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维和日记：初到格拉伊夫

随着直升机缓缓从太子港飞往我可能将要渡过一年时间的格纳伊夫城市，我从身边窗户俯看椰树林立的太子港和碧蓝的海湾徐徐后退，本是很美的风景，可愁绪依旧涌上心头，大脑思考更多的是，格纳伊夫这个城市安全形势如何、生活条件什么样、是否还有机会调回太子港，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大概飞行了10分钟后，伴随单调的噪声和机身有规律的晃动，机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也有的人不停地拿数码相机俯拍连绵不断的山脉和浩瀚大海。其实，我也很困、很想瞌睡，因为我早上4点就起床煮方便面、收拾行李、赶飞机，但是考虑这是我第一次坐直升机，想好好体会坐直升机的感觉，同时也想看看沿途的风土人情，便努力撑着不让自己睡着，时而看看机舱内不同肤色的人，时而看看外面的风景，总的还是期盼能快点到达。一路上，我尽可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脑子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七天前发生空难直升机机舱可能会出现的场景，正是这个问题导致我没一点心绪去欣赏沿途自然景观。大约又过了15分钟，我发现原来树木丛生的山脉慢慢少了植被，海边的农田也变成了发白的荒滩，似乎有洪水泡过的痕迹，干涸的地面有很多大的裂痕，看来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我努力去搜索，所能看到依旧的稀稀拉拉的小破房子，就是看不到一套象样子的房子，估计这一地带不适宜生活。在我印象中，海滨地带应该是蓝天、碧海、沙滩、绿树，风光淤泥，休闲的好去处，然而，这里的海滨正象海地这个国家一样显得沧桑。

     8：45，直升机盘旋下降，坐我对面的一位阿根廷维和部队军官，用不太标准的英语对我说到“CHINESE FRIEND，THIS IS GONAIVES”（中国朋友，下面就是格纳伊夫）。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一下子凉半截，因为我将要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一年，方圆十里所见的一切都灰白色的，山光秃秃，平地上看不到一块农田，居民区看不到绿化，偶尔看到一棵树也不是绿的（叶子上全是灰尘），所谓的市区也只有密密麻麻、低矮的棚舍，房顶的铁皮大多生锈，也不知它怎么还排上海地第四大城市。自岗位分配方案出来后，我一方面广泛搜集格纳伊夫地区的各种资料，另一方面，也经常提醒自己是一名军人，选择维和不是来旅游观光，做好吃苦的心里准备，突如其来此情此景，我总体感受就三个字：想不到！

　　直升机稳稳停在一个山坡角下、约120平方米的停机坪，旁边十米的地方有两名阿根廷维和部队士兵全付武装警卫，巴基斯坦防暴队、阿根廷维和部队、巴西维和部队三面围绕停机坪，有那么多部队驻守，这里应该很安全。由于总部提前给这边警局打过电话，我们三人才下飞机，一名尼泊尔籍的维和警察亚米利便走过来，跟我们一一握手，并说道：“CHINESE UNPOL，WELCOME TO GONAIVES MISSION（中国警察，欢迎到格纳伊夫任务区）”，然后帮把行李装车。才下坡不到300米，只见左边的平房前停有很多UN车辆，亚米利把车子停靠旁边，原来是让我们先到局里报个到。在多数国人的印象里，到联合国工作有房住，有车开，待遇一定很不错吧！其实不然，联合国每月只发给我们固定的MSA（Mission Service Allowance，是按照任务区的风险评估和实际生活标准发给每名维和警察的津贴），而365天的衣食住行就靠自己来打理安排了。见过警监和人事官后，亚米利继续送我们找酒店安顿，车子出了营区便是一条坑坑洼洼、约15米宽的泥路，这就是格纳伊夫的城市主干道，车辆飞驰而过后，尘土飞扬，15米之外难辨人脸。亚米利驾车颠簸着，面对滚滚尘土，笑着跟我们说到“MY FRIENDS,THIS IS A REAL MISSION(朋友，这才是真正的任务区)”。

海地维和日记：格纳伊夫这座城

格纳伊夫位于海地的西北部，是全国面积最大省——阿蒂博尼特省（法语L'Artibonite）的首府，该城市是海地第三大城市，次于首都太子港和卡勒富尔。在历史上，阿蒂博尼特省也曾经写下辉煌的一页。1804年，海地皇帝德萨利纳在此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摆脱法国殖民统治，成立独立的黑人共和国。格纳伊夫另一个闻名的原因就是洪灾。2004年，珍妮飓风袭击该市，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25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84亿古德（约人民币15亿）。2008年9月，格纳伊夫连续遭受古斯塔夫、汉娜、艾克等飓风重创，造成500多人死亡，约4.8万人被迫转移，经济损失达10多亿美元。

    格拉伊夫是一个三面靠山临海的城市，土壤主要成份是铝钒土，干旱时粉尘飞扬，下雨时到处是烂泥浆，不适宜植物生长，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买不到新鲜蔬菜的根源所在。尽管干旱时，整个城市都笼罩着尘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起居生活和身体健康，但是人们还是宁愿选择干旱而不是下雨，因为中心城市的面积不大，地势明显要低于海平面，一旦下大雨，就是洪灾。近年来，在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支援下，政府重建速度加快，也有很多有关民生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在格拉伊夫很多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他国的国旗，例如日本人出钱帮当地人挖了几口水井，在井座上就喷上了大大的膏药旗。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居第二位，很难想象，他们捐赠给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的，居然仅仅是水井而已。而且援助的地点还是现任总统的故乡。欧盟也给与了海地很多的援助，援助项目也很多。法国、加拿大等法语国家的捐助也比较多。

　　中国台湾地区也有一些捐助，像建立一些扶持项目，建设一些基础设施等。从居民分布区来看上，可以将整个格拉伊夫市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区域。一个是市中心。格拉伊夫大大小小、坑坑洼洼街道共有约30余条，大多坐落于市中心区域。全城主要的酒店、商店、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等也集中在市中心。二是贫民区，围绕在城市靠近海边的区域，这些地方富人都不愿意落脚，一则经常被水淹没，二则环境太差，蚊子太多。贫民区也是治安最乱的区域，那里是格拉伊夫的红区，据说那是海地暴乱的发源地，在没有武装护卫的情况下，民事警察禁止进入。三是城郊区。郊区可能是土质不一样，到处都生长着热带植物，一年四季常青，完成是另外一个生态世界。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怎么好，很多房子都是搭木架、抹稻草泥的，破破烂烂。海地的失业率75%，不少人群衣不遮体，大部分人都瘦得皮包骨头，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无所事事的聚集在一起，对过往联合国车辆指指点点，或者目光呆滞的看着，显得非常的无助。他们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的呆滞，有的仇视，有的期盼，有的好奇，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初期时那些西方记者在中国拍下的黑白照片。当地的黑人小孩都会说一些很简单的英文，一般先是朋友你好吗，紧接的便是给我钱、食物、水、饼干等简单的词汇。

    对比我们国内相对欠发达的小县城，或许格纳伊夫根本算不上什么“城市”，更像是乡村的集镇，最繁华的市中心，所有的建筑物似乎都是五六十年之前的建筑，可能其中还有百年历史建筑；最好的超市，也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杂货铺；最高的建筑，也只是一座教堂和一座纪念碑。黄昏的时候，在一些人流较大的路口，坐着一些年轻的妇女，点着一盏昏暗摇曳、似燃欲灭的煤油灯（80年左右我们农村常用的那种煤油灯），卖点烤肉什么的，黝黑的面庞毫无表情地张望四周，期待我们国内称作“上帝”的顾客光临。

　　尽管贫穷落后，人们还是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行走街头会不时看到海地人哼着我们听不懂的调子,就连拿纸箱行走销售饮料或者食品的小贩，一旦有人购买之后还会做几个得意的舞蹈动作。夜幕降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贫穷的国度居然到处是酒吧，人流如涌，也有一些没钱人就呆在酒吧外面，想借那些超劲的音乐狂欢，籍以放松。在海地另一个让我钦佩的是，海地人对足球的狂热，一般在下午时分随处都可见黑人小孩三五成群赤足踢足球，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足球”都是小胶球或者塑料瓶，象我们国内平时所踢、真正意义上的足球不多；有的庄稼人干活回来放下家具就踢球，自得其乐。从11月份起，海地举行全国足球联赛（共9个省队），其中格纳伊夫还是一个赛事较多的分赛场，每场比赛维和警察和当地维和警察都得到场维护秩序。

　

　　我先后被安排参加了三次足球赛安保，场上：虽然队员的球技达不到平时电视上看到的球赛那么高的水平，但是他们的接传意识还是很强，一旦有碰撞发生，没过错者会懒倒地上等待裁判给个说法，看来还挺会装，挺会摆球星谱。别看大部分队员很瘦小，但是奔跑抢球的速度还是很快，两个小时下来，体力还是那么好。有一点不能否认的就是文明程度落后，在场上时常发生动手干架现象，让人感觉象是民间球赛。场下：场内、场外到处是观赛的男女老少，精彩之处吆喝声四起，不少还站起来评头论足，指指点点，感觉人群的热情比40度高温天气还要高涨，这种场景不比世界杯差多少。有的人，从一开场就拿着手机给朋友打个不停，直到球赛结束，就象现场解说员一样叫喊着，每分钟通话费可是要人民币1元钱，说实在的我会很心痛。一旦裁判对违规评判不公（其实裁判并没有吹黑哨的意思，只不过是有时因为场上尘土飞扬看不清楚），场上的人们就冲裁判叫喊不停，似乎押注赌博一样要命。每出现这种场景，我都很担心会发生冲突，然后就想人数众多，冲突发生后我们十来个人能干点什么，我在国内又没有人群控制的经验，该如何确保自己安全。因此，每场球赛平安结束后，我心理总念到：谢天谢地，今天球赛又没事

海地维和日记：格纳伊夫第一岗

海地维和日记：疾病的威胁

　海地地处热带，全年分为旱季（4—8月）和雨季（9—3月），没春夏秋冬之分，年平均气温30度以上。由于经济落后、医疗卫生差和人民卫生意识淡薄，导致海地成了乙肝、疟疾、伤寒、登革热、艾滋病的高发地区，艾滋病毒感染率为5.6%，据说海地是世界艾滋病发源。乙肝、伤寒都是比较熟悉，不再赘述。

　　疟疾（malaria）又名打摆子，是由疟原虫经蚊叮咬传播的污染病。临床上以周期性定时性发作的寒战、高热、出汗退热，以及贫血和脾大为特点，是当今人类的最大杀手之一。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特效药，一旦感染上将终身携带，随时有发作的可能。我们刚到格纳伊夫任务区，就听说有一名巴基斯坦防暴队员因感染疟疾，八个月时间内三次进驻阿根廷医院（联合国驻海地最高级医院）。本人曾于10、11月期间，三次去过格纳伊夫的联合国诊所，每次都会碰到维和部队、防暴队或者联合国顾员排队等候血液抽检，看来这个地区形势不容乐观。疟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仍有92个国家和地区处于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发病人数为1.5亿，死于疟疾者愈200万人。

　　登革热同疟疾一样是海地最常见、由蚊蝇子传播疾病。其主要症状有：一般被带病的蚊子叮咬之后，有三到五天的潜伏期，发病急，先寒战，随之体温迅速升高，24小时内可达40℃。发热时伴全身症状，如头痛、腰痛，尤其骨、并节疼痛剧烈，似骨折样或碎骨样，严重者影响活动，但外观无红肿。消化道症状可有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脉搏早期加快，后期变缓。严重者疲乏无力呈衰竭状态。于病程3～6日出现斑丘疹或麻疹样皮疹，也有猩红热样皮疹，红色斑疹，重者变为出血性皮疹。25～50%病例有不同程度出血，如牙龈出血、鼻衄、消化道出血、咯血、血尿等。

　　我警队长赵化宇同志，估计是被蚊子叮感染登革热，于10月9日出现39度持续高烧，防暴队医生采取物理降温、打点滴和吃药混合方式时行了治疗，可是连续两天都保持39度。一般情况下，警队都提倡小病到中国防暴队治疗，因为住进阿根廷医院后，每天会被扣掉78美元的MSA，而且进去之后医生不会轻易批准出院的，想着那么多的MSA被扣掉，很是心疼的。但出于安全考虑，该同志第三天转入阿根廷医院治疗，抽品显示确诊为登革热，经过14天住院治疗，康复出院。10月17日上午，下地区工作的胡小平同志同我顶着将近40度的高温去寻找出租房。大概11点，该同志开始感觉头晕，四肢无力，我们都以为是中暑，不太当回事。晚上7点，体温从38度直冲39.5度。次日早上，到UN诊所打了一支退烧针，并拿了一些口服药，晚上体温开始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19日诊所医生，立即开转院治疗通知，当即飞往太子港的阿根廷医院，确诊登革热症状。刚到格纳伊夫报到，我们是从安全和节约考虑，住了三人间，胡小平同志高烧期间，我也出现过好几次体温超过37度5的现象，心里感到后怕，因每当想起三人都不支蚊帐，很是担心蚊子咬而交叉感染登革热。

　　还有恶之花艾滋，尽管中国人一向比较洁身自好，隐忍能力特别强，但是生活在这么一种环境中，一不小心通过什么渠道给传染了也未尝可知。

海地维和日记：难言之苦

50美元就这么一份早餐

　　以前，看维和报道，我是不相信买四个西红柿就要2美元。如今到了寸草不生的格纳伊夫城，走遍大街小巷所能见到的就是发黄的蒜苗、包心菜、红萝卜、洋葱、干豆，想看到新鲜蔬菜只能是天真的憧憬，终于明白了金钱不是万能的，在这里有钱也买不到新鲜青菜，更不要讨论价格高低问题。庆幸的是，我出国前专门买了6瓶21金维他（360天的量），理论上讲，这6瓶的量差不多够维和一年期间，补充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由于还没找到最终的落脚点，所带的几大箱食品都没有开包，日子凑会过。早餐，酒店给我们免费提供食品有：一杯咖啡，一杯果汁，一个煎蛋和两小片烤面包。也许是两杯饮料的作用，这份早餐吃进去之后，感觉不饱不饿。中午，我们一般都在基地吃一餐6美元的工作餐，每次掏出美元就自然想到折算成人民币，将近40元一份快餐，也很难吃上青菜。如果那天运气好了，会遇到蔬菜沙拉，不过通常也就是红萝卜、青椒、西红柿和卷心菜，吃起来有点倒胃口。晚餐，就是在酒店煮一包方便面或者白粥。因为见不到蔬菜，果不其然，第三天后我们就遇到了难以启齿的问题：便秘。其中的痛苦真不知道怎么形容，怕是只有过来人才有体会了。

　　尽管到海地将近一个月时间，“娇气”的胃就是不适应海地的食物，大块的牛肉、鸡块应该是美味吧，可是天天都吃这些不知道放什么料制作的、乏味的肉，没有一点象样的青菜调节，除非特别饿，否则大块的牛肉还是会剩下，因为很多时候强忍吃进去，很快就闹肚子。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里也不知道是汤还是大杂烩，餐厅就是习惯把菜花、土豆、西红柿、红萝卜等熬一锅，颜色发黄，味道怪怪的，记得第一餐吃这个菜的时候，差一点就吐出来。出国前，天天吃单位饭堂，常会听到有些官兵说，怎么又吃这些菜，可是对比海地菜谱，单位每个菜都算上美味了，有时候想着想着就吞口水。

　　也许是习以为常，觉得平常的缘故；也许只有比较，才有区别。2000年7月，我军校毕业分配到水口站工作，因为这个单位属于偏远单位，总队有点伙食补贴，单位为了不让干部交伙食费，便在菜谱质量和数量作一定裁减，这样一来不少年轻干部就埋怨饭菜质量差。因为我是从农村出生长大，通常只要饭菜熟了就行的那种平民胃口，自然没什么可说的。2002年4月，我又回到母校参加部边防局英语培训班，为了体验生活，我坚持一个星期只吃馒头、米饭和青菜、咸菜。印象很深刻的是，到了第三个晚上，一躺到床上就听到肚子饥里咕噜响（不吃晕菜饿得快）。周末，宿舍同学为了改善生活，AA制到外面吃饭，一盘大肥扣肉一上桌，每人才吃一块，我便狼咽虎吞地把剩下的消灭掉，那时候觉得吃肥肉也是一种幸福。现在的城市人，老说没胃口，看来都是优越生活惹的祸。对于乞丐或者农民工来说，能吃上一餐饱的，那可就是享受了，那会出现没有胃口的问题。再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城市的小孩子吃一餐饭得花好几十分钟，很多时候还要大人追着喂；农村的孩子，没吃时就会哭鼻子，稍大一点的，饿了还到处找吃的，真是搞不明白。

 

海地维和日记：安居乐业

 

    随着我们到格纳伊夫警局正式报到，工作算是确定了，接下来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租房子，因为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出于维和人员的安全，联海团经过安全评估，在格纳伊夫批准能入住酒店只有两家。正因为独家生意，只要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入住，老板要价都非常狠，一间比我们国内大街上随便找的招待所条件还差的单人间就是70美元每晚，双人间130美元每晚，而且早上9点到下午5点停电，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三个人一宿就将近1500元人民币，如果住下一个月那么不吃不喝就要交一半的津贴给酒店老板，这样的高消费我们实在负担不起，就算能负担得起，也没必要到海地摆谱，有那钱还不如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是，我们住了一个双人间，另多付多20美元，加了一个床铺，将就住几晚。第二天便动身找房源，期待能早日搬出去。

　　找房？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让我们上哪儿去找。记得昨天报到的时候，阿米利说过“格纳伊夫可选择房子不多”。一方面，联海团要求房源必须靠近市中心，又不能太靠路边，而且我们选好点后，还要经安全官进行评估方可入住；另一方面，我们都想省点儿房租，又想房子的设备好一些，这在象平民窟一个的格纳伊夫城，真是令人头疼。据上海警队讲，有两个队员租房遇到扯皮的房东，工作调动之后，房东就是不退押金，还有就是签合同与实际服务完全两码事，因为语言交流障碍，类似问题经常发生。一旦发生扯皮问题烦心，一年的维和工作都难得有好心情。幸好遇到一位在海地出生、后移民美国的黑人维和警察米歇尔，他不光懂当地语言，而且是个格纳伊夫通，很热心帮助我们找房，这解决了我们很多问题。

　　由于符合安全要求的房源只有5处，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转悠个遍。第一家是新房、新设备，可是要价850美元，离单位稍远；第二家，房子不错，但是稍为偏僻，对安全不利；第三家，房子太靠路边灰尘大；第四家，房东外出，通电话说让我们等20分钟，可是2个小时不见人，诚信没保障；第五家，应该是综合条件最理想，四房两厅双卫生间，约1000平方米的大院子，靠近工作单位，配有发电机和两个保安。虽然是一层的旧平房，但是设施都完成，卫生搞很很干净，内墙是新粉刷的。经过五家对比，我们选择最后一处房子。

　　

我的新家

　　地方选好了，紧接的是要和房东谈房租、签合同等相关问题。房东是格纳伊夫当地人，大约45岁，在政府工作，人很憨厚，要求我们整体租住，租金为3000美元。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2800美元每月，租金为逐月交，且不支付押金，此外同意我们自己用英语拟、签合同（以往很多队员都被迫签克里亚语，80%与法语相近，吃了不少哑巴亏）。尽管跟国内相比，这房子租金价格不匪，但是跟酒店相比，便宜了，而且我们全天都保证有电，空调也就能真正发挥作用。后来，米歇尔搬出酒店，跟我们一起租住。一方面，分摊了房租，另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个免费的翻译和保镖。如此一来，先前所有租房的顾虑都基本消除。

　　18日晚8点，我们赶签了合同。19日早上，我们在马里维和警察凯特驾车帮助下，迫不及待搬家。我们总共行李600多斤，大小箱子将近20个，考虑到胡小平因感染登革热到首都太子港住院治疗，我们花钱在酒店找了3名员工帮忙。忙碌了大概3个小时，来回四趟，便顺利从酒店搬到了出租房。当卸下最后一车行李后，尽管汗流浃背，人也累疲了，但是心里头充满了兴奋劲，因为我们暂辞别了奔波的生活。历史上孟母三迁也不知历时多少时间，可是我海地维和一行两个月时间内就五次搬家，如果往后因工作调动，也许还会搬一两次家，想想都怕。记得我们当初离开家，把行李搬到武警学院维和培训中心，后因武警学院发生严重流感疫情搬到廊坊开发区，接下来是太子港圣路易斯酒店、格纳伊夫红星酒店，再到今天最后定居，总算漂够了。

　　

搬家后吃方便面也香

　　工作岗位定下了，新家也搬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维和生活也将从此开始。

 

海地维和日记：国际玩笑

 

    刚到海地上业务培训课时，教员就教导我们说海地任务区不同国内，一是环境艰苦、形势紧张导致心理压力大，二是远离家人、生活单调，要学会找乐子。基于此，生活和工作，我也就有意识去幽他一默，增添生活的乐趣。

　　会法语

　　因为身体不舒服，到联合国的诊所看医生。刚一进门,便卖一下刚才学会的简单的问候语，同时用法语和克来奥语跟室内的医生和患者问好，大家都因为我是新来的中国警察居然会两种语言，觉得很好奇。

　　一个黑人女医生开心地问“Hey,friend,you know French?”(朋友，你懂得法语？/歪译：朋友，你懂得法国人)。

　　我的回答是“yes,I know French people ,but I do not speak French language”(是的，我知道法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法语)。

　　犯人逃跑

　　到格纳伊夫第一次跟克罗地亚和贝宁维和警察（两位都是50岁左右的人）上夜班，地点是在市监狱局（6间牢房，约280名犯人，其中有几十人是杀人犯、严重刑事犯，40、50人挤一间小房，不少人晚上都是坐着睡，有点象国内春运挤火车）。

　　大约是凌晨1：00,我们坐到车子监视，克罗地亚维和警察科里巴力向我问到“基东，如果这些人全部越狱逃跑了，我们该怎么办？”

　　当时监管的只有5名当地警察、15名巴基斯坦防暴队员，加上我们3名维和警察，真是全跑光光。按照他这么一说，真是越狱事件发生，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想想头皮都发麻。我稍缓了一下，故作镇静，笑着答道：“朋友们，小事一桩，不值得害怕，因为有中国超级警察在。”

　　问：“很多都是亡命之徒，我们怎么抓得完，说不准他们还把我们全部都抓走。”

　　答：“当他们真的逃跑了，我会马上拿出一打美元，大声向他们喊到‘各位海地朋友，现在玩有奖竞赛，谁最先跑回监狱的，将得到100美元（相当于海地白领3个月的收入），当然，最后一名在10分钟跑回去的也可以得5美元’，相信他们会第一时间掉头往回跑。对了，你们两位身上带了多少美元，我今天匆忙忘带美元了。”

　　两人“哈哈”大笑，我后背冒汗。

　　巧妙回答

　　记得在北京机场的送行时，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跟我们强调到：“各位战友们，今晚踏上飞机后，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形象，也就是说你的嘴和耳朵不再是自己的了，要象外交官一样注意自己的辞令，免得引起国家争端。”正因为这个，我们到任务区后，不管别国人问什么问题，都得三思而后说，特别是针对一些敏感话题更不能轻易回答。

　　一日，我同尼泊尔和菲律宾维和警察驾车巡逻，经过一段尘土飞扬的路段，尼泊尔的维和警察突然向我问：“基东，你认为格纳伊夫怎样？”。

　　答：“good”。（我边答边竖起大拇指）

　　问：“太子港怎么样（太子港城市比格纳伊夫强几倍）？”答：“very,very good”。（把大拇指举得高一点）

　　问：“那中国的北京怎么样？”

　　答：“very,very,very good”。（把大拇指举得高高的，同时冲着他们“嘿嘿”笑）

 

海地维和日记：为何维和

 

      2009年7月25日，正式接到公安部的海地维和任务通知书后，身边很多的亲友同事都祝贺我，认为人生有机会就要去闯一闯；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理由是在国内都过得好好的，何必到艰苦环境吃苦受累，而且还要冒那么大风险。

　　维和圆梦。1999年6月，我正读武警学院大三，那时中国首批维和警察就在那培训、派出，平时常看到他们进行反恐、要人保护、急救、车辆驾驶、体能训练等训练，心想能代表国家走向世界舞台维和的人都是警察中的精英，再有这个使命是那么的神圣，由衷钦佩。当时，对维和警察进行外语培训的姬玉珊老师正是我大一的英语老师，为了参与维和行动的梦想，我便私下找姬老师了解维和警察能力和素质要求。按照姬老师说的，当一名维和警察主要条件就是“三会”即：“会说话”、“会走路”和“会打架”（ “会说话”即过外语关，“会走路”即驾驶过关，“会打架”即射击过关），其他方面要求便是：党员、参加工作满5年，驾龄满3年，不对身高作特别要求，也就是说我1米67的个头也能维和。自那时起，我定下一个人生目标——将来维和去，并按照相关能力和素质要求去努力，全面提升自己的素质。从1999年的梦想到2009年的圆梦，不经意间过去了十年，也应证了那句话：十年磨一剑，我终于做到了！

　　

文件大多数都是用法语，真没头绪

　　挑战自我。很多人把工作当作谋生的职业去经营，也有的人把它作为一项事业去追求，自认为属于后者。在我的家族中，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父亲曾教育我道：“儿子，你若不努力学文化，将来还得象我一样当农民，永远走不出这块黄土地。”到了初三时，终于知道要努力学习，也发疯一样去努力，居然是乡镇唯一学生考上县重点高中（1993年）。因为离家到了县城，也就是不用再去干农活，全部精力都可以投入学习中，加上潜力的挖掘，学习成绩节节提高。经过两个月半努力，我的段考成绩便从入学时年级116名进步到64名（整个年级480人），大概高一结束后一直保持在年级前20名，高考总分排名第16名。在1996年的高考后，考虑家庭负担重，我选择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防系），这成了人生的转折，意味着我成功离开了农村。在1999年七个项目的体育考核中，我取得了总分685分、平均分98分的好成绩，并成为武警学院建院以来首个体育奖学金获得者。这个成绩的得来对我往后的成长影响深远，因为它带给我一个信念：我努力，我能行。2000年7月，我是到水口关边检站工作的第一位大学生，尽管业务单一、环境艰苦，但是我能固守清贫，一边努力做好工作，一边制定计划、分类学习，2003年12月论文《论边防行政执法》被公安部法制局评为三等奖；2004年4月获得国家英语考官资格，9月作为教员和主考官完成国家英语三级培训、考试；2004年11月，论文《论护照证件生物防伪加密技术的可行性》被评为第二届全国边防科技论坛研讨会优秀论文；教案《提高执法素质，忠实履行职责，确保“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落到实处》被广西边防总队评为优秀教案。2006年，总队组织干部公选中，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调进南宁边检站。期间，先后从事边防检查、法律（2007年借用到总队法制处半年主抓“三考”）、政工（宣传、纪检、保卫）等岗位工作，虽然没有取得大的成绩，但是能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表明人只要肯学、什么岗位都可以适应。很多人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如今有幸以一名维和警察身份代表全国近200万警察（公安加边防）跨出国门走向国际舞台，这是我人生中一个更大的挑战，我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它。

　　丰富人生经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可见游走远方和接触不同的人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在任务区维和，就是在异国他乡和一群来在不同国家、信仰、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共事、交流人生，开阔眼界，拓宽思维。我目前所工作的格纳伊夫市局现有维和警察29人，辖区内有1个监狱、1个海港和8个派出所。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先后参与了辖区治安巡逻、海岸警卫、例行路检、要人安全警卫、押解犯人、案件调查、抓捕疑犯、跨区域警务协作等，如果不出来维和，有很多工作在国内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触，我想这个经验阅历将会成为一生中难得的一笔宝贵财富。

　　

海地有名的"塔塔"客车

　　学会珍惜。吃苦未必是一件坏事，毕竟维和短短一年时间，通过危险工作、艰苦生活和耳濡目染这个国度的沧桑，更能使人加珍惜和平年代生活的幸福、政治生命的可贵、岗位工作来之不易，学会如何去珍惜自己已经习以为常的一切。

　　

看到自己儿时的影子，鼓励他回家学习

　　无庸讳言，还有一个副产品，那二十万RMB，也不能回避，虽说没有多少钱，可是对于我这个小干部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假如没有这个补贴，我还是一样参与执行维和行动）。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说什么大道理，既然拿了联合国的俸禄，就努力为世界和平事业做点贡献。

　　如果把维和的意义放大一点去说，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但凡是派有中国维和人员的任务区，都是直接和我们国家利益相关的。换言之，我们到异国他乡吃苦遭罪，就是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风采。

　　当然，这是使命的召唤，更是责任之所在；既是至上的荣誉，也是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