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论支撑的警察，是跛脚的警察。”这是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同志在《新世纪中国警方面临七大挑战》一文中说的一句话。从中可见吕卓非常重视公安工作理论的指导作用。洋洋30万字的论文集《对当代中国公安工作的反思与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就是吕卓近年来理论思考的结晶。他在《自序》中写到：“没有理论争鸣和百花齐放，就没有人类思想的进步，也就没有理论之树常青。”“没有平等争论的平台，没有重视理论的氛围，就没有滋生理论的土壤。失去理论指导的公安工作，更多地成为一种简单劳动，我想，这也是警察队伍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形象不佳的一个因素吧。”公安理论没有现有的教科书，必须来自于对丰富的公安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在公安实践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公安工作理论。吕卓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综合知识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其理论概括总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一个领导工作者最可宝贵的理论素质，也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学习的重要经验。
    吕卓的论文集《对当代中国公安工作的反思与探索》是他长期艰苦求索的理论结集，也是当代中国公安工作研究领域的一项丰硕成果。通读此书，我有一种阅读理性人生的感觉。从字里行间、遣字用语当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思考者、忧患者、正义者的形象。这是我在其他理论文章中很少有的一种阅读直觉。该书分为理论探索篇、公安工作篇、调查研究篇、公安文化篇、自身建设篇五大版块。作者以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及长期担任公安战线指挥员经常下基层搞调研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下的公安工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反思与探索。
    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实践性与理论性
    在这本书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作者娴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研究公安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他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搞好新世纪公安工作的法宝》一文中认为，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把握时代脉搏，高瞻远瞩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治党治国实践相结合的升华与突破，为党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财富，更是公安机关政治建警和公安工作的法宝。他热情洋溢地写道：“以此观天下，则天下风云、时代脉搏可尽收眼底；以此论国是，则可运筹帷幄，指点江山，成党之大业，兴国之宏图。”在谈到如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时，吕卓指出：“要强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当前要重点解决部分民警群众观念淡漠、宗旨意识不强、为人民服务自觉性差的思想基础问题，解决对待群众‘冷、硬、横’、抖威风、耍特权、弄虚作假等作风问题，解决‘乱收费、乱罚款’，甚至徇私枉法、腐化堕落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者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采取措施，部署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从政治高度观察、分析、认清国际国内形势与矛盾，围绕改革与发展的大局推进公安工作，大力开展队伍正规化建设和立功创模等活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的规范性措施，不断地预防和纠正队伍建设与警务执法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增强广大民警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服务意识，提高公安队伍整体战斗力。
    书中观点并非象牙之塔、空穴来风，都是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诚然，来自实践的理论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才有意义。吕卓在《新时期治安管理的思考》、《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努力为西部大开发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是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西部大开发和加入WTO对公安工作的挑战和对策》等文章中善于思考，目光敏锐，见识独特，他从公安工作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深刻分析和系统阐述了“以维护稳定为中心，全民加强治安管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依法履行职责与放开搞活的关系、管理与服务的关系”，从公安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到公安工作自身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公安预审和监管工作、公安教育工作、公安警卫工作、公安档案工作等，进行了具体分析，有理有据有说服力有操作性。这些文章既是指导实践的理论，同时又是对实际工作的理性总结。
    二、针对性与前瞻性
    当前我们正处在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观点、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各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接踵而至，各种新型犯罪不断增多。吕卓深刻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体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繁重复杂的斗争任务，为此，中国公安体制必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当前，中国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同样，公安工作也必须正视这一课题。在新形势下，如何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转变思想观念，正确运用法律，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处理执法与管理的关系；如何摒弃传统的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的观念，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观念；如何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等等。以上种种问题在现实的公安工作中亟需解决，在理论上也属前沿性课题，作者提出，作为执法者的公安民警不仅要有判明是非、把握自己的能力，要在法律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知识等方面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更要转变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执法观念，树立与时代和拍、与国际社会法律发展大趋势和拍的执法理念。
    作者有意识地将《新世纪中国警方面临七大挑战》作为开卷之篇，这说明他不仅十分重视当前公安工作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密切关注公安工作的前瞻性研究。《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公安机关自身建设》、《坚持走“科技强警”之路》、《当前刑事犯罪现状分析和未来走势预测》以及《美国“9·11”事件对我省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对策初探》等论文，显示出作者洞察事理的远见卓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三、权威性与指导性
    作者主持的四川省公安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确保改革开放，并抓住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决策的契机，在出入境、治安、交通、消防等方面，在国内率先出台了60多条服务措施并向全省公布实施，如近年来四川省公安机关在推进改革中的一些重大举措：旅馆住宿登记不用查验结婚证，取消治安管理许可证，民警凭有效身份证明和2000美元的存款证明就可以办理因私护照等等，不少在全国属首创，引起了社会和其它省市公安机关的强烈反响，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在吕卓的论文中，还有一批曾经受到朱镕基、尉建行、罗干等中央领导及公安部、省委领导的批示和关注。如：关于纠正立案不实、关于解决边远贫困山区公安机关困难、关于新世纪中国刑事犯罪的大趋势、关于处置法轮功问题的反思、关于藏区治理探讨和关于严打整治的理性思考等，这些从实践中调研总结的文稿，既为自己更加合理、慎密、科学、主动地开展工作拓展了思路，丰富了经验，也为领导们决策解决公安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参考借鉴。
    现代化的公安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目前进行的刑侦体制改革、派出所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队伍正规化建设等等，都是在向现代公安工作不断迈进。作者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现代化的公安工作必须以人为本，现代化不仅仅是指办公环境的现代、武器装备的现代，关键在于民警素质的现代化。文化素质是基本素质，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一支文化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公安队伍，就不能胜任新世纪的公安工作，就要被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所淘汰。吕卓在文章中大声呐喊：“公安队伍需要文化支撑，没有文化素养的公安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有了文化素质，在此基础上，上升到高层次，人的法律素质、业务能力、政治水平都能通通体现出来。要从根本上提高警察的素质，从文化入手，多种办法、多种途径、多种措施来想办法。作者从公安队伍文化素养的高度来加强公安工作，对于中国公安工作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生动性与深刻性
    许多理论文章具有深刻的见解，但往往失之于语言的灵动和趣味性。然而当你读了吕卓的这本论文集后，你不得不赞叹他的文字鲜活有力，妙语连珠，生动幽默，哲理味浓，思辨性强，而且语句短促，充盈着一股豪气、正气，使你在阅读中完全没有吊书袋、经院味的沉重、酸腐而感到清新扑面，颇有理趣。
    其活泼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一是引经据典，“奉法强，则国强；奉法弱，则国弱。”“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等。二是专业话语和通俗话语的有机结合。如把治安管理人员比作足球场上的裁判员和巡边员，“你的合理冲撞不‘吹哨哨’，你犯规了就‘吹哨哨’，你的球出线了就‘舞旗旗’，但在你划定了的区域内，人家龙腾虎跃，合理冲撞，就不要管人家。”讲到当前的“社会震荡”时，作者用了很形象的一句话，“吵吵闹闹奔小康”。群众对公安队伍是既“见不得”，也“离不得”。讲到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治安管理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作者用了一句俗语来形象的比喻，“新媳妇过门，起早了得罪丈夫，起晚了得罪公婆”，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讲一些基层公安机关较多地参与承担催粮催款、计划生育、收容派遣、搬迁“钉子户”等非警务活动时，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既于法无据，又耗费资源，影响形象。分析群体性事件原因，老百姓“无理取闹”的少，“有理取闹”的多。刑事案件“稳中有升”。西部大开发中公安机关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此等等。
    吕卓的思考是面对复杂社会形态的智者之思，他的观点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的创新之论。或许这种理论在没有建立某种概念范畴的体系，具有“实用主义”色彩，但我以为正是这种来自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理论创新，才真正使理论找到了价值和意义。再高明的理论体系，不能运用并指导实践，只能束之高阁，空谈误国，毫无价值。
   “历经艰险，方搏得脚跟站稳；前程坦夷，岂能够掉以轻心。” 作者在书中借用四川剑门关上的一副对联来形容中国目前的公安状况。掩卷沉思，我的心被这名公安战线上的高级警官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深深感动，也为当代中国公安工作研究领域有这样一部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力作而欣然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