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前从师范学校毕业，恰逢县公安局招警察，在婶的动员下，我参加并通过了招警考试，被分在郊区的一个派出所。
　　派出所和区公所虽在一个大院里办公，但却是独立的一幢四层楼，外面的蓝白相间的墙漆有些已经脱落，看起来显得破旧。报到上班的那天，所里当时只有一个值班的年约六十、穿着一身洗得有点发白的黄色制服的老警察。他见了我们很是热情，忙着端茶倒水，又腾出了四楼的一间曾是会议室的屋子。他和我一起把箱子被子等物品拿到了四楼，路上他要我就称他为王伯，还帮我铺起了被褥，这是我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我不由地从心里对他多了一份如父辈般地尊重。
　　王伯五十刚出头，看起来却像六十岁的老人，个子不高。以前曾是在生产队里的会计，后来当上了乡里的公安特派员，再后来，所有乡里的特派员被收编以后，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警察，混到现在还只是个三督。他整天脸上笑呵呵的，那种因为自己是警察而自豪的笑会久久地驻留在他满面邹纹的脸上，也印在了我的心里。
　　　　　　　　　　　　　　　　　
　　二
　　　　　　　　　　　　　　　　　
　　办公楼前有一个小小的花坛，花坛中时常有不少的垃圾，等到我早早上班准备打扫时，花坛里已是干干净净的，办公室也是窗明几净。王伯坐在办公室门口正在卷着“喇叭筒”。
　　按例我先从内勤做起，王伯则当会计。我不会打算盘，所里当时也没有计算器什么的。他就教我先学打666，就是用算盘练习从1连续的加到36，最后的得数就是666.那几天只要有空闲时间，他都做在我面前督促我打‘666’，每加一个数就给我念一句相应的珠算运算口诀。我要是哪里拨错了一个子，他鼻梁上架着个老花镜看得可是一清二楚的。苦练了三天，终于可以一口气不拨错子地打666了。到月底和他对帐，竟然没有错帐。遇到局里来人到所里办案或是检查工作，他总是对局里的人说：你看咱们所里的小杨，那是很勤快的，三天就学会打算盘了，那个账做得……啧啧。局里的人听他这样一说，就会恭维他：还是老王历害，带出了这样一个能干的徒弟来。他这时就会在脸上露出一丝常人不易觉察到的得意的笑，嘴里却是很谦虚地说着“哪里，全靠她自己。”经他这样一个十分敬业的老同志一吹捧，局里的人都认为我挺能干得，没有过多久，我居然作为优秀民警就被调到局机关上班去了，不过这是后话了。
　　由于王伯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也就很少办案记材料，平日的工作也就在所里值班，接待来所里办事、报案的群众。他总爱戏称自己是一个不会写字的警察，很羡慕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人。我们在记材料时，总是提着一把椅子坐在办公室的门口，说是帮我们看紧点案犯，以防趁我们专心记材料的当口逃跑。有一次，所里抓到了一个抢劫犯和他的三个同伙，审讯时人手不够，连我这个内勤都临阵磨枪上场了。我和王伯审讯的是那个抢劫案的第二号人物，他有些耍滑头，问他作案经过，避重就轻，就是不愿意交待我们最想知道的作案细节。王伯就坐在门口给他拧起了紧箍咒：你以为你们那点心思瞧不出来吗？别看她是个女同志，那可是经过专门训练了的，不像我这个老头子，没读过几天书。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歪主意她清楚的很呢，对你那眼神一看就知道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吧。说不定还落个从宽处理。嘿，还别说，经他这样一鼓捣，那些想耍花招的人还真不敢怎么样了，埋着头，做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怕王伯的眼睛瞄着他呢！
　　　　　　　　　　　　　　　　　
　　三
　　　　　　　　　　　　　　　　　
　　有一天，王伯把我叫到一边很温和地悄悄地问我：你和局领导是亲戚吧，我的大儿子在工厂里干保卫，这次县局又要进人，你帮我打个招呼，讨论时最好能通过，警察这饭碗终归是稳当些。
　　我给王伯解释说这我不是领导的亲戚，王伯却认为我的解释只是不想给他帮忙，不想传这个话。还说要不要亲戚，干吗报到上班时一下子来了了三个小车？我听了忍俊不禁一笑，其实当时只是我婶单位搞路检的车顺道来送送我而已。可无论我怎样解释，也难消王伯头的疑虑，这时再看王伯，脸上早已是阴云密布了。
　　此后的好几天，王伯一直都不搭理我，可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在他面前笑嘻嘻地叫“王伯”，可王伯却好像是真的生我的气了，见了我眼睛是朝我冲着的，有时会“嗡”地一声应一下，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我很不习惯王伯的不理不睬，在我的心里压根儿就不曾想到过王伯会为此事耿耿于怀。可是后来的几件事却使我认定了他是真记恨我了，还刻意给我穿小鞋呢。
　　王伯平时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来二两包谷烧，就二两，不多也不少，从不喝醉。一般情况下都是他自己早就准备好了放在所里的食堂里，只等着开饭时举杯畅饮。可那天，局里刑侦队来了几个办案的刑警，也和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桌子上明明还有酒，他却坐在门的正对面，手朝我一扬，在那里大声吆喝着：“丫头，去！给我打一斤包谷烧去，我要和局里的领导喝二两。”在这么多人面前，纵然我对他有再多地不满，是如何地受不了他那颐指气使的神情，我也不能抹了王伯的面子。我拿着酒壶飞快地跑到外面的小店打了一斤包谷烧回来，并且毕恭毕敬地放在他桌前，而心里却因为王伯大声大气地吆喝好一阵不舒服呢！
　　在我们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财政是没有给所里拨一分钱的办公办案经费，一切开支都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去筹。那时到处都在搞什么工作量化管理，我们所里也不例外，将工作与补助挂勾，自个儿去捞。所里有八个人，分了三个组。内务组就只有我和王伯二人，我们得负责每个月的补助和办公费用。当时找钱的办法要么去抓赌抓嫖，要么就是到别的单位去拉赞助。光完成所里的所有的内务工作已经让我们忙得够呛的，再说我们又不认识什么什么人，让我们这一老一少到哪里去想办法找钱啊？可在会上王伯却第一个站起来主动表态说经费的事没有问题，说什么可以把后面山坡上空着的一大块地给种上红薯，再在附近的农户家搭个猪栏喂上五头小猪崽，一年的补助不就回来了吗？我当时一听他这个找钱的法子，脑袋一下子就“嗡”地作响。天啊，怎么会想到要我去喂猪啊，要知道小时候妈妈为了筹钱送我们姐妹仨读书，一年到头喂了六七头猪，我们放假回家就必须得到地里打猪草，而我经常是去了一个上午只能将背笼装平，在家剁猪草已经把我左手的三根手指去掉了不少的皮，现在还留有八个刀痕呢。说起喂猪我就会心里烦，想也没想就在会上用“要喂你自己一个人喂好了，我宁愿不要什么补助”顶撞了我一向敬重的王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认为王伯是有意想出这个捞钱的法子来整我的。
　　　　　　　　　　　　　　　　　
　　四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又让我确信王伯不是小心眼的人，他还是依然在关心着我、爱护着我的。
　　办公楼后面全是农田，一到晚上，蚊子和小飞蛾是不停地光顾我的小屋，因为一直没有发工资，于是姐姐就给我带来了三十元钱让我自己到小镇上买蚊帐。那天正逢乡场，我揣着钱独自一个人到集市上。小镇虽小，可一到逢场各村的人都相挤着来到墟场，人挨着人，人挤着人。等我好不容易挤到了卖蚊帐的店前，选好了蚊帐掏口袋准备付钱，却发现我的钱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店主提醒地问我“会不会是给扒去了”。我是压根就没有想到这钱会是小偷给偷走了，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粗心不小心给弄丢了呢。
　　蚊帐没有买成，回到所里，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王伯戴着那老花镜埋着头正打着算盘算帐呢，也许他从没有见过我这漠无表情的样子，抬了一下头，眼睛却是从镜架上方瞟了我一眼：“这丫头今天是怎么了？”
　　因为种红薯喂猪的事我一直不和他说话，这时也不乐意接他的话茬。他摘下了老花镜走到了我跟前：小丫头，还记着王伯的气啊。我说过，王伯就是你家的亲伯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跟王伯说，不要闷在心头。
　　其实在我的心里也在嘀咕着要不要给他说我丢钱的事，毕竟在这里我只和王伯最熟悉。可说出来还真羞人啊，一个警察的钱竟然在集市上给扒去了，岂不是让他笑话我吗？转念一想，他不是我最亲的王伯吗？有什么不能说的，然后就将丢钱的事告诉了他，还叮嘱他不能再让别人知道这事了。
　　“你别急，我这就上集市上找找去。”说完王伯就出了院门。
　　一会儿，就见王伯拎着一个小男孩儿的耳朵进了所里，那男孩儿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币低着头怯生生地放在了我的桌前。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个孩儿把我的钱给悄悄地扒去了。那男孩儿求王伯不要叫他父母来，怕挨打。王伯就要他写了一个保证，保证以后再不做坏事了。那男孩儿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递给王伯，王伯递到我手里要我给他念看看这小男孩儿态度是否端正。
　　所里的户籍工作我也是一肩挑，同样是王伯手把手教出来的。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教导员带来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要我帮他把民族成分改动一下，由原来的汉族改为土家族，高考录取时可以优惠20分。我当时以为只要是领导说的事那就得办，更何况那时我对户籍业务也不是很熟悉。我在户口本底册上将这个人的民族成分已经改成了土家族，并且也填好了新的户口簿。正当那人满心欢喜地拿了户口簿正要走出办公室大门的时候，王伯从里间档案室出来了，立即从那人手里夺走了户口本，我当时一下子蒙了，不知是怎么了，从不乱发火的他今天干吗这样？
　　“改民族成分要经过县民委，我们派出所不能随便改的。这个本子我要收回作废。”说完就把那红色的户口簿撕成了两半，最后给扔到了垃圾桶里去了。教导员站在一边铁青着脸，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你这小丫头，这民族成分是你想改就改的？这关系到升学加分的大事，到时看你怎么负责任吧，搞不好工作都要弄丢。”等教导员走后，他板着脸又训起我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那番话在当时我听来的确有点严历，但却是对我工作的莫大支持。还记得当时我是奇怪而又认真地看着王伯，在心里思索着王伯的每一句话。
　　自此我越发地敬重王伯了，整天跟在他身后，求着他把他知道的业务知识都传授给我。他呢，有时也特能摆谱，要我陪他和区公所的几个老同志打篮球啊，帮他孙女检查作业啊。然后就会从他腰间取下用橄榄绿绳系着的钥匙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本《公安户籍管理》的小册子来。后来因为我经常早起抢着和他打扫院子，给他孙女教普通话，他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屉子里的书给取了出来。我也认真地把那些业务书看完了，内容少一点的甚至可以全背下来。不可否认这些书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
　　　　　　　　　　　　　　　　　
　　在那个派出所只工作了八个月，我就调到了机关工作。走的时候王伯把他的那些书从抽屉里全取出来郑重地放在我桌前，对我说了一句：“我把我的宝贝全交给你了。”我趴在书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这时才发现自己舍不得这里，舍不得王伯，不知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否能再遇到像王伯这样的人。
　　几年来我被频繁地调来调去，不停地变换着工作岗位，也就不断地要熟悉各部门的业务工作。这几年一直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自己在心里认为也没有辜负王伯对我的期望，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很少有空余的时间。不过在这期间我还是专门去那个派出所看过王伯一次。那年王伯因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中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指挥抢救工作被记了个三等功，还解决了副科级，临退休的时候赶上了机会终于授到了二督警衔。看到我来看他，他特别地高兴，硬拉着我要陪他喝包谷烧。那一次他喝得是酩酊大醉，嘴里说着：“丫头，我老了，不中用了，你可得好好干呀。”
　　再后来，王伯退休回自己的老家去了。我也忙着恋爱、结婚，生子，忙得更是一塌糊涂。听政办的同事说，王伯回老家后当起了村支部书记，为村里的事是忙得不亦乐乎。
　　　　　　　　　　　　　　　　　
　　六
　　　　　　　　　　　　　　　　　
　　在去年的老干部会议上我负责接待工作，我再一次看到了王伯，他依然精神矍烁。他拉着我的手像过去那样很亲切地问我“现在在哪个部门工作？孩子多大了？”
　　他还告诉我种了好多橘子，明年肯定要大丰收了，明年秋天一定要我带着孩子去橘园摘桔子呢！走时我们送老干部们去车站，他又像以前那样轻轻地拍拍我的肩用他那朴实地无法再朴实地话语一再叮嘱“丫头，好好地工作。”
　　一直挥着手，忘着车子渐渐远去，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我闭紧了双眼，不想眼泪再次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