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資深媒體人張道藩先生以其主跑警政近二十年的經驗，寫出包括十三位警察在內的「警察故事」一書。從一個警政學者的角度看，「警察故事」這本書提供了許多警學研究的實證素材。這些素材，不但是觀察台灣歷史演進的珍貴線索，更是驗證理論的真實資料。

本書由解嚴以後第一位警察出身的署長莊亨岱先生開始，依照各個人物任職署長或其他職務的順序、年齡大小、期別高低，先後介紹。這樣的安排，依循著歷史的脈絡，帶領讀者檢視台灣近代警察簡史。其中的案例，或經由作者親自對各個人物的訪談，或在採訪新聞過程中的實際觀察，使本書內容兼具專業與普世的價值。

回顧解嚴以後，國內不論法政、抑或社經環境的變化，均較前既猛且烈。政治民主直接反映在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尊重上，而法律保留、法律優位等依法行政概念的落實，便是維護人權的重要機制。對警察來說，具高權性質的違警罰法不復存在﹔復以，新近實施的行政程序法，要求政府作為須公開透明；其他許多法令規範亦陸續完成。面對如此的法治環境，警察執法方式不得不相應調整，因而帶動了警察功能的變遷。其次談到社經環境，經濟繁榮固然改善了民眾生活水準，卻也提供更多的犯罪誘因與機會﹔而社會由一元到多元的過程中，傳統價值受到前所少見的挑戰與質疑。同時，經濟結構的改變與價值解組又造成家庭功能的式微，凡此現象皆不利社會控制的維繫。犯罪的嚴重程度，乃在罪質與數量上表現出來。

法政及社經環境變遷的結果，警察的角色乃由解嚴前的「維護秩序」導向解嚴後的「打擊犯罪」，因此，莊亨岱署長喊出「破大案、抓要犯」的口號，與其歸因於他個人對警察的專業認知，不如說此一政策反映了台灣警政隨外在環境變遷的必然。

民國八十年以後，受到全球社區警政思潮的影響，盧毓鈞以後的署長開始觀照警察的「為民服務」功能，從早先的家戶服務卡，到晚近謝銀黨先生任高雄市警局長時推動的護童專案、照顧獨居老人、超商服務站等，再到現任署長號召基層重視預防與服務的警政策略，從中可以看出，警察的服務功能，已豎立在前，我們無由迴避。

透過「警察故事」一書中對於歷任署長的介紹，隱約中，我們勾勒出半世紀以來，台灣警察由「維護秩序」發展至「打擊犯罪」，再到「為民服務」這條軌跡。

環境變遷雖促使警察功能調整，但負責決策的政治人物，一如解嚴前，仍將警察定位在工具性的角色。實則，自由民主國家中，警察是門專業，專業首重獨立性。然而，解嚴以來，政治人物對警察的操控，尤甚從前，因而限制了警察專業的發展速度。「警察故事」中的幾件事例，說明了政治人物由介入警察人事著手，企圖掌控警察系統的反民主現象。政治與專業的對抗，表現在警察人事的主導權上，從多年前的盧毓鈞先生，已卸任的丁原進先生，到現任的王進旺先生，歷來，警政署長在任內多不能基於專業，主導內部人事，這是警察人的無奈。誠如作者引用丁原進先生所說的：「只有警察最了解警察」。政治人物並不清楚警察組織的人與事，卻基於權力綁樁的思維，不斷藉由人事上的干預，傷害警政的專業。

警政署長的無奈，也表現在他的責重權輕。警政署長雖只有事務官的「權」，卻須負政務官的「責」。「警察故事」中透露，盧毓鈞先生為保七赴南海群島巡邏彰顯主權的爭議，顏世錫先生主動為周人參案負責，姚高橋先生因劉邦友等三大血案離職，丁原進先生因巴掌溪事件請辭，署長們在這樣的情況下前仆後繼地離開警界，說明了他們心中的無奈。從這個角度思考，便不難理解書中提到丁原進上任時即抱著只做二年就下來的心理。並非歷任署長存著五日京兆之心，政治文化使然也。

事實上，從「警察故事」的介紹中，讀者可以發現，每位警察領導者皆能藉由其職務任內的工作表現，獲得不同黨派政治人物的肯定。例如，丁原進先生和王進旺先生在陳水扁先生任台北市長前，與其皆素無淵源，卻都能在北市局長任內，以專業能力獲其肯定﹔王郡先生在民進黨主政期間獲邀入閣接掌海巡署，他的表現也沒有讓執政當局失望。「警察故事」中諸人物的領導作風容或不同，像莊亨岱的君王論、顏世錫的睿智、陳璧的親和、王郡的知人善任、王卓鈞的沉默等，卻都能成功地將其領導作為轉化成警察組織的成效。他們的能力，不因執政的更替稍異。警察的專業，是超越政黨藩籬的。

「警察故事」的出版，讓我們看到台灣警政演變的宏觀面，也幫助我們進一步觀察政治滲透警察專業的微觀面。宏觀的來看，台灣警政隨外在政經社會的變遷，而導向服務，乃是必然﹔微觀的分析，則設法減少政黨基於私利對警察的不當干預，俾使警察早日脫離工具色彩，朝專業獨立的方向邁進，乃我國未來警政的重要課題。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曾發表在自由時報，1990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