明身份上前制止，后果不堪设想。二是偷出东西没被事主发现。这样自己是抓还是不抓？抓明摆着敌众我寡，援兵还不知道在哪呢。不抓眼看着贼得手了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一种情况，贼偷不下来，到站下车。也许不练了，也许又是无休止的“翻车”。正想着，第二种情况就发生了。

　　“小寸头”突然抛开同伙向前门挤了过去。因为群贼挡得太死，小薛根本看不见“小寸头”下没下东西。可当“小寸头”和自己擦肩而过时，他脸上的表情却逃不过自己的眼睛。是兴奋？是紧张？是惊慌？多少还有一些成就感。两年里，小薛已经不知道看见过多少次这样的表情。

　　“下货了，自己怎么办？马上就到站了，一开车门就没办法控制了，自己没有选择了。”小薛伸手去摸警棍了。

　　正在这时，腰间的手机响了。小薛吓了一大跳，“小寸头”更是一哆嗦，他猛一回头，眼睛直盯着薛笑云。

　　“你搞啥子鬼名堂嘛，这个时候才来电话？我快到那个，那个？售票员，请问下一站是哪？噢，那个广安门，千万别误了我的事。”小薛地道的四川话惹得不少乘客捂着嘴乐，更打消了“小寸头”的顾虑，他不再理睬紧跟着自己的这个四川人，眼睛盯着车门，只盼赶快到站。

　　“广安门到了，请您准备下车，没票的同志请您买票。”

　　“援兵还没赶到，必须出手了，车一停就没法控制了。”小薛果断地从背后攥住了“小寸头”的一只手，“咔嚓”一声戴上了铐子，绕过扶手，又铐上了贼的另一只手，这回主犯跑不了了。

　　“不许开车门。”小薛边喊边扽出警棍，指向中门的五个贼。

　　“别动，警察。”

　　看见只有一个便衣，贼的胆子大起来。“咋了？凭啥抓我们？”其中一个壮汉大喊。两个贼拼命地想抠开车门。

　　这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正是派出所的援兵到了。一个灰夹克的贼情急之下，一脚踹碎车窗玻璃，准备跳车逃跑。小薛上去一棍子瓷瓷实实地揳在他的肩膀上。贼惨叫一声，抱着肩膀倒在了车厢地板上。

　　六个贼全部拿下之后，再找看热闹的“白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包被划了一个三寸长的大口子，里边装有2000块钱和证件的钱包不见了。当然，钱包在“小寸头”的身上找到了。

　　直到这时，小薛胸中的一口恶气才出来。这次出手也可以说是为了江苏父子的眼泪而战。

　　公交车上哪儿来这么多贼

　　贼是什么时间出现的，恐怕无人能考证。有贼就一定有抓贼的人，职业的抓贼人毫无疑问就是警察了。据老一代的公安民警讲，从解放前开始，就有专门抓贼的侦缉队。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公安仍然肩负着抓贼的责任。不过当时没有专业反扒民警，几个毛贼也早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之中了。建国后的十多年中，那时虽然全北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有轨电车，但首都公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书写公交车上的抓贼史。

　　进入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开始了飞速发展。要想富先修路，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提速，北京的公交事业渐渐地有了一定的规模，乘公交车出行的人多了起来。谁也不曾想过，贼这一自古有之的社会公害，会不失时机地将黑手伸向了公共交通工具。

　　您看，六七十年代的贼，跟现在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与时代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当时贼偷的现金并不多，因为那时人的收入水平不高，月工资能拿到三十几块钱就算不错了。老百姓外出购物都精打细算，多一点儿钱都不带在身上。那时候贼偷什么呢？运气好的偷点粮票，布票，肉票，稍差点的缝纫机票，自行车票，还有钢笔什么的。您别不信，当时人们的打扮都是一水儿的中山装、建设服。上衣都有兜，男的四个兜，女的俩兜。这都有讲儿，上边叫“天窗”，下边的兜叫“平台”，后裤兜叫“屁门”。男的钱一般都放在上衣兜里，所以当时的贼偷“天窗”的特多。这上衣兜里不仅放着比较贵重的东西，多数还插着一支钢笔，笔帽露在外边，这种打扮现在您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得到了。“掏天窗”的贼顺手牵羊地就把您的钢笔给“顺”走了。

　　由于当时的贼“掏天窗”的特多，因此这个时期在抓贼史上叫“掏天窗”时期或“建设服”时期。“掏天窗”现在抓贼的侦查员许多人都不曾见过，只是一些老侦查员还记忆犹新，它的特点是动作特大。贼一般用一只胳膊“架着”乘客的上衣兜，用来挡住乘客的视线，下边用另一只手偷。这样一来特滑稽，别说抓贼的人，就是旁边的乘客也很容易发现。您想想，一个大活人趴在您胸前偷东西，那得多大动静，离多老远都能看见。嘿，就这样还有人被偷。因为当时的人脑子里防范意识比较弱，也搭上那时公共交通还不发达，车上人少贼也少，乘车被偷真是个新鲜事儿。

　　进入八十年代，社会好像刚刚从梦中醒来，一切从头开始。您会发现城市里人多，车多了，路多了。再看看人们的打扮，西服，牛仔裤加上各式各样的夹克，颜色也不再是过去的一片灰黑蓝色。

　　农民进城，工人上班，学生上课，谁也离不了公共电汽车。哪个年代也不可能没有小偷，这个时代的小偷职业的不多，兼职的不少。好多都是有固定工作，都是利用上下班坐车的时候偷，既不耽误上班，也不影响回家。您要问了，又不是生活所迫，还出来偷什么呀？那时候多数的贼是年轻人，喜欢攀比，充阔气，哥几个三天两头“下馆子”。比如说你穿了双“三接头”(皮鞋)，我看着眼馋，工资又不高怎么办？想办法弄点钱，就想上车偷了。得了一次手就改不了了，一上车手就痒痒。如果给抓住了，处理完后，单位接回去继续安排工作，为的就是给他机会重新做人。

　　北京第一支真正从事专业打扒的队伍是1984年公交分局成立后组建起来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付作新就是这一代专业反扒民警。付作新就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我抓过一个小胖子，20岁出头，就是个工厂的工人。每天准时七点从家出来上5路，他们家在右安门。然后去倒351路，到丰台南口下车，走几步就到厂子了。天天在车上“摸几把”，不管下不下东西，按时进厂子上班。如果按常理，我一定感觉自己走眼了，再看见他也许就不理会了。可这时候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反扒的经验，对于这种贼心里有了准备。他进厂子上班，我们就去工作保卫处了解情况，问清了几点下班。然后我们就上别的车路工作了，等他下班，再接着跟，一点不耽误，最后把他给拿下了。”

　　有小偷自然就有抓小偷的。经过了数年的摸索，北京公交公局反扒队已经初具规模。侦查员不仅具有了相当的业务水平，更涌现出了好几名智勇双全的英模，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扒手当中打出了名气。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付作新的胸前已经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奖章，此时他手里有近一千名扒手的记录。与此同时，又一颗打扒新星在公交分局反扒队冉冉升起，他就是30岁以前就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首都劳动奖章、一等功等诸多荣誉于一身，被誉为公交车上的“战神”王秋生。

　　王秋生对八十年代的抓贼生涯记忆犹新。他们管这个时期叫“挖平台”时期。顾名思义，贼的偷窃目标从“天窗”下移到了上衣下兜和裤兜。这样一来抓贼的难度就上去了。您想想看，贼的手在下边练，前后左右都是乘客，不好发现了。特别是下没下东西你看不清楚。这时候的反扒工作也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优秀的反扒侦查员已经熟练掌握了发现、跟踪、控制、抓获这四项技术。特别是贼偷出东西的一刹那，行话叫“出壶”。抓“嫩”了贼还没偷出来，捉贼没赃。抓“老了”贼把东西都甩了，死不承认。要做到不老不嫩，人赃俱获。这个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王秋生就能做到。

　　当时，北京门头沟一带的贼比较多，这除了历史的原因外，与那一带离京城较远、反扒民警鞭长莫及也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原因，那边有煤矿，许多人在矿上上班，有份稳定的收入。这对于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可算是个白领了。所以不少贼就把目光盯在了门头沟这片儿。

　　门头沟的贼，“手艺”好，胆子大，车上车下都敢偷。特别是326、336两条线儿，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乘客上车都提心吊胆。于是，以王秋生为首的公交分局的反扒高手们开始了远征门头沟的行动。

　　当时首都公安的装备与现在根本无法相比，反扒民警的装备非常简陋。当时王秋生他们抓贼，都是坐公交车。有时早上起得太早，还没公交车呢，就骑自行车。那时全队才有一辆212吉普车，跟宝贝儿似的，谁也不舍得使。可去趟门头沟坐车就得几个小时，到那还没干活就该往回赶了，不然回不了城了。回忆起打门头沟的经历，现在已是反扒大队副大队长的王秋生总是津津乐道。

　　“开始打门头沟特不顺，天天长途跋涉到那了，每次却空手而回。贼是不少，车一过首钢小区，一会就上来一拨，可晃悠几下就下车了，死活就是不练活儿。后来我一琢磨恍然大悟。八几年远郊区县跟城里人的穿着差得挺大的，反扒民警的装束在市里没问题，可一到这立马儿就像外星人的感觉，特不搭调。比如，当地人穿牛仔裤不穿旅游鞋，而是多穿皮鞋或布鞋。贼的眼多尖呀，感觉车上的生人一多，扭头就颠了。后来我们观察了好几天，把衣服和鞋都找齐了，连说话都学得差不多了，这一招果然奏效。

　　“那天我们哥几个一早就上了326，车到了水闸，上来四个，一看动作就知道是惯偷。四个贼感觉车内没‘外人’，就放开了胆儿，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吃了一惊。有的贼直接就去拉乘客的提包拉锁儿，被发现了毫不在乎，瞪你一眼，又奔别的乘客去了。这哪里是偷，整个一明抢！

　　“一个贼伸手摸我的左裤兜，幸好我事先把钱和工作证放到了里怀。这时又一个长得黑黑的贼过来摸我的右裤兜，这里可有铐子，我用手一捂。那个贼气得还给了我一脚，他们人多势众，欺负我一个‘人’呗。车到了河滩站，这个贼从一名中年男子的破军大衣里扽出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可真不少了。贼特美地把钱往自己的兜里揣，这时候我一把给攥在手里了。当时他特吃惊地看着我，可能是从来没被警察抓过。抓了这四个贼以后，我们还坐着这趟车往回走。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警车，抓完人也得坐着公交车回单位。正这时候，车门一开又上来三个贼。贼有贼相，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离我还不到两米了，我这边还铐着四个人呢。我马上拿衣服往贼手上一套，想着能应付过去就应付过去。没想到仨贼上车就开始练活儿，根本没往里边走，也不抬头看人。他们这是习惯了，这边警察来得少，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车上还有便衣。也真该着他们倒霉，警察和小偷加起来有半车人了，仨人谁也没发现。几下就偷出一盒烟，现在听着都新鲜，一盒烟也偷，那时候这就算很平常的事。又被我们给摁了，后来铐子也不够用了，一个铐子铐俩，这么着给带回城里。”

　　从那以后，为了抓贼方便，王秋生他们索性就住在门头沟，把“贼情”摸得一清二楚。公交分局反扒民警连端大峪、河滩十几个贼窝儿，上百名扒手落网。一时间门头沟的贼成了惊弓之鸟，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大战职业贼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大家都有目共睹。如果您问一个抓贼的人，他一定告诉您，路宽了，线儿长了，公交车多了，贼难抓了。

　　确实，北京公共交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从几千辆车猛增到了上万辆，线路多得像蜘蛛网，长得都出了北京伸向全国各地。乘车人的数量更是成几何数字上升，虽然小汽车已经进入家庭，但乘公交车出行还是占主导地位。人财物在公交车上越来越快速地流动着，对于公交车上的扒手们来说，这无疑是个发财的好时机。京城反扒民警们正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此时面对的贼已经越来越职业化，可以这样讲，这个时代的贼为了钱已经是不择手段了。

　　人口大流动，使得北京成为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城市，大量的外地人涌入京城。北京公交车上贼的成分这时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外地贼占了九成以上。全国天南地北的贼当然都是看中了首都这块风水宝地，他们跟以前的北京“老泡”不同。经过了多年打击，北京这些贼的胆子越来越小，手法越来越隐蔽，作案的职业性越来越强了。

　　什么叫职业贼？反扒民警马有胜是这样对我说的：“就是以偷为生以扒为业的贼。贼自己要吃，还要吃好的。自己在北京每天要住旅馆，出门要打车。晚上还时不时地去歌厅浴池耍一下，每年还要往家里邮钱。这钱从哪来？都从老百姓兜里来。‘手艺’差了行吗？能轻轻松松被你抓了吗？你抓他时他能不折腾吗？”

　　职业贼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讲还是个陌生的词儿，到底“手艺”到了什么程度算职业贼？先举一个例子。每到月初，准确点说是每月的4号，反扒民警都喜欢跑学院路一线。为什么？因为这里高校云集，大部分教师都乘公交车上下班。为什么4号来呢？因为这一天开工资。您看贼都算计到了什么份上，这样的贼能不是职业贼吗？

　　所以九十年代的贼不好抓，抓一个贼都要经过斗智斗勇的过程，不仅要流汗流泪有时还要流血。据统计，九十年代北京公交分局反扒民警每年受伤的高达几十人，居各警种前列。

　　1999年5月28日傍晚，公交分局反扒民警曹正玉、马冰在360路动物园车站工作时，发现在上车的乘客当中，一名膀大腰圆的青年人从前面的一名男乘客腰间偷出一部手机。曹正玉上前一把攥住那只黑手，另一只手搂住了扒手的脖子。

　　“别动，警察。”马冰边喊边掏铐子。就在这时候，只见那名扒手扔掉了手机，从裤兜里摸出了一把大折刀，拉出刀锋，一刀扎在曹正玉的肚子上。扒手趁机挣脱出来，转身就跑。马冰几步追了上去，与扒手搏斗起来。扭打中马冰的手腕，大腿都被刺中，一串串的鲜血洒落在马路上。一阵阵的巨痛让曹正玉根本站不起来，他只能看着马冰拖着伤腿追扒手。据医生讲马冰腿上挨的那一刀有12厘米深，差一点就把腿给废了。曹正玉事后才知道自己的肠子被穿了九个孔，而且再也无法从事心爱的反扒工作了。

　　曹正玉和马冰住院时我也去了，由于媒体的宣传，社会各界群众都自发地来看望。每天送来的鲜花都摆满了病房。我特别注意到反扒队的哥们儿来看望他俩时，都带着一种异样的神情。

　　“哥们儿，悠着点。家伙一定带好了，该下家伙时千万别手软。”马冰叮嘱每个哥们儿。

　　说实话，谁看了同行伤成这样心里不哆嗦是假的。都是干这一行的，谁没有妻儿老小，自己不怕家里人还怕呢。可他们出了医院门仍然大踏步地走向车站，谁也没有含糊。贼还得抓，谁让他们是抓贼的刑警呢。

　　职业贼的第二个特点是作案手法职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白了装钱的地方多了，贼偷窃的手法也就发展了。以前的贼纯是靠手上的功夫，现在的贼可是五花八门，什么招都用上了。比如说刀片贼，上车时手中夹着一枚刀片，专门是对付那些钱藏在内衣里或防盗裤衩里的乘客。手机贼为了对付女士胸前挂的手机，身上有时备着把剪刀。类似的道具还有大空包，报纸，衣服等，为的就是遮挡乘客的视线，便于下手行窃。

　　职业贼的第三个特点是作案隐蔽性更强。过去反扒民警看贼多是从贼的打扮上断定。比如贼因为常年挤车，他穿的衣服特别是裤子和鞋特别脏，特别是鞋的磨损很大。还比如贼一般在车站上都站在最后，这样便于他观察情况，发现目标。可职业贼不同了，你看他们穿得西服笔挺，皮鞋锃亮，夹个手包，乍一看跟白领似的。有的则是一身民工打扮，混在乘客里根本不显眼。这样的服饰更具迷惑性，不仅是掩乘客的耳目，更是为了躲避反扒民警的眼睛。

　　说起职业贼，每名反扒民警都有着不同的认识。马永胜探长跟职业贼聊过，那个贼说他只要用手一“趟”乘客的兜，就能感觉出来里边的钱包装了多少钱，最多再用手指一掐，他说出来的钱数跟实际差不了二百。因为一百元的人民币多数比钱包宽一个小边儿，他一掐这个边儿就能感觉出来钱数，再决定偷不偷。

　　“那次我在22路豁口站看见俩人，一看就是职业贼。一个在车站上‘抢门儿’，一个蹲在车站后边。你如果光看见‘抢门儿’的那个，后边的贼准‘醒’(发现)你。他一个口哨俩人打车就颠了，让你都不知道输在哪。我们见这样的多了，根本不靠近车站，躲得远远的。抓贼人的眼睛都好，站个百十来米也能看得八九不离十。后来两贼‘抢门儿’下不来，就准备上车偷。那个放风的贼才绝呢，因为怕后边有人跟着，他最后一个上车，而且是倒着走，眼瞅得没人跟着自己了，这才踏踏实实地上车偷。在车上俩人的胆儿大多了，用手把前后左右的兜都趟了一遍，准备下个大份。职业贼就有这个特点，他要么不偷，偷就不能小了，用他们的话说冒一次险必须值。后来这俩人没到一站就下来一个‘大皮子’(钱包)，是从一名男乘客手包里扽出来的。当时手包夹在腋窝里，还拉着拉锁，偷完后男乘客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也没跑了，被我一把攥在了手里。我们是干什么的，不比贼贼怎么抓贼呢？”说到这里他爽朗地笑了，充满着自信。

　　王小明有个绰号叫“鹰眼”，其实反扒民警个个都是“鹰眼”。您想，人潮车海当中，一眼就能把混在其中的扒手筛出来，眼力能差得了吗？不过王小明确是与众不同，他的认贼方式真让人耳目一新。

　　那是1999年的夏天，我跟王小明探组“打早”。“打早”是行话，就是起个大早儿赶头班车抓贼。那天来的这个地方地处海淀区西苑附近，这里是农业大学、颐和园等地进城的换乘车站，客流量很大，离城里又偏。所以一些扒手便选准了这块宝地，近期途经这里的332、362、915等几条车路上都有乘客被偷。

　　我以前也打过早儿，都是5点钟起床，到了地方一般都是5点半，正好赶上头班车。可跟这位反扒高手“打早”可苦了，约我四点钟在单位门口集合，干脆这一晚上就别睡了，因为总怕睡过头。

　　我见到王小明后就问：“王哥，我干这行也好几年了，跟刑警队‘打早儿’不是第一次了，可4点钟也太恐怖了吧。头班车也不过是5点半才发嘛。”

　　“敌情变啦兄弟，你那是去年的皇历喽。”王小明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我给你算算：4点钟出发，中途接我两个徒弟，到西苑就是4点半了，那里是郊区车站，又多又分散，等我们看完地形至少也5点多了。那儿的头班车是5点40，如果我们稍微一磨蹭，准赶不上头班车。”

　　“‘打早儿’就专门赶头班车吗？”我有些不解地问。

　　“兄弟，你知道许多贼专吃头班车是为什么？他们知道警察也是人，也喜欢睡个懒觉。可他们为了偷钱，再早他们也能起来，他们以为这样安全。不来就算了，如果我们来晚了，弄得人困马乏的，赶到这贼已经收工了。嘿，这才叫起个大早儿，赶个晚集。作为咱打扒的心里那个憋屈就没法说了。”王小明说着往后一靠，把眼睛闭上了。

　　“冬天‘打早儿’才叫苦呢。在站上呆五分钟就冻透了，手都伸不出来，这就是抓贼，贼能吃的苦我们全能吃，贼都服了。”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们的车躲在距车站两百米左右的一个小吃店后边，两个徒弟在下一站接应。车上的王小明根本没在乎距离的远近，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时不时地用眼睛扫一下远处的车站。“离得也太远了，我这5.0的眼睛也只能看清车站上是男是女，万一贼来了怎么发现呢？”我心里有点犯嘀咕。

　　“说实话，要说六点大街上还有人，除了卖早点的，晨练的，赶头班车的，五点就在大街上溜达的也就是警察和小偷了。所以一定不能大意，尽量躲车站远点。贼是谁呀，贼是‘贼’呀，不比一般人‘贼’能叫贼吗？我们不比贼‘贼’怎么抓贼？”这是我第一次听王小明说这话，当然不是最后一次。

　　“王哥，你怎么看贼？”我每见一位反扒队的人都会这么问，我知道他们每人都有一套认贼的法儿，这位高手一定别出心裁。

　　“你怎么看呢？”他反问了一句。

　　“夏天不穿凉鞋，冬天不戴手套，走路半哈腰，嘴里叼着票，背着大空包，鞋踩得跟花瓜似的，对吗？”这都是反扒高手们总结出来的贼相，我早背得滚瓜烂熟了。

　　“嗯，形象极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认贼绝对够了。可对我们抓贼的来说还只是初级阶段。你想想，贼的衣着可以变吧，比如说大冬天里‘抢门儿’就戴着手套，还是大厚手套，你还照搬条条框框行吗？现在就有这样的贼，他右手插兜，左手戴着手套，真正抢门的那一刹那用右手，我就遇上过几次。”

　　“照你说的，看贼看什么呀？”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凭现在的经验，是贼就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你要非说出几点来，从我这看，远看动作近看表情，有时干脆什么都不看了。”他笑了笑。

　　“什么动作？什么表情？什么都不看你能抓贼？”我一连问了三个问题。

　　“你看贼如果准备上车，他多半是瞄好了目标。这时候他上车的动作一定是贴着目标，根据目标前后调整自己的姿势，特别是‘抢门儿’的贼，他贴乘客再近，也要把准备下手的部位空出来，这时的姿势绝对与众不同。外行感觉不出来，可我们瞟一眼就明戏了。有时候离车站还有百十来米，一眼就知道有没有贼，有时还能看出来贼‘下’东西了，这是这个缘故。”

　　“厉害。”我有点开窍了。

　　“那近看表情是怎么回事呢？”

　　“把车锁好，别离我太近，上车。”王小明略带命令的语调里还有些激动。

　　望了一眼远处的车站，我知道来事了。

　　渐渐地走近了车站，我看了一眼表，5点35分。这时车站上已经有十六七名乘客了，多数是背着双肩背的学生，进城上课的。贼呢？我用眼扫了好几圈车站，干了这几年的反扒宣传，我认贼的本事虽然比不了侦查员，但也比一般乘客强多了。可我没发现什么可疑人，我再看王小明，他打开了一张报纸，专心地看着上面的东西，偶尔抬头看看来车的方向。

　　一辆362路车缓缓驶进车站，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三个身穿蓝黑西服的男青年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直奔后车门。从他们的眼神，动作，我感觉八九不离十。可王小明是怎么盯上他们的？一股巨大的兴奋马上将疑问冲得无影无踪，是猎手看见猎物的那种兴奋。我夹着摄像包跟着乘客上了车，王小明离我不远。车是经过西三旗、东北旺等几个站过来的，乘客已经很满了。

　　把自己当成乘客，贼就不会发现你。这是许多反扒侦查员跟我说过的话，我只是将手中的偷拍包尽量对准三个扒手所在的方位，眼睛盯着车窗外，时不时地看一眼王小明。

　　王小明个子本来不高，在车厢里更显不出来了，被夹在人缝当中，让人感觉有些好玩。他离三个扒手的位置比我还远，中间隔着这么多人，他眼睛再“毒”也不能遥控呀。我有些着急，想离贼近一些。可我刚想动，王小明用眼睛制止了我，跟着这样的打扒高手，我也真是瞎着急。

　　一名扒手紧贴着一名中年女乘客，眼睛不停地向四周打量。与众不同的是他头不动，只是两只眼睛前后左右转，异常灵活，而且这一刻扒手显得很紧张，仔细看特别明显。噢？这就是王小明跟我说的贼的表情吧。我茅塞顿开。

　　其他的两名扒手似乎没什么行动，规规矩矩地坐车。车过了马连洼，小清河，下一站是西苑了。三名扒手两手空空地下了手，我正不知道如何是好，肩膀被王小明拍了一下，示意我下车。然后他小声对那名女乘客说了些什么，女乘客竟也顺从地和我们一起下了车。

　　我们一下车，在这里接应的徒弟杨成迎了过来。“王师傅，他们三个在对面的车站，可能是往回翻了。”

　　“杨成你跟着上去，有情况马上通知我。其他人上咱们自己的车，在后边跟着。”在车上我知道，那名女乘客丢了一个钥匙包，里边有二百块钱。

　　“为什么不抓呢？咱们四个抓他们仨正好。”我这回真是有些糊涂了。

　　“刚才车走过小清河时，我看见一个扒手向车下看了一眼，敢情车站上还有四个。咱们今天来着了，一勺烩。”

　　我服了，就车这么一过，站上还有四个贼都逃不过，这双“鹰眼”真够绝的。

　　我们的车跟着扒手坐的362又往回走，果然到了小清河站三个人全下车了。车站上马上有几个同样打扮的男青年凑了过来。下手偷钱的扒手竟把那个钥匙包拿出来让同伙们传看，他把钱拿了抽出来，随手把钥匙包丢到了路边的荒草中。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一个也不少。女乘客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小偷扔了，气得直骂。当然这一切也没有逃过我的摄像机。又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四个人怎么抓七个贼呢？

　　“一会儿这几个人肯定上933回家，咱们趁他们坐一趟车时下手。杨成你们俩只管堵车门，有跳窗子的一个也不能放走了，小字和我上车抓人。”王小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啊？我们两个上去？我连个手铐也没有？我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是想着跟着“鹰眼”准没错。事后我怎么想怎么感觉不可思议。

　　七名扒手聊了一会天儿，分头上了一辆很空的933，这是奔香山方向走了。我们的车突然横在了933车前。王小明拿出证件向司机一晃，售票员打开了车前门，这时杨成、张江小哥俩掏出警棍一前一后把住了前后车门，我紧跟着王小明上了车。“警察，别动。”王小明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他一把攥住了一只手，咔嚓一声戴上了锃亮的手铐，这时我才看清是那名偷钥匙包的扒手。又一声清脆的响声，手铐的另一半铐上了另外一名扒手。全车都很安静，只听见一阵咔嚓咔嚓的悦耳的金属的碰撞声。所有的乘客和我都看着这一幕精采的警察抓小偷的活电影，我当然没有忘把镜头对准了这位王探长。三副手铐铐了六名扒手，剩下一名扒手腿都软了，一下子坐在了车地板上。谁也没有想到，这样寡不敌众的抓捕，没有影视作品里警匪片中的激烈打斗，没有警笛轰鸣，只是一阵阵悦耳的金属撞击声。一个人擒住七个贼，这就是“鹰眼”最精采的一次出手，至今被反扒队里的人津津乐道。我有幸目睹了这一切。

　　相比七八十年代贼的单打独斗，九十年代职业贼多以团伙形式扒窃作案，这样首先是为了反侦查的需要。比如一个三人的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动手扒窃，其余两个则主要是放风和掩护。这样的好处在于分工明确，负责偷的就专心偷，别的他什么也不用管，不像以前一个人作案担惊受怕，畏首畏尾。贼结成团伙作案还有一个目的，一旦被发现(行话叫把事主偷醒了)可以仗着人多势众殴打事主，变暗偷为明抢。遇上侦查员抓捕时，团伙成员多是拒捕反抗。

　　九十年代的扒窃犯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招贼的线路集中。何谓招贼的线路呢？比如说300路公交车。这是环三环的重要线路，您如果有机会来到300路沿线，不管是北太平庄，人民大学，还是公主坟，安贞桥，您就能感觉出来什么叫挤公交车了。特别是早晚高峰，一辆公交车上每平米十多个人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的环境，贼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所以300路一直是公交分局打击的重中之重，特别难忘的一次是集团出击痛击扒手群，那还是1998年冬天。

　　这天凌晨的温度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指挥车里，车窗的玻璃上全结满了冰花。不到五点钟，所有的单位全部到位。今天的总指挥是副分局长张振宾，他是从一线反扒干出来的，对抓贼再内行不过。他说自己挺紧张的，因为这种集团作战在他20多年抓贼生涯里还没有过。以前打击一条线路，都是以零散的探组出击。打掉一个扒窃团伙后，在这条线路上的其他团伙得到消息一哄而散，效果并不理想。今天他集中了反扒大队和九个派出所的精英，一个时间同时出击300路全线。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尝试过，有点像打大战役的味道。

　　张局手里拿着电台，从4点半就开始不停地看着表。300路头班车是五点半，今天的表走得似乎格外地慢。

　　“各小组注意，现在头班车发车，全线出击，有战果随时向我报。”张局发完命令后，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在等第一个战果，万事开头难。

　　抓贼这东西可不是打仗，看见敌人一扣扳机就完了。这要经过跟踪，要人赃俱获，难度我们谁心里都清楚。快六点了，电台还没有动静。我心里特紧张，全线出击，怎么会半个小时了没下一个贼呢？

　　“张局，我在安贞桥‘下’了一个，一个钱包400块钱。”声音是王秋生的。

　　“秋生，赶快把人带离现场，小心打草惊蛇。”张局长长出了口气。

　　“西单所‘下’来五个，一部手机一个钱包，位置在成寿寺，请指示。”

　　“反扒队在亮马桥抓了仨，手机一部。”……

　　真邪了，好消息像雪片似的一个接一个，电台里都叫成一团了。各单位都摽着劲呢，谁也不甘落后。

　　“干得漂亮，我也坐不住了。你们不跟我上车转转，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放下？”张局竟然也手痒了。他带着两名随警作战的记者上了300路，从人民大学上的，到了公主坟就下车了，还真不含糊，逮了个扒窃现行。被记者拍了个正着，当天晚上的新闻就播了。这一早上反扒民警从300路及其沿线一共抓了70多个贼，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九十年代京城的反扒队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支令北京乃至全国扒手都闻风丧胆的打扒尖兵正秣马厉兵，准备痛击任何来犯之敌。

　　反扒女探长

　　时光飞逝，转眼已经跨进了新世纪。新千年可以说翻开了首都公交打扒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在这个时候，抓贼队伍里出了一位女中豪杰，她就是京城唯一的反扒女探长于晓明。她的故事充满了神奇与艰辛。

　　“你知道大猫儿在我这还吊主？臭劲儿的！洗牌吧。喂，师傅，我们快到杭州了，这几天下贼了吗？让哥儿几个精神点，这个月最少得弄一起中案。行了行了，挂了吧，我闺女给我来电话了。”一个高吭的女声回响在整个列车厢里。

　　她就是于晓明，我第一次与她正面接触是在火车上。2002年3月，公交分局组织本单位立功受奖民警外出旅游，使得这位京城唯一的反扒女探长平生第一次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边上溜达了一圈。

　　火，从外到内，这就是我对于晓明的印象。难怪她刚出道一年多，就“折”了200多扒手，火遍整个反扒大队。

　　晓明刚到公交分局反扒大队是1990年，那一年她正好20岁。一头自来卷的短发，一双并不大却透着机灵的眼睛，一口一个师傅，晓明的到来让这个纯男性化的队伍里的每个人都眼前一亮。

　　不过抓贼这活儿可不是好玩的，难、累、险，一个小丫头片子，也就在内勤呆一辈子了。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想法。

　　“我是来当刑警的，我要上车抓贼。”晓明的态度让队领导第一次感觉这个女孩子有性格。

　　“真想干还是想把刑警队当个跳板？”抓贼能手张立忻劈头就问。

　　“师傅我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当军人或刑警，我来了就是铁了心，您以后就知道我了，我不比男的差。”晓明瞪大了眼睛看着张立忻。

　　于是她跟着比她大10多岁的张立忻开始了抓贼的生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条路竟然如此充满了荆棘。

　　晓明一入道就收到了奇效，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说实话，这得益于她是个女的。

　　抓贼说白了就是发现与被发现的关系。发现贼是第一步，不被贼发现是关键。贼对身边的人时刻都保持着一种高度的戒备状态，在公共汽车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反扒民警靠近贼的难度非常大，被贼“灵”了(发现)而前功尽弃是经常的事。

　　可自从带上了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小丫头，张立忻发现抓贼变得比以前容易了。

　　“师傅，刚才你让我看那个人的脚底下干什么呀？”晓明一边捶着酸疼的腿一边问。

　　“那个人是贼，我以前抓过，今天他好像认出我了，没‘练活儿’(工作)，不过你看他的鞋和别人不一样。”

　　“噢，我知道了，贼的鞋老被踩，特脏对吗？”

　　“记住了，这是一个认贼的小窍门。这样的窍门多了，只要你多留神，就不会像刚才那样，挨个给车上的人‘相面’了。”

　　“那我从车站往车上看贼怎么看呢？”晓明不解地问。

　　“这是功夫，一辆车从眼前过去，就是那一瞬间，上边有没有贼心里就有数。好多时候是一种感觉，不抓上百个贼你是练不出这种感觉的。”

　　可张立忻怎么也没想到，晓明发现车上的贼只用了一个星期。

　　那是1990年5月的一天，俩人来到了331路车新街口豁口站。晓明今天穿着一身破牛仔服，一双运动鞋。她现在知道了，抓贼不是遛马路，逛商场，穿什么好东西都糟蹋了。自己那双新皮鞋这几天底儿都快磨平了。

　　眼看着快到十点了，连个贼毛都没见到。一辆331进站了，晓明站在前门处，学着师傅的样子往车上看。工作一个星期了，自己连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白记了一大肚皮窍门儿，怎么瞅谁都像贼？

　　车刚一出站，晓明突然向身后的张立忻说：“师傅，刚才那辆车上有个人像贼。”

　　“你怎么看出来的？”

　　“那个男的紧跟着一个老太太本来要下车，可一只脚刚下了台阶马上又缩回去了。我感觉……”

　　张立忻刚听了一半，马上跑过去截住了正准备过马路的老太太。

　　翻了半天，老太太发现自己放在外衣兜里的四块五毛钱不见了。因为刚才在车上买票时掏出五块钱，售票员找给自己的全是五毛一张的，记得很清楚。

　　俩人撒丫子就追，晓明跑得比师傅还快。因为这个贼是她自己发现的，她一定要亲手抓住他。

　　前边一个红灯帮了他们的忙，车门一开，晓明一指那个男的。果然，在他的兜里发现了老太太的四块五，而他自己竟然说不出兜里的钱数。

　　“师傅抓住他，他是小偷。”晓明特兴奋。

　　可究竟怎么抓她根本不知道，原来那时候她连铐子还没发呢。

　　“小丫头眼够‘毒’的，以后一定有出息。”张立忻边给小偷戴铐子边想。

　　没几个月，晓明便在反扒大队里火了起来。一是指她的脾气，二是她的工作成绩。她天生的男孩子脾气，用她的话说，从小到大没一个男孩子敢欺负她。

　　张立忻探组前三个月竟然完成了全年的抓贼指标，这种事在全队可是第一次。众多的反扒能手都用钦佩的眼光看着这位新入道的女孩子。

　　其实，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磨练，晓明已经渐渐从徒弟变成了师傅的好搭档。如此惊人的进步，张立忻的解释是这丫头天生就是抓贼的料儿。

　　那天，俩人从阜成门上了103路电车。一上车，张立忻就搂着晓明的肩膀，晓明心里明白了：车上有贼。俩人像是搞对象的小青年儿，在车上旁若无人地说说笑笑。张立忻背对着车厢，晓明歪头一看，师傅身后不到两米远，有两个北京的“老泡”(老贼)。前几天也是坐103，看见过这俩人，当时他们好像认出了张立忻，所以翻了几次车后溜了。

　　看小偷眼睛总往这边踅摸，晓明一把搂住了张立忻的脖子，亲热的动作招来车上不少乘客的白眼。那两个“老泡”放心多了，其中一个把手伸进了一名男乘客的后裤兜。小明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手上多了一个钱包。小偷一边把钱包往兜里揣，一边瞪了晓明一眼，意思很明显：你少管闲事。

　　晓明用手轻轻一拍师傅的肩膀，张立忻突然一个转身，一把就钳住了那只拿着钱包的手。同伙一见不妙，想往后退。晓明上去一薅脖领子，用胯一顶，那家伙服服帖帖地躺地上了。

　　“这闺女真行，留神摔着。”旁边一位大妈眼都直了。

　　“小于子这手够脆的，在警校学的吧。”张立忻笑着问。

　　“这算什么呀，哪天我单独抓个贼让你瞧瞧。”晓明心里想着。

　　其实以晓明当时的抓贼技术，完全可以独立工作了。可队里领导怕出危险，一直让张立忻不离左右。

　　一年以后，她的愿望实现了。

　　那是1992年3月一天的下午，晓明到队里开完会出来，一看表刚4点多。今天张立忻请病假，队里领导让她早点回家休息。她从东单上了110路公共汽车，到了米市大街，车上一个小子的手伸进了前面女青年的挎包。其实一上车晓明就感觉那小子有点不对劲儿，已经注意他多时了。可真发现小偷掏包时晓明的心开始打鼓了。毕竟这是她第一次单独面对小偷，自己都能听到“咚咚”的心跳声。她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腰里别着的铐子。

　　车身一晃，小偷的手马上缩了回来。晓明的额头上渗出了汗，当时的她比小偷还紧张。师傅这时该往前靠了，心里想着，晓明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凑过去的，好像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女的，那小子肯定早就‘灵’了。”后来晓明自己回忆说。

　　灯市口快到了，女青年准备下车了。小偷狠了狠心，又把手伸进了挎包，这一次抻出一卷钱。

　　“小偷！”晓明大喊一声，上前一把给“掐”了。

　以前看师傅抓贼，都是一攥手腕子，往身后一拧，咯嚓一声就戴上铐子了。可晓明怎么也没想到，轮到自己竟然这么费劲。一只手怎么也拽不动，两只手一起掰，勉强戴上一只手铐。

　　这时，刚才被弄懵的小偷清醒过来了，挥舞着另一只手，死活不让铐。晓明生怕小偷跑了，两手紧紧攥着铐子，俩人较上劲儿了。

　　过了好几分钟，旁边的乘客才如梦初醒。几个大小伙子过来将小偷撂倒了，晓明这才将他的另一只手铐上。扑通，晓明一屁股坐在地上，只剩下喘气了。

　　抓了两年贼，正当于晓明声名鹊起之时，她却突然离开了钟爱的打扒一线。就连不少小偷都在打听：那个“假小子”怎么没信儿了？

　　由于组织上的照顾，结婚生子的晓明被安排到了内勤。这一呆就是七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一晃已年过三十了。

　　七年来首都的公共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京城反扒事业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也就是在这一年，晓明再也坐不住了，这位当年的反扒女杰准备重出江湖了。

　　晓明的复出，得益于反扒机制的改革。2001年，公交分局首先在反扒大队实行探长制，以探组作为打扒的基本单位，这样一来极大地提高了抓贼的成功率，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反扒民警的受伤几率。

　　于是，一场在全大队里公开选拔探长的活动展开了。

　　笔试第二名，面试第一名，综合成绩全队第一名。在内勤默默无闻工作了七年的于晓明，让大伙儿着实吃了一惊。毫无争议，晓明走马上任，成为全市公安系统第一位反扒女探长。

　　七年之后再上公交车，晓明感觉自己恍若在梦中。这次可不是当年的小丫头片子了，40多岁的师傅张立忻已经成为自己的探员，再加上刚从警校毕业20出头的刘沛焱，真可谓是集老中青于一探组。

　　“师傅，咱们这次又搭帮了，您还记得三个月完成全年数的时候吗？”晓明调皮地看着年过40的张立忻。

　　“于子儿，现在可不是以前了，敌情全变了，全看你的了。”

　　“你怕什么呀？咱们比谁差呀，拿不了前十名我探长就不当了。走，今天跑跑车，看看北京的小偷现在变成啥样了。”

　　于晓明的冲劲儿还跟当姑娘时一个样。

　　果然不一样了，站在人流涌动的车站上，看着往来的各式各样的公交车，晓明有种陌生的感觉。公交车线路变化太大了，以前跑惯了那几条线，现在多了十倍也不止，许多新线儿自己都没听过。

　　再看乘车人的穿着也变了，七年前哪里见过小女孩个个胸前挂个手机呢。当然，贼从穿着到活动规律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晓明开始了更艰苦的二次学艺。

　　一段时间里，家里单位都见不到晓明的身影。一打手机不是在大北窑928车站，就是坐320奔西苑了。整整一个月，总算把北京各条公交线都跑了一遍，包括那些8字头9字头的郊区车也没落下。

　　回到家里早已筋疲力尽的她，又开始翻反扒热线记录。这里记录着市民通过反扒热线反映的各类扒窃活动线索。什么时间，什么区段，扒手什么特征她都记在本子上，边记脑子里边盘算着第二天领着兄弟们上哪趟车。

　　2002年12月4日凌晨4点，于晓明顶着寒风走出胡同，发动了汽车。为了怕马达声吵醒还是梦中的家人和邻居，她头天就把车停到了胡同外。

　　这叫“打早儿”，专门是对付赶头班车的扒手。这可是晓明自己的车，开私家车抓贼在反扒大队她是第一个。没辙，那么多探组都“打早儿”，队里的车根本不够用。这个点儿出门连出租车都打不着，不开车行吗？

　　接完了师傅和小刘，还得接上另外一个探组。现在的扒手大多数是团伙作案，自己是个女的，抓起人来特别吃亏。所以是晓明看上了兵强马壮的杨磊探组，两个组总是捆绑作战。

　　可小小的富康车却有些吃不消了，天天拉着六个大活人，满世界转悠，现在是冬天挤一挤还凑合，可到了夏天怎么弄呢。您如果在哪个大清早儿，看见五个大男人推着一辆打不着的富康车，司机是个女的，那就一定是晓明她们又“抛锚”了。

　　今天晓明她们是5点钟到的中坞村。她们在425路连续工作了十多天，才摸清了这伙扒手的住处。一共5个，全住在这个村里。每天5点20准时上360头班车，偷不下来就到小煤厂，在这倒425、334、347等车，奔永定路或动物园方向。

　　天真冷，风呼呼的，也不敢着车，怕惊了贼。六个人缩在小富康里，紧盯着黑乎乎的村口。

　　“一会儿人出来了，小刘一个人上车，咱们在后边‘坠’着。如果他们还在小煤厂翻车，我一人上去，你们等我电话。”晓明抓紧时间布置。

　　“我跟你一起上吧。”杨磊说。

　　“这几天他们都认识你们几个了，就我和小刘没跟他们打过照面儿。”

　　“于子你看见他们‘下货’(偷出东西)，打个电话就行。到时候我们一堵车门，一个也跑不了。”张立忻叮嘱道。

　　“师傅，我一个人拼五个，我傻呀。”嘴上虽然这么说，晓明心里知道大伙都是怕自己出事。

　　扒手也够“辛苦”的，果然又是5点20出村，五个分散着走向不远处的车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反扒民警都冻了半天了。

　　360路头班车很空，几名扒手一股脑儿上了前门。小刘今天穿了身蓝白相间的防寒服，挺扎眼的。看着他上车的背影，晓明皱了皱眉。“小东西怎么今天穿着这么花？还怕贼瞅不见他呀。”

　　扒手们果然在小煤厂下了车。晓明早就等在站上了，她一边看手表，一边瞅着车来的方向，标准的上班族。

　　两名扒手在站台上等车，剩下三人蹲在后边的台阶上，这是团伙作案的一大特点。前后照应，车站上的情况都摸透了。侦查员如果经验不足，光盯前边两个，很快就会被后边的扒手给“灵”了。

　　好容易才等到一辆334，冻了半天的乘客蜂拥而上，他们哪想到身边跃跃欲试的五只“黑手”。

　　车窗外边的天还似亮似不亮，车厢里光线昏暗。乘客们多数在车身的摇晃中昏昏欲睡，哪里能注意到五名扒手眼睛里射出的一道道贼光。

　　两名扒手站在前门，另外三名在中门，晓明站在了他们中间。她的眼睛半睁半闭，似乎在打瞌睡，可两只耳朵都快竖起来了。五名扒手谁都有可能出手，自己稍不留神这次行动就会前功尽弃。

　　车下的侦查员这时候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杨磊不停地看手机，盼着晓明打过电话来。这五个人如果到站一下车，散了以后就难抓了。

　　黑暗中，晓明感觉一个东西在发亮，是中门那三个扒手传过来的。是手机，被一只手拿着，只一闪就又黑了。

　　晓明心里一动，这部手机显然平着移动了一段距离，一定是扒手偷出了一部手机，不小心碰亮了按键。晓明的心一阵剧跳，好像十年前她抓第一个贼的感觉。跟了十多天，终于可以一网打尽了。她摸着黑挤了过去，一边向跟在车后的同伴发出了信号。

　　车门一开，杨磊他们就从三个门一起上车，向扒手们包抄过去。五个抓五个，对于反扒民警来说是小菜儿一碟。晓明特喜欢看这种场面，过瘾。她知道这时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去做了另一件事，拦住了那个准备下车的被偷乘客。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怎么了？”扒手一边挣扎一边喊。这时最重要的是盯住主犯，不能让他把东西抛了。可刚才那么黑，谁“下”的东西小明也不敢肯定。怎么办呢？晓明灵机一动，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丢手机的男乘客。

　　一阵铃声从一名扒手的身上响了起来，这就是我的手机声。男乘客高兴地说。

　　几名扒手当时就傻在那了，认栽了。

　　重出江湖一年，于晓明参与抓获扒手250余名，破大案十余起。当年那个抓贼的丫头又杀回来了，比以前更厉害了，京城扒手惊呼。

　　“于姐你哭过吗？”有一次我问她。我想她一定说没有，这才是她的性格。

　　“哭过两次，都是在我当探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晓明的回答让我一惊。

　　第一次是2001年的夏天，当时晓明带着两个组的人去西直门“打早儿”，快到中午了一看没戏，晓明开着车直奔大屯。因为头一天下雨，她们在大屯124路车站看见三个拿着伞的在那儿“抢门子”。

　　“抢门子”是行话，这类扒手专门趁乘客上车时下手扒窃，自己不上车。

　　果然，晓明她们远远地就看见昨天那三个人在乘客堆里晃悠。其中一个剃着小寸头的从上车和乘客当中，挤了出来，一只手插着兜。

　　“是不是‘下’东西了？”晓明边想边跟了过去。

　　“小寸头”拐了一个弯儿，奔一辆停着的红色桑塔纳走了过去。晓明心里一动，难道自己看走眼了？

　　“小寸头”和桑塔纳车的司机打了个招呼，好像把一部手机给了对方，又转身奔车站了。

　　如果是手机，那肯定是偷的，司机也是一伙的。晓明让杨磊和张立忻他们看着车站上的三个贼，自己靠近桑塔纳看个究竟。

　　“大哥，附近有厕所吗？”晓明敲了敲车窗。

　　司机摇下玻璃，不耐烦地指了指前边。晓明清楚地看见司机手里正在摆弄着一部红色的小手机，已经把里边的卡卸下来了。

　　“你的手机是哪来的？”晓明的声音高了八度。

　　“我的，怎么了？”

　　“你的？什么号？下车，警察。”晓明上前一把将车钥匙拔了下来。

　　杨磊看见晓明开始动手了，怕她吃亏，赶紧跑了过来。这时车站上的扒手又偷出了一部手机，张立忻他们也出手了。

　　司机突然把手机里的卡扔向窗外，然后一拉车门，生往外冲。晓明上前一掰他的手，根本就掰不动，她大叫“杨磊，快来。”此时的杨磊刚从地上捡起了那张手机卡，一抬头，就看见晓明被司机平着扔出去五六米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杨磊可急眼了，玩命地朝司机逃跑的方面追去。

　　晓明一骨碌爬起来，跳上自己的车，一踩油门也追了过去。她不知道自己的衬衫破了好几处，只感觉胳膊和整个后背的皮都搓破了，被汗水一杀生疼。

　　边开车晓明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具体什么原因她也说不清楚，反正感觉委屈。这是她抓贼以来第一次哭。

　　后来晓明说她当时就是想起了自己抓贼以来吃的苦，在根本不适合女人从事的抓贼行当里立足，太不容易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都在这泪水里了。

　　“司机跑了吗？”我迫不急待地问。

　　“能让他跑了吗？连人带车全拿下。这伙扒手是专门租车出来偷，每天光车钱就二百，你想想他们一天得偷多少钱吧。”晓明说完习惯性地捋了一下头发。

　　“还有一次为什么哭？”

　　“那是去年国庆。七天长假我们两个组一天也没歇，你猜怎么着？一根贼毛都没见着，背透了。我当时在前门20路看站(指在车站上蹲守)，看着两个大人领着个小女孩从我眼前走过，我的眼泪就“叭嗒叭嗒”地往下掉。闺女磨我好长时间了，要我带她出去玩。我越想越难过，抓贼的自己苦的累的挺过去了，还让孩子跟着受委屈。”

　　一提她闺女，晓明眼圈又发红了。

　　“于姐，听说张立忻脾气特犟，以前是你师傅，现在听你的话吗？”我叉开了话题。

　　“对就得听，不听就吵。我们俩没少吵，我的脾气也倔着呢。全为了工作，过后马上又好了。当初他搂着我的肩膀，我挎着他的腰，在车上抓贼，一抓一个准。现在我一挎他，他老往后缩，我总说他没十年前的利索劲儿了。”晓明说到这里哈哈大笑。

　　“怎么着晓明，完事没有？下午还去不去345了？”杨磊在门外喊上了。

　　“兄弟，改天再聊吧。哥儿五个还等着我呢，没我他们玩不转。”晓明调皮地说。

　　望着晓明的背影，我脑子里想起了这样一句话：

　　警察也是人，女警察也是女人。

　　对了，随便说一句，于晓明和杨磊是两口子。

　　钱包和手机

　　有了这样的反扒民警，首都公交车上小偷的日子可想而知。

　　不过进入新世纪后，贼情又有所变化。现在公交车上的扒手下手目标越来越单一，就两样：钱包和手机，手机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所以这个时期称为保卫手机时期恰如其分。

　　手机之所以成为扒手作案的主要目标，也是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直接的关系。新世纪后，人们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的信用卡，以前一把下去成百上千的时候不多了。手机呢，作为当代人的信息交流工具，更新快，价值不菲。职业贼早就瞄准了这个商机，他们都有固定的销赃渠道，很容易把偷来的手机变成现金。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不管是男士腰间的手机，还是女孩子胸前的手机，都处于明面上，还不像身上的钱包多一层衣服的保护。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曾经跟一个专偷手机的小扒手聊过一次，让我很吃惊，下面就是我们的一段对话。

　　“你平时在几路偷？”

　　“1路，22路，44路，103路，59路，703，太多了，记不清了。”

　　“今天怎么被抓的？”

　　“今天早上我从前门洗浴中心出来，上了2路。车到了天桥就‘下’了一个手机，摩托罗拉的191，一个女的打完了揣皮包里了。我一挤就给拿下来了，那个女的下车了，我接着坐到了木樨园。在54路车站等车，人太多，没挤上去，又‘下’了俩手机，一个是SONYZ18，还一个是啥牌我也没见过。我寻思差不多了，赶回去找我老大去。坐54到了北京站，没找着我老大，又在珠市口‘下’了一个，东便门‘下’了一个，‘下’最后一个手机被这位叔给抓了。”小扒手说着指了指身边的民警。

　　“一早上你就偷了5部手机？”我吃惊地问。

　　“嗯，今天运气好。手特顺，不过也点背，我把偷来的手机都塞在裤档里了，没想到正偷着其中一个响了，把这位叔给招来了。”他说着说着笑了，可我却想哭。

　　原来，反扒民警上车时，这个小扒手已经偷出手机准备下车了，没想到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一询问，车上有一个男乘客手机没了，果然在小扒手的裤档里找着了，而且还有四部崭新的手机。

　　“你们感觉手机好偷吗？”我问。

　　“男的腰里别的好偷，上车的时候一扒就出来。女的胸前挂的不好偷，如果是活扣还行，死扣就没辙了，有一次我是愣拽的，把绳给拽折了。”

　　“你偷手机事主就没有发现吗？”

　　“发现啥呀，都顾挤车了。我在海户屯‘抢门儿’，手机拿出来没拿稳，掉地上了，那个人都没发现，我捡起来就跑了。”

　　“你有多大了？”我忽然问道。

　　“13了。”他们都讲13岁，这是民警告诉我的。

　　“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老大教我干的。以前我在北京站捡瓶子，老挨欺负，后来打架被老大碰上了，让我跟他学偷。”

　　“你恨老大吗？”

　　“恨，天天给他偷，偷不出来就挨打。他喝多了也打我们，打跑了好几次都给找回来，不敢跑了。”

　　后来我知道那个老大被逮住了，而且被判了好几年。

　　形形色色的贼相

　　我也跟不少贼聊过，大多数贼被抓后，都做出一种很无奈的样子。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做贼，绝对全是一个路子：实在是没钱了，我有一点办法也不做贼。还有的痛哭流涕地说，我一个大小伙子，身强力壮，如果有一线生路我怎么能去做贼呢？乍听起来似乎事出有因，不过抓贼的和做贼的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托词。

　　不过一直以来，我总想探寻一下贼的内心世界。我或许找不到贼的形成原因，但我想至少可以让后人引以为戒。后来我越来越感觉，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外人无法进入的，特别是贼。

　　我把贼分为毛贼，职业贼，小贼。这三种贼是怎么产生的，我想是因人而异，谁也无法笼统下定断，不过通过下面的故事，您或许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毛贼是指那些原来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后来放弃工作走上贼路的。这样的人我一直不能理解，还有什么比失去自由更重要的呢？直到我看到了一本日记，一本扒手日记，我好像亲眼目睹了一个人走上贼路。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上了坏朋友，就等于滑到了犯罪的泥潭。

　　那是2002年夏天，我跟随付作新上车抓贼。从312路公交车四惠站抓了一个3人团伙。贼头儿叫阿四，偷了一个钱包，里面是四百多块钱。这本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打扒行动，不过当我们找到了贼住的屋子里，我们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空钱包，信用卡和十几张手机卡，货真价实一个贼窝。快走的时候，一个笔记本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本贼账，每次上哪路车，偷出什么东西，都有记录，连被抓的经历也详详细细的，整个一本扒手日记。日记是贼头儿阿四的，他一直对民警说自己第一次上车偷，这回他可傻了眼。

　　后来我发现，日记不只是贼账。更记录下了阿四由一名普通进城找工作的农村青年变成职业扒手的经历。我只摘录下其中几个片断：

　　1998年3月23日，晴。今天我从家里出来了，这么多年一直没离开过家，我要和阿良去北京干大事，挣大钱，娶个好媳妇……

　　1998年5月24日，阴。整整两个月了，在东坝干了几家饭馆，一个月只能挣300多块钱。阿良什么活也不干，可他和几个老乡每天出去转转，总能弄回钱，穿得也阔气。他们都有手机，我也想有个手机……

　　1998年6月20，晴。今天我被老板炒了，又没事干了，烦死了。我也不想再干饭馆了，挣不了几个钱，天天5点多就得起来炸油饼。我搬到了阿良那里，让他带我一起出去挣钱。他说我胆小干不了，我猜可能是偷些废铁或电缆什么的卖，我说不怕，只要能来钱就行……

　　1998年6月21日，晴。五点半，天还没亮我就被阿良叫起来。我眼睛都睁不开，只是跟着他们向村外走，直奔332车站。我感觉阿良他们的眼神不对，总往别人的身上瞟。等阿良把一个钱包塞到我手里，让我先回村，我才知道他们是扒手……

　　1998年8月4日，阴。一个多月了，我自己可以偷了。不过这几天阿良告诉我别出去，说“雷子”太多，好几个老乡都折了。我眼看着没钱了，自己去了928车站。自从干上了这行，我就好像上瘾了，什么也不想干了，这样来钱真容易。有时候我路过一个车站，就忍不住凑过去。今天我真背，刚“下”了一部手机，就被逮了。进了船板派出所，然后又去了“炮局”(指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2001年，1月9日，阴。今天是我第三次进“炮局”。快一年了，我都没折过了。这次太背了，我看出来车站上有两个“雷子”，跟阿良上车偷。没想到车上也有“雷子”，阿良刚弄到手一个“皮子”(指钱包)就被逮了，不知道这次几天能放出来……

　　2002年8月4日，晴。天天担惊受怕，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偷这玩意真有意思，每天怕得要死，可就是手犯痒。两天没下东西，明天再去四惠站，希望别遇上“雷子”，老天保佑我……

　　日记到这里断了，因为写日记的再次进了“炮局”。

　　正可谓：扒手记日记，贼账笔笔清。

　　阿四的路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学坏三天学好三年。许多扒手的经历跟阿四差不多，说是生活所迫实在是牵强。每月三四百块钱的平静生活，难道就是他走上贼路的原因吗？古语说：贫贱不能移。四五十岁的下岗女工，尚且能凭着坚强的意志走上再就业之路，让人刮目相看，一个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为什么就不能本本分分地靠体力吃饭呢？我看近墨者黑是这类扒手走上邪路的导火索。像阿四这样进城投靠老乡的青年不少，近朱者赤自不必说，一旦遇上了阿良这样的朋友，自己的贪欲膨胀后结果不言而喻。

　　职业贼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是当前扒窃犯罪主要分子，他们的形成决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下边是职业抓贼人与职业贼的一次对话，您可以细细品味。

　　大万叫万春旭，因为人高马大，说话办事大大咧咧，人称大万。他抓的这个贼可是个老手，别看刚过三十岁，跟公安局打交道可有十年的历史了。这样的人特明白事儿，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比谁都清楚。这次折定了，他也就不在乎了，跟大万聊了起来。

　　“你在北京也这么多年了，还不收手呢？这是第几次了？你自己数得清楚吗？”

　　“大哥，您别说了。今个我是栽了，让您攥在手里了，我认输了。估计这回得搬几年砖了。”贼从大万手里接过一支烟点上了。

　　“你说你真是为了钱吗？在北京这几年，凭你的手艺也够本了，你怎么就是改不了呢？你说你们这伙子，天天祸害老百姓，你们自己心里就过得去？你知道你们偷的人里多少是下岗的，多少是人家看病的钱？”

　　“瞅您说的，谁愿意做贼？我身强力壮的做点什么生意不行，我……”

　　“停！别跟我来这一套。身强力壮的做点什么生意不行，非要做贼，还不是实在没法活了才走这条道儿的对吗？还是老三样？你就不能来点真的，跟我面前还演戏？你耍得过我你今天就进不来了。”

　　“得，得。我说真的，告诉您说，我当初在老家做生意，开始挺火的，后来炒股炒赔了。我来北京找老乡，想一起做生意，我老乡里有人干这个，而且手艺不错，看着他干这行真挣钱，是他给我带上路的。我自己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如果让我自己去偷我肯定不去。这人啊，不能交错朋友。我进去好几次了，老婆也改嫁了，弄得我现在也没家了……”说到这里，贼哭了起来。

　　“改掉了重新做人不行吗？你才三十岁，还准备偷多少年呀？”大万冲他嚷了起来。

　　“确实想改，每次被抓我都发誓一辈子不偷了。天天担惊受怕的，我有时晚上做噩梦警察追我，多少次给吓醒了。我一上车，我就全身高度紧张，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真是受够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偷东西这玩意，真不好改。一上车手就发痒，习惯了，干别的活都感觉来钱慢。”贼使劲地吸了几口烟，似乎知道会很长一段时间摸不到烟了。

　　“大万，偷东西真的这么难改吗？”我事后问大万。

　　“怎么说呢？我不是贼我不敢说，可你知道吗？我们抓贼的人抓贼上瘾这是实话。为什么？人跟人斗最有意思。你看一个贼，从出现在你面前开始，你们两个就斗智斗勇。他发现你你就输了，你不让他发现你就赢。就这么较劲儿，真有意思。抓贼多苦呀，可我们都不愿意离开，这里的乐趣我们自己才能体会出来。”

　　“那他们偷东西也一定上瘾。”我肯定地说。

　　“偷东西的人都有一种贪得无厌的心理。他们说的什么活不下去了，全是瞎话。你知道一个职业贼一年弄个‘十几个’(万)不在话下，按说他应该收手了吧。他过惯了这样的生活，你让他干别的劳动，他根本干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怎么让他们重新做人呢？”我有点着急了。

　　“有我们呢。你没听见贼说吗？天天梦里都是被人追着，这种感觉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作贼的心虚，一点也不假。有抓贼的人，有法律，不是有句老话吗，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说到这大万笑了。

　　“还要全社会一起来关注他们，给他们创造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来了一句。

　　“这话真对，光抓还不成，教育改造一样重要。特别是对这样的职业扒手，攻心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消除他们的心理障碍，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戒偷。这可比抓一个贼难得多了，不过政府有办法，过去多顽固的战犯都改造过来了，几个毛贼还成气候了？”我和大万都笑了。

　　在采访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一类人。他本身并不偷，但他却收养和教授小扒手，为自己挣钱。这也是近年来在打击扒窃犯罪中经常遇到过问题。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

　　2002年6月3日晚上8点多，租住在梆子井的鲍某正一个人喝闷酒。他这几天心里有点烦。“三毛”被他打跑了，没人给他弄钱了。以前他是自己偷，可自从一年多以前收了“三毛”和另外几个孩子以后，他就像放养鱼鹰的渔翁一样，每天坐收其成，根本不用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每天他只是收钱、打人、吃喝玩乐，他真有些后悔早怎么没想到这种致富的捷径，要不然决不会几次折在警察手里。“四毛”刚干这一行，总偷不出来东西。看来打得还不够狠，要像整“三毛”一样，不怕他不成“材”。正想着，“四毛”哆哆嗦嗦地走了进来。

　　看到喝得双眼通红的老大，“四毛”好像感觉到有大祸来临了，乖乖地站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天偷来的十几块钱。“噼啪噼啪”几下响亮的耳光扇得“四毛”晕头转向，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是手指粗的铁棍无情地打在“四毛”的身体上，鲍某借着酒劲，越打越狠。“四毛”一天没吃饭了，实在有些受不了。“老大，别再打了。我实在不敢偷，你别再逼我偷了，我把手指剁了行不？”

　　“四毛”冲到菜板前，抄起来了一把菜刀，对着自己的左手小指。望着一个12岁孩子充满乞求与绝望的眼睛，鲍某像一只恶狼般地抓住“四毛”握刀的小手，往下使劲一按……

　　半小时以后，鲍某带着“四毛”来到了附近一家医院，向值班医生冷冷地说：“太贵了就不用治了，你给他包一包吧。”“你说什么？这孩子的手可能还有救。”医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四毛”的手指终于没能保住，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几天以后，“四毛”的手指还没好利索，鲍某又让“四毛”跟着被他抓回来的“三毛”上车了。

　　26日晚11点多，几辆警车冲出了船板派出所的大门。车里民警都还沉侵在“三毛”、“四毛”的故事中。如果让这种老大逍遥法外，就是人民警察的耻辱，就是对法律的亵渎。

　　当面对预审员时，只有23岁的鲍某百般狡辩。他早作了最坏的打算，最多是承认给小扒手们当个老大撑撑腰，收点保护费。

　　负责此案的预审员说气愤归气愤，感情代替不了法律。这个案子审查工作难度很大，为此他不仅翻了大量的法律条文和相似案例，而且和派出所民警去鲍某的租住地取证。伤人的菜刀，打人的铁棍都一一找到，包括左邻右舍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访问。他说鲍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和传授犯罪方法罪，而后者情节特别恶劣的最高可判至无期徒刑或死刑。现在的法律早已进入重证据、轻口供的阶段，虽然鲍世民死不开口，铁证如山，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收养无家可归的孩子本是善举，可像鲍某这样的却是恶到了极点。而有的半大孩子，为了找人撑腰，乱认老大，很轻易地便被拉入泥潭。

　　其实，一个人走上贼路，内因是主要的，私欲膨胀超过一定的限度，铤而走险。外因里人的因素很重要，有人是说交什么样的朋友，往往能决定你一生的命运，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反扒热线

　　2001年，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共抓获扒窃嫌疑人5524名，破获扒窃案件2016起，作劳教以上处理的扒窃嫌疑人828名，均为历史之最。

　　最让人高兴的是抓贼理念上的革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这一个担负着全市公共电汽车、长途汽车上打击现行扒窃犯罪任务的队伍，面对着每年数千名落网的扒手，对于抓贼有了更深的思考。

　　九十年代末，北京公交分局的反扒民警就深深感到教老百姓防贼，要比抓贼更难。百姓的防范意识薄弱是扒窃犯罪发案率高的主要原因，像那位手机都掉在了地上还只顾挤车的乘客并不在少数，而意识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他们算过这样一笔账，一名反扒民警一天抓一个贼，可以为老百姓挽回几百甚至上千元损失。但如果一名反扒民警一天能教会几十名乘客如何识别扒手，一传十，十传百，能有多少乘客不再被偷，能挽回多少损失将无法统计呢？

　　于是，京城抓贼人早在1998年就做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创立了64011327这条反扒热线。宣传反扒常识，接报迅速部警，结果反馈群众，确保一方平安。这是1998年1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开通全国第一条反扒热线电话时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转眼六年过去了，这条热线已经成为京城百姓的忠实朋友，反扒民警的“眼睛”，扒手的“终结者”。

　　从它开通的第一天起，反扒热线就不是单纯的热线电话，它具有接报、收集、宣传等多重功能。不管您是举报扒窃活动线索还是报案咨询，热线值班员规范、热情的服务，都会让您切身感觉到：有困难就要找民警。

　　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妹被偷得身无分文，电话里哭着打到反扒热线。值班员告诉她，如何跟售票员说明情况，到哪里报案。

　　刘先生是大学老师，那天坐车上班途中看见一名女青年钱被偷了，心里挺气愤。随后，他打了反扒热线电话，没想到学会了怎么识别小偷。现在，就连他上中学的女儿也会背了：什么扒手冬天不戴手套，夏天不穿凉鞋，背着个大空包……其实这都是反扒热线的值班员告诉他的，而他又教会了周围的亲戚朋友。用他的话说，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先踅摸有没有小偷，警惕性那绝对是一流的。

　　武先生头天打了反扒热线，反映300路草桥总站有10多个扒手活动。第二天早晨当他在这里等车时，正遇上反扒民警抓小偷，他亲眼看见4名扒手被押上了警车。当时他非常激动，特地又拨打反扒热线对民警的工作表示感谢。

　　“请问您丢的是什么东西？”

　　“您是在哪站看见扒手的？一共几个人？有特征吗？”

　　“下次再乘车如果遇上几个人无故挤您，或者阻挡您的视线，一定要特别小心。”

　　“如果我们打击有了结果，会向您反馈。欢迎您下次再次拨打反扒热线，再见。”

　　一个短短的热线电话，倾注了反扒热线值班员极大的热情，每接听一个电话，都像被赋予了一种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接热线也是在抓贼。

　　六年来，反扒热线记录早已有几尺高，每一页都记录下一个小故事。其中不乏有趣的内容，反扒热线之最就挺让人回味。

　　密度最大的热线：那是2001年1月8日，这一天是反扒热线开通三周年。当天的北京多家新闻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一时间反扒热线铃声不断。许多市民是读着报纸，看着电视，听着广播打来热线。四部电话就没有停过，2个多小时接了84个电话，64011327一时间成了当晚最热的热线之一。

　　时间最晚的热线：2001年1月9日凌晨4点，反扒热线铃声响起。对方是一位老大妈，60多岁了。原来大妈是头天看了报纸上反热线的宣传，一直想打这个电话，可总是拨不进来。这一夜一直没睡踏实，后半夜大妈醒来一拨，嘿，通了。“13路那儿有小偷，我常坐那车去北海公园，叫咱同志抓小偷时注意点别伤着。”等大妈撂下电话，踏踏实实回去睡觉时，天也快亮了。

　　打热线最多的市民：一位姓周的先生。第一次打是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号码，想起自己白天在300路人民大学站看见的几个扒手，他坐不住了。以后他为了好记，把反扒热线号码输入到自己的手机里。看到正在偷窃乘客的扒手，周先生会在原地等着民警来，帮民警指认。虽然有时民警来了，扒手也走了，白跑一趟。可看到民警毫无怨言地认真工作，周先生深受感动。他是跑业务的，总坐公共汽车，一见到扒手，他就打这个热线，前前后后算起来也总有十几次了。

　　最远的热线：那是2001年夏天，当值班员拿起电话来，对方说是从海南打来的。这就奇怪了，千里以外的海南市民，又怎么会知道这条热线，而且来反映北京的扒窃活动线索呢？原来那位先生不久前在北京旅游，在乘车时钱被偷了。他回去之后，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的首都警方夏季反扒大行动，知道了还有这么一条反扒热线。于是他马上拨通了热线电话，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作了说明，希望也为首都的反扒工作出一份力。

　　六年来，反扒热线迎来了一万多件群众来电。也就是说，有上万名群众直接从这里受益，学到了反扒常识。反扒热线还收集到了扒窃活动线索近一千条，件件有落实，条条有反馈，真成了防贼的热线。

　　付作新说：“从我师傅的师傅开始，抓小偷就是用一双眼，两条腿，两只手。以前，北京车少，线儿也短，哪几条车路上‘闹贼’我们心里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可后来不行了，公交发展得太快了，现在有的车连我们自己都没坐过，特别是新开的线儿，连到哪都不清楚，又怎么知道那上边有没有贼呢？那时候我们每名反扒民警都有一种想法：必须有一种收集扒窃信息的有效手段，可对于当时来讲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反扒热线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不仅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便民措施，更是一种新形势下打击扒窃犯罪活动的有效手段。

　　您没抓过贼，但您一定置身于人潮车海当中过。那种感觉，别说找贼，时间长了走过一个人能认出男女就算不错，因为看人多了就麻木了。我们的反扒民警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天天在这种环境里，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他们眼睛的疲劳程度可想而知。这十多个小时里最少有五分之四的时间花在了走路和坐车上，也就是说花在了找贼上。真正等到贼出现，直至最后抓获的时间并不长。无怪有的民警说，如果专门有人告诉我哪里有贼，我一年抓贼数能翻几番。长时间的奔波，使得抓贼人体力严重透支。他们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不是问孩子功课，不是帮妻子做家务，而是倒头便睡。

　　李政民是反扒大队最年轻的副中队长，有名的反扒能手，他至今保持一天抓贼9名的记录。他妻子就说他是把家当成旅馆了，每天回来除了吃饭睡觉，连话都懒得说了。热线开通的六年里，他抓了多少扒手有数，可他少走了多少冤枉路却无法统计。这是他的一段话：

　　“前一天晚上，我仔细地分析了近期的反扒热线，发现早中晚三个阶段300路公共汽车都有发案，而且是不同的区段。那天我们天没亮就出来，十点以前在成寿寺就抓下四个。中午我们赶到了北太平庄，刚到就见到热线里说的两个外地口音的扒手在‘抢门儿’，没二十分钟偷出一部手机，被我们拿下。天快黑的时候，本来想收兵了，可想起一个女乘客反映这段时间公主坟那边有扒手专偷手机。我们顺路去看了一眼，真没想到，又捞回三个。这样的效率在设反扒热线以前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事。我真得谢谢打热线的老百姓，您一个电话比十名反扒民警跑一天都管事，这可不是胡说。”李政民提起反扒热线来就滔滔不绝。

　　反扒大队的探长王小明连续两年抓获扒手名列全队第一，一次他指着西苑车站让我猜猜一共有多少站牌。最后一数，竟然有20多条车路在这里汇合。

　　“如果让我选，我就上332或718，因为群众打反扒热线反映这两条车路上有扒手。连扒手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背什么包都说得清清楚楚，省了我们多大的事儿。人的体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反扒热线的开通让抓贼有了很大的针对性，对打击扒窃犯罪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王小明说完带着他的探组上车了。

　　哪条车路有贼就打哪儿。反扒热线成了每名反扒民警的“千里眼”“顺风耳”。毫不夸张地说，反扒热线成了继手铐、警棍之后，民警的第三件“武器”。

　　反扒热线是反扒信息的收集站，当然也是打击扒窃犯罪的向导。六年里，反扒热线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从以前的手工填写接报内容，电话通报一线单位，变成了现在的全电脑化，网络化管理，它对实战的指导作用与日俱增，“网上打扒”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所谓“网上打扒”，就是将全市每天的扒窃发案情况及时加以汇总，连同群众反映的扒窃活动线索一同上网。公交分局所有的反扒民警，上车前都要上网查寻，对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使打击更具针对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打扒的成功率。

　　平时，反扒大队的几台电脑前总是爆满。332路，早上六点半，四个外地的扒手，其中有一个是小寸头，脸上有疤……反扒民警认真记录着每一个信息。

　　先上网后抓贼，已经成为公交分局反扒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六年来，反扒民警共抓获各类扒窃犯罪嫌疑人22000余名，其中直接根据反扒热线提供的线索抓获1600名，这条热线无疑已经成为京城反扒的一处亮丽风景。

　　目前，北京有公交车20000多辆，运营线路900多条，日客流量千万人次以上，在这样的环境里抓小偷，其难度可想而知。反扒热线的开通，形成了“接听———部警———打击———反馈”的一条龙警民联手打扒体系，相信任何扒手也逃不出这张立体大网。

　　“您上车后马上发现手机没了，一定是被‘抢门儿’的贼偷了。您上车时两手一扶车门，腰间就全空了。您注意力全在挤车呢，贼就是利用这一瞬间下手，一偷一个准儿。您上车后再发现找谁去呀？贼根本就没上车，下次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注意，也提醒家里的人，上车时用手捂着点手机，最好用个链系在皮带上比较保险……”

　　这是反扒能手李政民正在值守反扒热线，为报案的老百姓讲解如何防止被窃。这条热线从开通的那一天起，就倍受关注。老百姓不仅想知道自己被偷后找谁，更想知道发现小偷后跟谁说。更有的群众对抓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听反扒民警的抓贼故事。

　　热线开通6年，一共接到群众来电10000余个，共收集扒窃活动线索1000多条，根据这些线索反扒民警共抓获扒手2000余名，群众主动扭送扒手也达1500余名。反扒热线的已经逐渐成为打防一体的京城反扒新模式中的重要一环。

　　反扒与防扒

　　2001年1月8日，一辆大公交车缓缓驶入北京海淀区育新花园小区，车身上醒目的横幅上赫然写着：反扒民警进社区教授反扒常识。顿时引来了无数居民的目光，也让数十位首都新闻记者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不停地按下快门。反扒战线上的新老英雄今天都精神抖擞，崭新的警服上别满了一枚枚的奖章。他们今天是特意来与市民零距离接触，用多年的抓贼经历为老百姓答疑解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是高校教师集中的地方，398、355、315等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不少扒手都将目光盯在这几条线路上。如何识别小偷？发现小偷后怎么做？手机放在什么位置不易被偷？被窃后如何报案？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扒民警侃侃而谈，使在场的人茅塞顿开。

　　我一眼就认出来反扒队的副中队长万春旭。北京的市民对他可不陌生，他可是反扒队里上镜率最高的人。原因有二，一是一线的民警由于工作需要，不能出镜。二是他有个外号叫侃神。

　　“您怕贼还行？有的乘客看见贼偷东西也不敢管，只要不偷自己的就行。还有的乘客发现贼在偷自己，不敢反抗，贼胆就壮了，暗偷成了明抢了。作贼的心虚，乘客比贼心还虚就不对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发动周围的群众，向司售人员求助，直接拨打110都行，大小伙子遇见单个的贼您就给他扭送派出所。都这么干，北京公交车上的贼就没几天蹦头儿了。”

　　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来自万春旭。大万这几年可成了媒体的红人儿。报纸上，电视上您都可以看到他与百姓面对面地聊抓贼，教防范。

　　“警官，我如果抓贼把贼打了算不算正当防卫？”一个小伙子问。

　　“那看您为什么打，打成什么样了。如果贼拿凶器威胁您，那您打他绝对是正当防卫。抓贼的过程中造成的伤害也属正当，不过一旦贼被制服就不能再打了。都恨小偷，可也不能过去就是一脚。如果您为了解气把自己‘踢进去’可没地儿吃后悔药去，这样的例子可不是没有。别说您了，我们抓贼的下手轻重也是有分寸的。”

　　“孩子，大妈老坐373，遇上过几次贼。看那几个小子不地道，当时也不敢说。事后我想向警察反映，不知道找谁呀？找片儿警行吗？”

　　“大妈，您别找片儿警呀。咱不是有反扒热线吗？这个电话您记好了，打64011327这个电话，你反映的线索马上就能传达到反扒民警那，可灵了。”

　　“兄弟，上回我的手机被贼偷了，电话打过去，对方要我掏2000块钱就还我，我没敢去，你说我该怎么做？”

　　“大哥，你们还要不要抓贼的？我就喜欢抓贼，不当警察我算见义勇为的总可以吧……”

　　面对五花八门的问题，大万这个一贯侃侃而谈的“侃神”，直累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中央及北京的数十家新闻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有大幅照片，电视台还将反扒民警请进了演播室，教老百姓防贼。一时间，防小偷成了京城街头巷尾经常谈论的话题，“夏天不穿凉鞋，冬天不戴手套，走路半哈腰，嘴里叼着票”这些反扒民警编的顺口溜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反扒歌。

　　第一次进社区，零距离接触的宣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那以后，不论是在工厂，还是书市、庙会上，您都可以看到反扒民警的身影。反扒宣传就以媒体和面对面这两种形式渐渐进入人心。

　　以后每每出现扒窃的新特点，反扒民警都会利用新闻媒体将信息最快地传递给广大群众。比如针对“非典”时期出现的贼也戴口罩上车的情况，反扒民警迅速与媒体联系，在报纸上很快登出了《口罩民警抓口罩贼》的消息，以提醒乘客防范。

　　几年来的反扒宣传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反扒民警心里有数。他们天天跑车，眼看着男乘客上车时用手捂着手机，女士的挎包用胳膊护住，女孩子的双肩背包尽量背在胸前。在车站上数点钱物的少了，拨打反扒热线的多了。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们的防范意识在加强，加上反扒民警的倾力出击，公交车上扒手的日子毫无疑问会越来越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