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乘302路公交车上班。当时车上拥挤，我站在一位老人旁边。这位老者有几次抬头看我，似乎有话要说。“他认识我？”正当我拼命寻找记忆时，一院停靠站到了，一批人下了车，车上空了些，老人开腔了：“刚才有三个小偷下去了，两男一女。开始他们打前面那位女同志的主意，因为她把包背在后面。后来女同志把包移到前面了，他们就开始往你这边移动。”我想起来了：“刚才一群人下车时，好像有人在我的后裤袋上摸了一下。”“那就是在摸你的手机”，老人说。车到中国银行站，人更少了，我坐到了老人后面的空位上。老人说他经常在公共场所发现小偷，有时阻止，有时报警。于是，我问他：
    “你是反扒志愿者？”
    “我是老公安。”
    “你不怕他们动武？”
    “一个人我能对付。”
    “你有武功？”
    “比不会的好，比会的差。”
    “他们可能带着凶器。”
    “我也有刀，比他们的还长。”
    我到站下车了，可还在想着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公安。回到办公室，我把这段故事说给同事听，同事脱口而出：“这是职业病”。
    不错，这是“职业病”，但不是那种需要医治的职业疾病。
    在我们周围，有这种“职业病”的人，其实不少。当教师的退休了，总放不下他的那根教鞭，或被聘到别的学校继续站讲台，或去当家庭教师，哪怕是教点一加一等于二，也认认真真。当医生的退休了，总放不下他的血压计、听诊器，或到民办诊所继续做大夫，或到社区、农村去“坐堂”，哪怕是量量血压、测测体温，也一丝不苟。当电工的退休了，总放不下他的螺丝刀、老虎钳，或者再找份电工活干干，或帮左邻右舍干点电工活，哪怕是装个电灯泡、换根保险丝，也操作到位。当演员的退休了，总放不下他那一招一式，或到农村剧团去继续演戏，或当上了社区的业余艺术队员，哪怕是客串一场宣传剧，也十分投入。当记者的退休了，总放不下他的那支笔，有事没事，总想写上一点，哪怕是给报社提供点新闻线索，也乐此不疲。当书记的退休了，总放不下他的那个“政治”，听到错误的言论，哪怕是在公共场所，也上去论理，我的一位老书记就有这种“毛病”……
    有这种“职业病”的，不排除其中有的是为了再赚点钱，但多数人主要是放不下这份情———对毕生所从事的事业的那份深情。所以，这种所谓的“职业病”，其实是职业精神的延伸，社会责任的延续。患这种“职业病”的人多了，人们工作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帮助解决的人也会比较多。这显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当然，这里的前提是，量力而行。比如那位老公安，从健康角度考虑，就要克制一点，以免真的弄出病来。
    如果哪位记者想采访这位老公安，我免费提供以下信息：他，80岁，中等个子，脸色红润，目光有神，喜欢戴一顶旅游帽，从原宁波地区公安处退休，曾住海曙区，现住鄞州区高桥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