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2000年的初夏，张望把他发表在报刊上的一组散文复印给我，要我从创作的角度给他提一点意见。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张望创作的玫瑰色》。那时，张望还是治安民警。按说，搞治安，不是查处歌厅舞厅，就是抓嫖客妓女，不是禁赌反扒，就是处理纠纷，见到的社会阴暗面可能比其他人多得多。奇怪的是，张望的散文却充满一种玫瑰色彩，那故事那人物都有一种纯美的意味，与他日常所见所闻几乎沾不上边。这种创作倾向，他一直保持着。他的散文集《警花情事》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一种玫瑰色彩。

　　说实话，我是不喜欢这种涂满玫瑰色彩的东西的。在那篇短文中，我说：用玫瑰色来过滤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是他的长处，弄得不好，也可能成为他的短处”。我还说：“他在创作中可能不太注重‘从生活中来’。也就是说，有点过分依赖于‘编’。”“这就限制了他创作水平的提高。希望他能反思一下自己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没想到他竟接受了我的意见。几年下来，他先是学习借鉴，然后是进行创作。于是，《彩票阴谋》被“揭露”出来；接着，《爱情阴谋》也被成功“侦破”出来———这就是张望即将交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两个阴谋》。《两个阴谋》还在《重庆晚报》《金陵晚报》等报刊连载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为它毕竟好看，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娱乐消遣的文本，毕竟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今社会变革的现实，毕竟具有悬疑、曲折、紧张、精彩的故事和强烈、变幻、浓郁、令人时不时惋惜的情感冲突，毕竟与当今社会审美情趣倾向于通俗化、大众化的潮流相适应，应当说，《两个阴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但不管是什么小说，最重要的是人物的塑造，通俗小说也不例外。在这《两个阴谋》中，与其他人物比起来，公安民警的形象相当薄弱，且不说林红不能与朱莎、李静怡的形象相比，就是谢志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没有李凡、孟庆、唐建国、杨小勇等人深。可以说，这正是张望《两个阴谋》最大的不足。

　　其实，张望已经干了近20年公安工作，当过户籍民警，搞过刑事侦查，干过治安管理，又在重庆合川市公安局机关作过文秘、政工，对公安民警和公安工作是相当熟悉的。为什么在塑造公安民警形象上反而显得薄弱了呢？张望写了不少公安题材的散文，也塑造了不少公安民警的形象，但他往往又是用玫瑰色的过滤镜去塑造的。这种塑造方法用到篇幅更大的中、长篇小说中来，往往就失去了作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使用。但是，张望可能又不能或又不便于真正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塑造公安民警形象，于是就出现如今这种尴尬情形。《爱情阴谋》很显然地反映了张望所面临的这种尴尬。他让谢志强爱上李静怡，这本来可以更好地展现谢志强的精神世界，他却没有去展示，以致让读者觉得谢志强的爱有点莫名其妙。后来，他又让谢志强死于非命，更让读者觉得有点因果欠缺。

　　其实，公安民警也是人，也有各自独特的喜怒哀乐和各自的为人办事之道，而不仅仅只具有一般化或传统化的爱情、婚姻以及其它感情，而不仅仅只能做领导或社会可以接受的事情，而不仅仅只能按领导或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做事情。只有写出这种独特的感情和独特的事情以及独特的做事方式，公安民警的形象才能真正感人，也才能真正得到读者认可。如果在塑造公安民警形象时，仅仅只能写他们对父母妻儿的歉疚，只能写他们在工作中的喜怒哀乐，只能写他们那些能够为领导或社会接受的一面，就永远摆脱不了概念化的窠臼。

　　当然，现在的一些公安文学作品中，也有一种脱离生活固有逻辑，非要让公安民警去爱上罪犯，或者非要让公安民警去犯低级错误的倾向，似乎这样就可以使作品摆脱概念化。其实，不从真实的生活出发，仅仅关在书斋里凭空臆造，只能加重作品的概念化。但愿张望能够从自己的实践中、也从别人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创作中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