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张卡片是杭州市警方在一起命案现场提取的半枚足迹卡。一个独自居住的老人，大白天被人杀死在家中，现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所有有价值的痕迹全部遭到破坏，只留下了这半枚足迹。这究竟是犯罪嫌疑人伪装形成的，还是清理现场时无意中留下的呢？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余伟民看了这张照片后断定，嫌疑人很可能脚部有残疾。这一判断，大大缩小了民警排查工作的范围。很快，目标出现了，凶手正是被害人干女儿的男朋友。而此人也正如余伟民判断的那样，右脚有残疾，走路只能半只脚落地。说到这，您一定奇怪，这个余伟民为何会有如此神算呢？

　　2000年4月，杭州市西湖区鼓荡新村，一名中年女性在家中遇害。被害人倒在血泊之中，头部遭到过致命的钝器击打。

　　案发时间是在白天。被害人家住在一楼，但是，没有邻居看到过有可疑的人员出入，案件性质一时难以确定。

　　被害人家中的保险柜已经被撬开，贵重财物被洗劫一空。

　　现场已被犯罪嫌疑人做了处理，勘查民警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收获。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现场在门口我们提取了可疑的鞋印，但是在整个中心现场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鞋印，它只能告诉我们，犯罪嫌疑人进来了以后是换鞋的。被害人倒在客厅的电视柜旁边，身体下边压着一个一次性纸杯。

　　电视柜有几个抽屉，其中一个微微打开了一些。

　　柜子里只有一些备用的一次性纸杯等杂物，纸杯下面有一滴微小的血迹。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这一滴血没有什么作用，只能够证明死者的一滴血在里面，它没有什么好说的，它没有说这一滴血是犯罪嫌疑人的血，那可以同一认定，死者的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运用到推理就不一样。

　　孙海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教导员 刑侦专家）：这一滴血的形成，当时他在现场提出，要进行详细的研究。

　　血滴很不明显，如果不细心看，很难发现它。但是还比较新鲜，没有彻底干枯，显然是刚刚落进去的。

　　经过化验鉴定，血滴是被害人的。

　　余伟民在猜想，被害人的血为什么会落在抽屉里？而血滴，自然是在抽屉开着时落进去的。

　　什么样的情形下，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那恰巧证明一个动作，这一滴血说明了被害人是在拿杯子的时候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打击，如果说不拿杯子，这一滴血不会从缝里飞到抽屉里面去，只能够打开抽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推理。

　　此时，一幅幅凶案发生时的画面，在余伟民想象当中逐渐清晰、连贯。

　　来者走进主人家，受到了女主人热情的接待，寒暄、让座……女主人打开抽屉、拿杯子准备倒水泡茶……坐在沙发上的客人猛然跳起身，操起旁边的凳子，狠狠砸下……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这说明在杯子拿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泡茶，就被犯罪嫌疑人进行打击。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这就不存在一个争吵、矛盾突发，可能就趁你不备，那是有备而来。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也就是说被害人一点抵抗余地都没有，她弯着腰在拿杯子的时候，遭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打击。

　　既然受到被害人倒水沏茶如此这般热情地接待，余伟民推断，嫌疑人应该和被害人非常熟悉。

　　孙海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教导员 刑侦专家）：从这些显性的痕迹物证，他找到了隐性的痕迹物证。

　　余伟民注意到，犯罪嫌疑人撬开保险柜的工具都是就地取材的，也就是被害人家里原有的东西，其中很特别的用到了一把炒菜的勺子。

　　孙海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教导员 刑侦专家）：马勺的柄，把它拆了以后进行撬压保险箱。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作为通常犯罪嫌疑人撬保险箱来说，这样的工具是很不得心应手的。

　　孙海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教导员 刑侦专家）：旁边也有其他的工具，犯罪嫌疑人没有动。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我们一般犯罪嫌疑人撬保险箱肯定弄个撬棍，或者螺丝刀之类的，他采用了这个工具，那么余伟民支队长就大胆提出来，是不是有职业特点。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这个马勺的柄部来撬保险箱，作为作案工具，其实是不理想的，他可能有一个个人的职业特点，所以说我们围绕着被害人跟他熟悉的这个情况，再看用的这个马勺，再看这一滴血，我们结合起来分析，应该说这个职业特点还是有的，范围也不会太大。

　　被害人在食堂工作，余伟民指令侦查员，重点排查被害人单位的同事。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在白天上午作案有哪些人有时间呢？这很容易排，这些熟悉的人在白天上午作案的时间，有没有上班，或者说居无定所的，或者说这个人认识的人，曾经有过犯罪前科的。

　　侦查工作很快取得了突破，嫌疑人浮出了水面。恰恰像余伟民推测的那样，他是一名厨师。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余伟民支队长就抓住了这么几个关键点，熟人，有职业特点，就这两个，案子破得相当成功。

　　孙海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教导员 刑侦专家）：我们叫大事干了若干件，蛛丝马迹破了案。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现场没有物证痕迹，现场没有微量痕迹，你要不要破案，那就是要用这一些意识痕迹、逻辑推理来判定或者判断、分析、推理、固定,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

　　主持人：凭借现场的环境和物证，还原案件现场，揭开案件真相，是余伟民多年积累的侦查功底。技术员出身的余伟民，一直把现场是视作一门学问，也一直在做着这门学问。当他像福尔摩斯一般纯熟自如地运用逻辑推理时，似乎更像是一名学者。事实上，作一名专家学者型的警察，正是余伟民当刑警以来一直的追求。

　　1956年，余伟民出生在一个家学渊远的大家庭。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整个我父辈他们这一辈都是读书的，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其中我小叔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在这样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读书，上大学，甚至在学术上有所造诣，成了余伟民儿时的梦想。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经常听到的是他们怎么认真地读书，怎么考到好的学校，怎么做学问，而没听到什么赚钱、经商，听不到，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

　　1974年，18岁的余伟民高中毕业，却失去了前行的方向。虽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后期，但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当兵似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在航空部队当地勤兵，文化程度要求很高，机械电气都得学。而这对于余伟民来说，如鱼得水。擅长数学的他，成了部队颇有名气的数学小教员。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所有理论成绩我都是五分，甚至教员走了以后，他说你们有不懂，就可以问我。

　　1979年，余伟民进入公安队伍，从事刑侦技术工作，开始了他的刑警生涯。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公安干校，学刑事技术我去学，在学了以后就感到，这个学科太有意思了，它能够通过现场勘查使被害人说话，被害人告诉我是谁杀了我，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研究自然科学的刑侦技术，激起了余伟民浓厚的兴趣。原来积累的知识也恰好能派上用场。兴趣能和工作结合在一起，余伟民觉得，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我觉得我的兴趣，和我的事业，和我当兵回来的一种嫉恶如仇的正义感，三者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我的学习是很有动力的，我的工作是不怕苦的，所以说这么多年过来，我什么岗位都没去过，我一直是干刑侦。

　　主持人：刑侦技术过硬，侦查经验丰富，逻辑推理是拿手好戏，破案思路往往一语中的、直指目标，这是余伟民在工作中的真实写照。因此，有人这样评价余伟民，说他具有完善的思维，善于从细微之处来发现真相，天生适合当刑警。

　　孙海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教导员 刑侦专家）：思想非常活跃，如果跟得上他的思想，跟得上他的节奏我想也是一种享受，为什么？跟他能够吸取到很多的东西。

　　2000年4月29日，杭州市某旅行社年轻的女导游苗苗，从公司领了六千元现金，准备第二天带团去旅游。但是自从她离开后，就再没了任何消息。

　　直到5月2日，苗苗才被人在租住的家中发现，此时她早已遇害身亡。

　　被害人全身赤裸，被塞进了单人床下，而且，犯罪嫌疑人还实施了近乎变态的行为。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犯罪嫌疑人在她的隐私之处都进行了火烧，并且用烟蒂烫了大腿。

　　马雅程（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感觉上就是说，对这方面比较恨，整个现场看给人感觉像是奸情杀人。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当时的感觉，大家侦查员分析认为是情杀，很简单。

　　被害人年仅23岁，感情交往理应很单纯，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导游，难道真的会因为陷入一场复杂的感情纠葛，而招致灭顶之灾吗？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她领来的钱也没有了，六千块钱，难道是情杀以后顺手牵羊吗？这不可能，如果说是情杀，他没有必要在作案的手段中告诉你是情杀，他干嘛要告诉你，告诉你情杀他还不如杀了人再来投案自首，没有意义的。

　　余伟民认为，凶案现场的表象太像情杀，反而不是情杀。犯罪嫌疑人杀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劫财，性侵犯的迹象只是伪造的假象，犯罪嫌疑人企图迷惑警方，误导侦查视线。侦查方向务必抛开情杀的假象。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前提是假的，结论也是假的，只有大前提是真实的，结论才会真实，如果说我们选择情杀的话，如果说她是被情杀的，那么她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表现出有男朋友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要被情杀，她前一段的思想肯定是不稳定的，她肯定会跟朋友倾诉，或者跟亲属倾诉，我现在的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

　　余伟民果断地将案件的性质定为抢劫杀人，排查工作要避开情杀的范围。

　　余伟民（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讲，当时我已经副支队长，我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我可以多听听意见，或者说情杀的可能性也有，但是要注意什么什么，我不愿意这样，我愿意把自己的观点都亮明，错了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讨论案件，没有谁对谁错。

　　既然嫌疑人是图财害命，那他就一定知道被害人的活动规律，也一定知道被害人刚刚领了带团费用即将出团，之前会一直呆在家里。而了解这些情况的人，没有几个。

　　案发三天后，嫌疑人肖吉陶被抓获。

　　他的女友曾经和被害人苗苗住在同一个宿舍。案发前，他到苗苗宿舍借东西，无意中知道苗苗刚领了带团费用，于是，杀人抢劫的阴谋瞬间产生。之后为了掩人耳目，他又精心伪装了一个情杀的现场。

　　主持人：没有考虑成熟，从不轻易表态，而一旦有了清晰的思路，就立即执行，这是余伟民的风格。同样是破获一个案子，早破晚破，经没经过周折，那是不一样的。余伟民说，他追求的是前者——第一时间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