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凶杀案件的被害人进行了‘无声的交谈’。我长时间地凝视着她和她周围的一切。然后，她用非常真实的方式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９月２８日下午，在安徽警官学院，本刊记者第二次见到了著名美籍华裔法庭科学家李昌钰博士。

上一次是在十年之前，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这一前一后，记者由一名立志成为文检专家的在校学生，变成了一位从事警事新闻报道的民警，李博士的身份——他最荣耀的社会身份，依然是一名法庭科学家。

１９３８年出生的李昌钰，其社会身份从１９６０年台北警察局从事对外联络和侦破工作的年轻警察，经马来西亚一家报馆的记者、编辑、总编，跨度到美国纽约大学医疗中心的化验员、法庭科学专业的学士、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博士，于１９７５年他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之后，开始了他长达３１年、并获得了全世界首屈一指地位的法庭科学家的生涯。

十年时光的印痕

２８日下午２点４５分，我匆匆进入安徽警官学院大门，穿过一个小广场，远远于行政楼前正在举行献花仪式的人群中找到了李博士的依稀身影。遥遥望向他，十年时光竟薄如层纸，在我轻轻移步间被刹那穿破。

人群之中的李昌钰博士，比记忆中的略显瘦小，远远望去已有了老人的行态。回想当年坐在学校的礼堂，聆听他洪亮而圆润的声音，捕捉他灵活的身体语言，领略他以“老兄”指称杀人凶手的诙谐，眼前的场景、记忆的影像，快速地挪移更替，十年时光，瞬间拉近又被拖远。

在一群身穿白色短袖警衬的官员中间，他藏青色的西服套装显得分外的稳重、严谨和儒雅。在二三十名记者和工作人员中左弯右绕，我很快靠近了他的身边。

他的发型依旧是略微弯曲着梳向右边，优雅依旧，头发却变稀疏，银发增添了许多。

尽管明白，银丝或者皮肤的松弛状态，于他都是生命的财富，但看见我年少时的偶像的脸颊已无当年饱满、润泽的光芒，看见了时光那悄无声息的残酷，一时间还是唏嘘难禁，百感交集。

祖国物证技术的发展

福及当年的渊源，我顺利地得到了他的签名，签在我随身带去的１９９８年出版的他的传记上。那是国内第一本有关他的专著。他依然记得当年去我母校讲学的事情。

当我问及，中国的物证技术当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差距主要在哪些方面？李博士回答说：“这个问题很深，我花三天三夜也回答不完。”

他说：“在鉴定程序上，中国人（做材料）很节省；但美国人很浪费，比如一个案件的档案，在美国通常是几百张。当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定然会发生改变）。像现在，人民已经比过去浪费多了。我记得１９８３年我第一次回国，吃不完的菜每个人都抢着带回家；现在，吃不完都没有人要了，但在美国，我们吃不完还要打包。所以，很多情形下，这是一个生活水准的区别。鉴识技术方面，祖国这几年来有很大的进步。人员的培训很重要，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去美国培训，但是鉴识人员的机会很少，好像大部分是财经和管理（人员），我想将来也会注意到对鉴识人员的培训。”

误读——当代福尔摩斯

“我不是什么福尔摩斯，我只是一名法庭科学家，我只对物证负责。”此次合肥之行，李博士再一次对自己的客观定位，却因为民众对他的至高推崇——似乎只有“福尔摩斯”才得相配——而再度被忽视。

在整个侦查的破案过程中，物证鉴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非等同于破案。只是在很多疑难案件中，李博士的鉴定结果通常能够很准确地指向犯罪人，再经媒体有选择地报道，就给公众造成了一个印象：案件就是他破的。

对于２００４年台湾“３·１９”枪击案，即使国内一些业界人士，谈及此案也对李博士略持疑问，说他对案件的事实真相有所规避。李博士说：“我告诉你子弹的形状、射击人的位置，至于是哪个人（开枪），那是政治的事情。”依据李博士的鉴定结果，台湾警方找到了开枪嫌疑人陈义雄，再后来的调查就非他的事情。他强调，他不做动机判定，那不是他调查的方向，他只是让物证所显现的科学证据说话。

对于媒体关于“辛普森杀妻案”的质疑，李博士说：“我实际上是代表客观真相的鉴定结果。我就像乐队里的一件乐器，但律师是演奏我的音乐家。”

他实在不是什么福尔摩斯，他只是一位法庭科学家。他只是让物证说话，破案委实并非他的事。

奇石之情

“石头代表历史，而国画代表了祖国的文化，这两份礼物是祖国历史和文化的结合，实在太重了！”当安徽警官学院院长将两份礼物：一块石头和一幅国画送给李昌钰博士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他再次用诙谐、轻松的口吻对表达了他偏爱石头的原因：“石头不需要你花时间去浇水和修剪，你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石头比你的长得快。”

他的弦外之音也许不易被察觉，十年前在和他的交流中，在谈及时间时，他泄露出一丝淡淡的无奈和遗憾。那时他的手头也有近８００起疑难案件等待他去协助调查。他其实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有时间练练书法、剪剪花草，但他实在没有时间。作为一种补偿，他把自己对花草的爱好转移到收藏各种石头上。

母亲，很伟大的女性

这十年期间，李博士生活中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故，是他母亲的辞世。

当年他去中国刑警学院讲学，言及“我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自豪和崇敬溢于言表。当年我们年少轻狂，闻言颇感震惊。钦佩之余，牢牢记住了李博士对母亲的拳拳深情。

今次再度被问及他挚爱的母亲，李博士的声音突显沉滞，原来他的母亲王安佛女士，在前年辞世，享年１０６岁。

“我读书、做人都是跟我妈妈学的。”李昌钰说：“我母亲教我们对人要‘忠诚’和‘平和’。”

前年李博士的母亲辞世，美国总统亲自写信向他母亲致敬，美国纽约州和康州将他母亲辞世的那天定为王安佛日，出殡当日，纽约市实行交通管制，殡葬馆的老板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女人在纽约曼哈顿的葬礼如此隆重。很多人都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李曼·

后记

因为２９日下雨，李博士临时改变了行程，原本计划当日上午的采访，不幸未得成行。横亘记者心中长达十年之久的一个疑问，继续横亘心中。

——科学有时会被加以违背正义的利用。或者说，科学结论有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主观的、甚至背反科学真义的判断。

在世纪审判——“辛普森杀妻”一案中，一个未被中国大众知晓的事实是，１２名陪审团成员系经过辛普森重金聘请的心理学家、陪审团顾问——乔艾琳·迪米曲斯一一预测、挑选出来，她挑选的唯一标准就是，被选中的成员将在法庭上做出辛普森无罪判决。事实证明，乔艾琳成功了，或者说，辛普森的金钱帮助他巧妙战胜了美国的司法制度，在这场斗争中，法庭科学被辛普森的智囊团用做了对抗美国司法制度的砝码。

李博士的法庭陈述是影响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李博士从未言明，但其回应媒体的弦外之音，让人听出了他跟大部分美国民众心里的判决一致、但与陪审团相左的个人判决。作为一名为科学献身、对物证负责的态度严谨的法庭科学家，不知他如何看待这一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