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立新同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首届博士，接触较多，感情颇深。一是由于首届博士一共也才5人之多，平日多受照顾；二则是共同的研究兴趣所致，我师从王大中教授，研习侦查学，而立新10多年警界生涯使其当然成为侦查话语的共同探讨者。

　　艰辛而快乐的博士时光结束未满一年，毛立新的博士论文即付出版，这是对三年学业的完满交代，对其10多年公安工作的思考总结，更是其未来学术生涯的开端。作为同窗自当撰文以贺。　

　　毛立新的新著名为《侦查法治研究》，此书写作可谓及时。近年来，随着法治、人权进步，随着“湖北佘祥林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相继被曝光，学者们发出了沉痛反思:“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由此，侦查程序改革问题，渐为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关注，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及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头戏。

　　毛立新是坚定的“写侦查”主义者，开学不久，当我们各自规划三年博士学习生活时，他便明确了方向，确定博士学位论文“写侦查”。从其经历看，他自199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就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攻读法学硕士时论文亦以《试论侦查改革》为题。因此，可以说此篇博士论文乃其兴趣之所在，也是其多年研究的延续。读博期间，他先后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如《论我国侦查理念及其法治化》、《侦查假说与无罪推定辨析──兼论侦查的科学与法律属性》、《侦查能力视野下的我国侦查程序改革》、《侦查能力与侦查法治之关系辨析》、《论我国侦查程序规则的缺陷与完善》、《论侦查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等，为博士论文的撰写打下了坚实基础。

　　做学问需要勤奋、刻苦，观乎毛立新的书屋，摆放的各种书籍层层叠叠，便知其涉猎之广泛。我时常借阅或复印，特别是侦查类的书籍，近乎一个“侦查图书馆”。但要做好学问，除了勤奋，更要悟性，研究问题尽可能多维度、多视角，这就要求写作主体必定是多面手、有心人，惟有如此，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之中独具慧眼、披沙觅金。记得初入博士校园，就有一些同学、朋友出于好心，提醒我辈不要读成了“傻博士”。其实，研习法学的博士不仅不能成为傻博士，更应深刻体会人情世故，此点在毛立新身上尤为突出。从一次次的聚会和郊游中，可窥知其是性情中人；他平日爱好太极，注重养生和运动；而日常学术活动、生活之中更是一积极、上进之人，闲暇之余仍与实务界的人员经常保持接触，也为一些案件提供辩护意见。所以，称其为社会人与学者的完满结合毫不夸张。

　　因此，本书的写作也凸显作者自身的特点。全书遵循“理念──制度──实践”的研究思路，强调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反对空泛的法治口号和以法治为口号的人治实践，反对空对空的、空中楼阁式的制度建构。从侦查法治的基本理念、程序构造、我国现行侦查程序规则的缺陷分析、行为控制、实现进程等方面递进式地、系统地探讨了侦查法治的相关问题。总体而言，本书有以下几大特色，向大家介绍，以便管中窥豹。

　　一、独特的研究思路──“现实沉痛反思中的呐喊”

　　侦查活动长期以来被看作是秘密的，甚至是神秘的，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侦查理论研究的不公开，信息交流的闭塞，甚至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本书却并不避重就轻，而是直面现实，深刻反思实践中的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现在学界流行“言必称希腊”，毛立新的这本新作也不乏对国外制度的考察，但其进行比较分析时，却较为深刻的看到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例如，书中谈到法治建设的前车之鉴时，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德控权的人治模式衍生出的清官文化”、“大跃进”中的“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做法、“一打三反”、“以言治罪”以及“书记挂帅论”理论、“驯服工具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现实问题，例如分析了“人治”、“党治”、“政策治”和“法律至上”的关系，提出“并不反对权力，而是反对权利之上；并不反对道德，而是反对道德之上；并不反对政策，而是反对政策之上；也并不否定政党作用，而是反对党政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事”的观点，让人有种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读书的感觉。

　　本书正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沉痛反思而作，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侦查法治建设已“不能满足于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把侦查改革置于我国司法改革、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整体考虑之中，以建设法治型侦查为目标，进行全面设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非此，不足以应对挑战，不足以摆脱困境，不足以将我国侦查工作引上人类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的健康轨道。”

　　二、独特的研究视角──“法学和侦查学的有机融合”

　　以侦查为题，却并非均以侦查学视角写之，这是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人写侦查，研究侦查学的人也写侦查，但侧重点或立场不尽相同。人们常把侦查活动看成是竞技比赛，刑事诉讼法研究侦查就像裁判员研究规则，而侦查学研究比赛则是从运动员角度考虑如果赢得比赛。因此，侦查学研究的视角不同于刑诉法学研究。

　　我认为，侦查学对侦查是从“真、善、美”三个纬度进行考察：“侦查之真”是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探求真相；“侦查之善”主要反映在程序上，是对侦查手段、侦查措施的合理约束；而“侦查之美”在于侦查艺术、侦查谋略中闪耀的人类智慧之光。这就好像运动员竞技时要以击倒对方为目的，但又要遵守比赛规则，其中体现着运动精神一样。这一点，我和立新不谋而合，他提出侦查的“认识属性”和“法律属性”，并强调诉讼法学和侦查学各有所强调与侧重。在此基础上，他又深入阐述了“侦查假设”与“无罪推定”之关系，澄清了让很多人困惑不解的许多模糊认识，成为书中的一大亮点。

　　同时，基于对侦查实践的深刻体验和对侦查学、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双重领悟，让作者更为全面地看到了当面侦查工作面临的双重形势与挑战：一方面，面对刑事犯罪不断升级的严峻形势，侦查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与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依法治国推进、公民权利意识提升，人们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出了新要求。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公安机关必须与时俱进，锐意改革，以扎实的工作，来满足人民群众对侦查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一方面，要着力提高侦查能力，多破案、快破案、破大案，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侦查法治化，切实保障公民人权。

　　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使作者能够兼容侦查学、法学的双重研究视角，全面、立体地审视我国侦查制度及侦查工作存在的问题，也使得作者的研究更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雄辩的说服力。

　　三、独特的研究方法──“多维的立体性研究”

　　本书中，作者综合运用价值分析法、中外比较法、历史分析法、案例实证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侦查法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立体性、综合性研究。在论证理念、制度、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评判实然、描绘应然时，作者重点运用了价值分析法。但价值分析法也有其局限，由于价值观难以统一、价值之间也往往存在冲突，价值分析容易陷入论证空泛和非科学化。作者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在进行价值判断、价值批判时，总是力图追根溯源、言之有理、论之有据，既坚持底线标准，又注意价值间的协调平衡。
　　

      作者还运用了中外比较法，对中西之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侦查理念、制度、程序、运作等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比较，以期辨别优劣异同，发现共通性规律，进而为确定我国侦查法治化的目标模式、路径选择和改革措施提供借鉴。同时，为弥消除单纯的文本比较可能带来的盲目照搬之弊，作者还辅之以历史分析法，对各项制度的发展变迁、社会背景和实际运作给予充分关注，让我们透过各国侦查法治化产生、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既看到现实之差距，又看到发展之希望。

　　作者还认识到：“侦查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单纯源自立法问题，而往往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因而，本书还大量运用了案例分析、实证研究等经验分析的方法，以求用一种较为精确的方式观察某一现象的现状、成因和发展轨迹，发现制约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的具体社会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而力求对侦查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给予动态、立体、准确的解释，使认识和研究尽可能接近客观实际情况。基于此，本书中引用、剖析了大量的真实的案例进，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韩永恒案等，使文章更具说服力。其中许多案例是媒体报刊曾竞相报道过的，另有一些则是不为大家熟识的，对这些案例，作者都能信手拈来，“借题发挥”，给论证增色不少。

　　言至此，多说无益，眼见为实，还是请读者细细品味吧。

　　（作者单位：国家检察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