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警察与胖瘦无关，重要的，在于他们理解自己职业的深刻内涵

　  女友的女儿名叫圆圆，一心要考警官大学，想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警花。女友为此心忧，说女孩子当什么警察呢？我劝她尊重孩子的意愿，更何况当警察也没什么不好。

　  在我是孩子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是普遍信任警察的。我从懂事起就听父母说，你走丢了或遇上什么难事可以找警察叔叔，他们肯定会帮你的。那些警察叔叔的确是值得信任的———我向他们问过路，从他们手中找回过丢失的东西。在我童年的印象里，警察就是正义、安全、可靠的代名词。不知为什么，我还觉得警察是英俊而清瘦的。

　 记得我家曾被盗过一次。所谓被盗其实就是盗走了爸爸的一块好手表。小偷鬼鬼祟祟地进来，看到桌上那只夜光手表正在黑暗中闪光，就心满意足地拿走了。第二天爸爸醒来发现被盗，像那时所有的人一样，很认真地报了案。于是家里来了好几个警察，非常认真地取证，又照相又记录的，很让我兴奋。我记得那几个警察都很瘦，精干又有几分英气。他们非常有礼貌，当时奶奶在午睡，他们一直是小声说话的。

　  后来那小偷真被抓住了。他退回了盗窃别人的一些财物，可是把爸爸的表弄没了（好像是卖了）。公安局把爸爸找了去，诚恳地向爸解释，弄得爸爸比找到表还满意。

　 1978年我已不是小孩子了，可对“警察叔叔”的信赖没变。记得那年诗人艾青到哈尔滨来，女诗人林子带我去宾馆看他。见到大诗人，我也没说什么话，只是陪着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回家时天色已黑，我发觉有个人一直跟着我。刚二十出头的我很害怕，就随便上了一辆有轨电车（现在已没这种车了）。刚喘了口气，发现那人也上了车。这次他居然走到我身边开口说话了，说交个朋友吧之类。我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我发现斜对面坐个警察，就直奔过去，告诉他有个人跟着我，我害怕。那警察立刻让我坐在他身边，小声让我指出是谁。这时我发现那个人已经没了，他显然是心虚，车还没停稳就跳车跑了。我惊魂未定，又委屈又怕，忍不住就哭了。那个警察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们送你到家。他一说“我们”我才注意到他不是一个人，他旁边还有一个人（后来知道是他弟弟），他们兄弟俩脚下放着一个大猪头。那猪头垂头丧气地耷拉着眼皮，满脸灰尘。我紧张慌乱的心竟因为那硕大又憨丑的猪头变轻松些了。

　 那天晚上，素不相识的兄弟俩抬着那个猪头，一直把我送到家。而他们要去的地方恰恰与我家两个方向。他们到家时一定很晚了。第二天，我给那个警察所在区的公安局写了一封感谢信。我不知道那个警察的姓名，因为他不说。我只知道是因为遇见了那个警察，我躲过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与两个抬着猪头的人一起走过的夜晚，就这样荒诞而亲切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这些年人们不像从前那样谈起警察了。丢个自行车、手表之类的，也不愿去报案，不愿给警察添那个麻烦。说实话，个别素质差的警察在某种程度上也真损害了警察的形象。我虽然不是警察，却由衷地期望警察们能理解职业的神圣，切莫因个人行为上的闪失，给警察两字沾上灰尘。

　 我也由衷希望挑选警察的制度能严格一些，从形到神，从身至心，让警察这职业高尚起来。同时，对这种随时可能面临各种危险的职业，国家应该给予各种相应的待遇。正因如此，我才劝说女友尊重孩子意愿，因为圆圆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她的这个愿望，一定来自一份纯洁的动机。

　 上面文字写在几年前，但稿子寄出后，编辑偏删下了这篇。因为我写了“这几年也不知为什么，许多警察越来越胖……”一段，编辑说，好警察不一定都是瘦的，别那么偏激，这篇就别要了。

　 去年，在香港国际机场，我守着行李等同伴时，走过来一个英武、足有一米八还多的警察。他彬彬有礼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谢了他。看他笔挺地又向前走去，那神情、形象，简直就是外国大片里的男主角。一会儿，又有一个胖的警察过来，虽不那么英武，却一脸和气，非常有教养的样子。他同样也是问我是否需要帮助。这两个警察都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我想还是那位编辑说得对，好警察与胖瘦无关。重要的，在于他们理解自己职业的深刻内涵，他们是真正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