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手段描写司法、刑事侦查者，从古代笔记里头的断狱，到近现代的侦探推理、侦破纪实，多到盈千累万，那是另一回事，不足为奇。

　　这里且说文史哲类著作中不期然而然的刑侦学手段或方法。民国名作家瞿兑之《柿庐所闻录》开篇第一条，即《佛学中之侦探术》，引《杂譬喻经》故事，说是在路上看到大象足迹，一人即断定是母象怀孕，所怀为雌象，大象且瞎了一只眼，象上骑一妇人，妇人也有身孕，所孕为女儿；人问之，那人分析说，从象的小便，知为雌象，从右足践地深，知怀雌小象，从道旁右边草不动，知右目盲，从象右足蹈地深，知其背上有女人，且怀女，自云“以纤密意思推之耳”。瞿兑之先生以为其推理过程缜密曲折，竟在佛典中得之。

　　近读“我的朋友”詹克明先生文，亦惊讶其侦探术于文史学中运用之缜密高明。詹先生，我国理论物理学之前辈，近年考察西北地理，撰文解说老古文化在文明进程中的流变，解放日报曾辟一专版刊之，文曰《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其中写到宁夏贺兰山口岩画群中，十分著名的“手”的图像，一般介绍中国岩画的图册都会选它，詹先生分析说，这是一只女性秀美的手，凿刻于距沟底七八米高的斑斓岩壁上，“它是按真人手形模画而后磨砺成形的。我特别注意到它与手臂呈现的145度夹角，并实地试了一下，小臂被特意弯成如此斜度，显然是本人亲自描画自己之手，这是手的主人将左手贴在正对自己眼前的岩画上，用右手摹绘下来的，能攀此岩者决非衰颓老妪，有此手形者也非黄口小丫，想必是位青壮女性之手。”

　　詹先生以其科学家深邃的头脑，文学家的明敏想象，追溯远古，以多理推理———角度、手形大小、用手习惯、自然情况与人类体能，诸种关系的弥缝，重现久远的当时情形，作了一番非常漂亮、果断、贴切的缜密推理，若非积年有成的深厚素养，何克臻此？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侦缉”拗相公文学大名家王安石作品，指出其对古人诗作的蹈袭偷取，一般古典爱好者，可能也就发现一两件，不以为意，钱先生却一桩桩，一件件，充量的掌握证据，明确点出他的背临、偷换、渔猪、摹本、翻案、变相、挪移、采折……种种巨量的偷窃，把这位拗相公在官场文场争强好胜的性格面目活画出来，不论他如何巧取豪夺，改头换面，都未能逃过钱先生的法眼，当然这是文坛公案，若是刑案，对这位拗相公，可就铁证如山了。

　　民国刑侦理论专家毛文佐先生认为，刑警训练之重心，“就是常识的学问”，大而经纶治国之理，小而贩夫走卒之情，皆须随时留意，了然于心，然后处万花筒之社会中，方能赖视听言动之征，以收见微知著之效。

　　对文史学者而言，仅求其博知犹为未足，更须求其精熟，方可应用裕如。何能语无虚发，义弗歧误？曰智者不惑而已，这是大学者的功夫，也是侦查专家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