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谈判时常用的开场白

“哎，兄弟，你口渴吗？”“哎，我说话你听见吗？”“哎，我是正在帮助你的警察，我们可以聊聊吗？”然后双手高高举起，在原地360度旋转，衣服自然解开，拍拍上下摆明什么都没有。一边说话，一边慢慢向对方靠近，一直到对方叫你站住。告诉他：我没什么恶意，这样是为了让你听得清楚一点。然后站这儿，问他听得清楚吗？他一说清楚，马上开始。接下来就是感情攻势，“就是要他没有证明自己是恶人的机会”。此外，提死亡，说轻生者没道理、没出息，也是禁忌。

在北京昌平某居民小区门口，这位身材高大的男人一眼就认出了正在路边等候的记者。“这是第一次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他说，最近特别忙，自己已经被报纸和电视记者追得几乎“走投无路”，“我没有料到会有这种结果。”

“我是个有北方血统的‘南方人’。”高锋说。

尽管高锋6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那时候，他和同伴们一样，在武汉这座南方的大城市中，无忧无虑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儿时代。

1972年，这个刚满18岁，“喜欢吃大米饭，嗜辣如命”的人和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开始下农村当知青。

高锋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农村缺乏肥料，我们只好每天一大早要到武汉市里挑粪。”高锋说，作为一个城里人，年轻的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只能硬着头皮赶着天蒙蒙亮进城。

在这段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的日子里，他的个性发生变化。他开始好强，开始在心里腿私暇ⅰ?

他在那单调的日子里拼了命地看书，哲学、历史、小说，一切能看到的文字都被他狼吞虎咽地咀嚼。特别是柳青的《创业史》，他身陷其中，乐此不疲。

在当时，他身上的那股子正气使他很快成为小队会计、大队政治辅导员，直至最后被保送进入当时的武汉师范学院。

“推荐我的人们众口一词，他们说做人要有良心……”高锋说，刚入学时，由于底子薄，他在大学里被人称为“拼命三郎”。毕业后，学习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他差点进入新华社当记者。以后的事情阴错阳差，40岁时，他成为了湖北警官学院的犯罪心理学教授。

后来，作为犯罪心理学教授，他突然发现，国内公安系统的有关谈判方式还停留在“普通谈判”的层面上，而在暴力胁迫下的谈判还是一个很大的空白。于是，凭借自己20多年的“微笑审讯”经验和丰富的犯罪心理学知识，“再加上坎坷的人生经历”，通过到世界上谈判经验最丰富的德国进修，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这个亚洲最大的警察学校里，高锋，这位从武汉奉调入京的犯罪心理学专家，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理论体系。

“中国首席谈判理论专家”、“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国内反劫制暴谈判的理论权威”等称谓接踵而至，正像国内业内人士所说的那样：“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不知道高锋的人显然是没有‘入道’；而在同样的领域，高锋没听说过的人，很可能就是没有‘出道’的。”

高锋坚持生命至上原则 称谈判专家不能太帅

对于2004年7月吉林省长春市发生的人质和劫持者双双丧生的惨剧，高锋教授非常痛心地告诉记者，如果在劫持现场能够有谈判专家，或许就不会出现伤亡，危机也能安全化解。

“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以暴制暴的理念!”

面对劫持人质的歹徒，如何尽最大可能实现解救人质与捉拿劫犯的“双赢”?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做反劫持谈判专家?如果为了救人质，谈判专家可不可以趁机把劫匪击毙?为什么在反劫持谈判中要提倡“生命至上”原则?

高锋认为，中国警方传统的理念是以暴制暴。一般在接到情报以后，警察赶到现场，本身就带着仇恨，“要把坏蛋赶尽杀绝”……经验证明，在这种指导理念下面进行的反劫持案的现场处理，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高锋进而指出，在解救人质的案件中，“人质的生命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人质死了，劫持者也死了，可以称之为双输；人质被救出来了，而劫持者被打死了，叫缺位；人质既没有死，而劫持者也被我们救下来，称之为双赢。”

“尽管劫持事件是一种恶性犯罪，但强硬的以暴制暴的方式仍然是下下之策。况且武力解救和击毙劫持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人质事件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远远超过解救人质本身，因此解救人质的根本目的，是安定更多的人心。”正是基于此分析，高锋提出了他被世界各国谈判界所关注的“生命至上”原则。今年5月，高锋将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全球谈判大会，他在会上一个最重要的发言课题就是反劫持案件中的“生命至上”原则。

按照高锋的解释，在通常的反劫持案件中，“生命至上”原则中的生命，包括五种人的生命：人质的生命、谈判专家的生命、现场警力的生命、周围围观和聚集公众的生命、劫持者的生命。

高锋认为，首先，劫持者的生命也是生命，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宣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去先期执行一个人的死刑。维持生命权是人性化以人为本的最低底线。其次，当着人质的面去打死劫持者，会对人质的精神状态产生摧毁性的破坏。

此外，高锋认为，如果凡是劫持者最后都把他打死了，这将形成一个误区，那就是劫持者必死。这将给潜在的劫持者一个反面警示，以后再进行人质劫持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疯狂和难以对付，使我们未来的谈判空间变得更加狭小。

如果为了救人质，谈判专家会不会在谈判时趁机把劫匪击毙?

高锋认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谈判时的角色切换的问题，在世界谈判界里是绝对禁止的，即使有机会也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坏处就是，它对未来的劫持者形成一个强烈的暗示，那就是：谈判是幌子是假的，击毙你才是真。

“这就像民航飞机上没有降落伞一样，民航飞机只有一个降落伞供小匣子降落，世界规定民航飞机没有降落伞，让机组人员和所有的乘客同生共死。”高锋以此形象地比喻：谈判专家也是一样，近距离谈判，在劫持者火力半径之内，为救自己就会拼命去谈，这样会起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作用，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面刃。简而言之，谈判手是不能向攻击手转换的。

选择什么人来做反劫持谈判专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反劫持谈判专家的选择标准，高锋形象地解释为：“要丑的不要帅的，要老的不要少的，要胖的不要瘦的，要矮的不要高的，帅哥美女绝对不行。”乍一听像在选间谍，看来专家必须是放在人堆里怎么也认不出来的人。

高锋分析认为，劫持人质者之所以要选择这条道路，说明他对社会、对他人肯定有一种嫉妒心理。看到别人有钱了，看到别人生活过得比自己好，心里不平衡。如果谈判专家看起来太优秀或者太出色，那么给他的感觉还是让他觉得不平衡，那谈判就没有办法谈下去了。

那么，是不是只要看上去不会给人压力就可以做谈判专家了呢?高锋认为，挑选反劫持谈判专家至少要求有三条：第一，必须是35—45岁的现役警察，做谈判专家必须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其次，要有五年以上的实战经验，第一手接触过犯罪分子；最后，外表上的要求只是谈判专家先天上应具备的，必须要严格挑选测试，智商必格特质测试，心理素质也必须十分出色，承受能力、记忆能力、反应能力都要很强。再有就是他的语言中枢要相当发达，“必须能够把黑天讲成满天星斗，又能把满天星斗讲成万里朝霞，没有这个基本功就不行。”

高锋说：“国外有个说法，谈判专家是用黄金堆出来的。我们对于谈判专家的选择，可能要比选择航天员还要严格。所以这一行，投入很大，淘汰率也很高。”

高锋从2003年开始对反劫持谈判进行系统研究，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本土化的东西，这个理论体系有几个精华，其中一个就是近距离谈判。

高锋认为，国外的远距离谈判不适合中国，德国一次远距离谈判最远40公里，最长谈了一年半，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长春劫持事件这类中国的劫持事件能够谈一年半吗?谈十天都了不得了。中国的近距离谈判效率很高。

高锋对近距离谈判的定义是，劫持者和谈判专家双方都能用裸眼，不通过望远镜器材和扬声器材，能够清楚观察到彼此的面容和衣着，能够清晰听到对方的说话。近距离谈判分为三种，一个是远一点的近距离8-13米，中近5-8米，0-3米超近距离。其中超近距离谈判的进行要经过严格把握才可实施，条件是确定如此近的距离不至于使劫持者感到不安全而情绪激化。

“谈判的效率、把握劫持者的情绪、掌握局面都需要近距离。”高锋说，看到劫持者的表情非常重要，它是了解劫持者心理变化的最重要的信息。这种谈判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理对抗，每一个小变化对局势的走向都至关重要。

高锋自称与死亡谈判的人 侥幸蛮干都会出错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高锋，把谈判专家称为“与死亡谈判的人”，他的“劫持事件、生命至上”理论受到了国内外近70家媒体的关注。英国BBC电台采访高锋后评论道：在人性化惩处犯罪方面，中国发出了让世界瞩目的一个新信号。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发生的时候，高锋正在教室里给学员上课，从全北京市聚集了17名 优秀刑警的“反劫制暴战术谈判高级研修班”正在培养全国第一批谈判专家。2004年7月7日，从早上7点47分歹徒劫持宝来车女车主，到10点34分几声枪响劫匪和人质同时身亡，不足3小时的时间，闹市街头几千名围观群众眼睁睁看着28岁的女主角倒在了血泊中。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教室里，大家一下子炸开了锅，“23岁的劫匪最初只是要钱，可是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意料”。在高锋构建的“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理论”体系中，不管任何理由，只要人质死亡，反劫持就是失败的。

劫持事件有三种处理结果，最理想的是人质解救、劫匪被劝；第二种是人质解救、劫匪被毙；最不希望的结果是人质和劫匪都毙命。在目前中国遇到的此类事件中，用高锋的话说“1/3是侥幸成功，1/3是蛮干，还有1/3是失败”，中国警察与社会公众都缺乏应对经验。今年5月18日，一名20多岁的歹徒在珠海名扬广场绑架了一名小孩，欲向其母亲勒索钱财。珠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邓万龙挺身而出，以自己交换人质，歹徒劫持着他，在攻心战的说服下缴械投降。虽然邓万龙成功解救了人质，也没有伤害到歹徒，在高锋看来，事情的成功有极大的偶然性。用谈判人员交换人质的做法，在全球谈判界是严格禁止的。因为培养一个谈判专家投入太大。

2003年8月发生在兰州的入室劫持事件中，公安厅的高层领导带了200多名警力，亲自用大喇叭喊话，结果不到10分钟，歹徒开枪杀死人质后自杀。高锋说，相当一批警察仍然坚持“以暴制暴”对待歹徒，总有“杀一儆百”的心理。而事实上劫持与绑架不同，前者是一种公开对峙，对社会公共安全心理影响相当大。尊重生命权，包括歹徒的生命权，才是处理危机的最高原则。当着人质的面击毙劫持者，通常给人质造成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也给外界造成“劫持者必死”的印象，今后谈判空间只会更小。

2003年开始研究中国反劫制暴方略之前，高锋在湖北警官学院做了20年的犯罪心理学研究。这个执著的武汉人喜欢跑到公安局参与办案。20年内剖析了1200多起案例，自己参与办案300多起。1994年，高锋碰到有“江南第一扒”之称的窃贼张云俊（化名）。他从18岁行窃到被捕时29岁，从未失手。张云俊有一套完整的扒手理论，认为优秀扒手应该具有四个素质：军人的勇敢、商人的狡诈、间谍的洞察力和运动员的体质。在他的理论中，专偷警察和官员，不偷工人、农民，“这是一个持着自己的杀富济贫观念，有着明显反社会倾向的人”。高锋和他谈了三次，最后一次谈话后，张云俊痛哭流涕，又交代了12起犯过的案子。

谈判专家对事态的把握尤其重要。高锋选人时的原则是，“要矮的不要高的，要瘦的不要胖的，要丑的不要帅的，要老的不要年轻的”。谈判专家要平易近人，绝对不能有高高在上的感觉，一个长得帅的人很可能使歹徒产生自卑感，任何刺激情绪的行为都对解决问题不利。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劫匪更愿意接受其貌不扬的警察。然而这仅是第一步，谈判是一门综合的艺术，真正的谈判高手是技术型专家，要涉及11个学科的内容，包括政治、宗教、表演、生理学等。因此把谈判专家年龄下限定在35岁，就是要求谈判专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足够的知识，“概括起来就是嘴厉、脑灵、心善、面和”。

真诚的谈判手要做到“永远没有否定，眼睛里没有蔑视，肢体没有威胁动作，表情没有冷漠”。参与第一批谈判专家培训的刑警，已有一位成功解决了劫持事件，一位通过83条短信劝回试图轻生的姑娘，达到重大心理危机干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