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可以把杨玉章从事的刑侦工作比作戏剧里的“武场”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呕心沥血探索侦查理论的治学行为称为“文场”。30年孜孜以求，十余载苦心孤诣，杨玉章像一个戏路宽广的艺术家，武戏文唱，昆乱不挡，终于成就了享誉刑侦学界的《三定侦查法》，也使得他的30年刑侦路格外的不同凡响。

    用旁人的话说，杨玉章长了一副“铜锤花脸”的容貌。圆脸上五官大而分明，偏偏一双浓密的“一字眉”在眉峰上方又生出一簇来，远远望去竟像是会动的，面色一沉就有种“金刚立目”的味道。
  接触久了会发现，这位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会动的还不只是眉毛而已。每每说到兴奋处，他会习惯性地站起身来，模仿话中人物的神态动作，从男到女，从孩童到老人，无所不能。
　　而这，不过是30年刑侦工作在杨玉章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之一。

上午作家、下午刑警、晚上教授

  “如果不把自己30年来在这么多现场点点滴滴积累的经验记录下来，不赶紧把它们传授给年轻一代的侦查员，让他们从一开始破案就站在几千起命案锤炼出的经验基础上，我就对不起这么多条无辜的生命。”
———杨玉章
  2008年10月23日上午，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三定侦查法———犯罪心理画像实证研究》的研讨会在京举行。
  “这本书是刑侦理论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务长、博士生导师郝宏奎教授给予的高度评价。
  “这本书非常好，我们常德700多刑警打算人手订一本。”这是当年侦破张君等人抢劫银行运钞车大案的常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汉桃千里迢迢赶过来做的表态。
  更为瞩目的是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张新枫的贺信。信中说：“这本书，对当前特别是对刑侦一线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一本基层公安局长写的书，吸引到如此多层面多级别专业人士开会研讨，在中国刑侦事业史上实属鲜见。
  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杨玉章。
  研讨会上的杨玉章西装革履，侃侃而谈中很见些学者风范，“这是我近30年从事刑事侦查及领导指挥工作的经验总结，也学习和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
  下午，出了研讨会场的杨玉章脱下西装，换上了警服。
  这始终是他穿得最多的一套服装。
  下午本是他的休息时间，但老是有电话接二连三地打进来。那是郑州公安局的同事们发现了公安部通缉的某个重大在逃人员的最新信息。他在酒店的房间里，指挥着电话那边的同事如何处理，大串大串的专业术语与案件信息如流水一样不停顿地淌出来，而面部表情依然丰富生动得如同正在和人面对面地模拟案情。他的战友，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李奎业一面看着他打电话，一面感慨：“我最佩服杨局的就是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东西呢？好多案子都过去几十年了，被害人的姓名、地址，犯罪现场的情况，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没能休息好的杨玉章在傍晚奔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2003年起，他被公安大学刑侦系聘为客座教授，每年总要上这儿做一两次讲座，这次来京也不例外。
  晚上7点，可以容纳数百人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还有不少学生倚在墙壁上，准备站着听完讲座。讲台下时不时会传来学生们的窃窃私语。“这可是个牛人，好像破了不少大案，宋留根的案子不就是他负责的么？肚子里一定有不少好东西！”有的男生的眼睛里放着光：“我读过他的《刑事大案侦破与评述》，写得真不错！”有好学的学生特意带来了杨玉章出的书：“他比照片上看着还有英雄气概！”有女生偷偷捂着嘴笑。
  那天晚上，杨玉章讲的题目是《被害人研究》，通过分析被害人的明态与潜态信息，确定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的各种属性，对一具未知名女尸的分析尤其引发了学生们的关注。
  “你们看，她每个手指都蓄着那么长的手指甲，说明日常肯定是不干活的；却又买得起那么贵的狗粮，说明生活水平肯定不低……综合在一起说明什么呢？说明她很有可能是被某个小老板包养起来了。”随着杨玉章的提问与解释，报告厅里的气息起伏如波浪，提问时上扬，解释时下沉，大家都如梦初醒般地重重“哦”了一声。
  散场后的杨玉章略显倦意。会议组织者说，那就别签名售书了。却仍有学生执著地捧着书凑过来，小声说：“杨老师给签个名吧！”于是杨玉章低下头开始挥笔，而再抬头时，面前已经是长长的一队人流。排队等候的学生们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他讲起课来特有风度，干起工作来又那么敬业，听他讲案子，一听就知道这人专业素质特高。”
  杨玉章自己倒是很乐意和刚出校园和还在校园的年轻人多讲点什么，其缘由和之所以乐意写作出书如出一辙———“我当刑警已经30年了，组织和参与侦破的命案、疑似命案也有几千起了。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在这么多年现场点点滴滴积累的经验记录下来，不把它概括、提炼成一套规范的、可操作的、简洁实用的侦查方法，不赶紧把它们传授给年轻一代的侦查员，让他们从一开始破案就站在几千起命案锤炼出的经验基础上，我就对不起这么多条无辜的生命。”
  30年来，越来越多的命案凝结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如一柄重剑悬在杨玉章的头顶，让他越来越有学习、梳理与传授的欲望。那么，不如再回到这数千起命案的发端，从30年前说起吧。

站在摩托车脚踏板上的刑警

  “两个月，我读完了满满两大柜子的卷宗。”
  “就算摩托车上已经坐了四个人，我也要踩在脚踏板上出现场。”
———杨玉章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南海舰队甲板上的杨玉章和惯常一样练着兵。这个怀揣着“将军梦”的23岁的河南小伙子，几乎让练兵占据了生活的全部时光。他只是在备战的间隙，从《解放军报》上了解到，有一个会议正在召开，有一些口号正在提出。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即将出现一次重大转折；而以这次会议为序幕拉开的改革开放事业，会与他今后三十年的生活发生如此深远而密切的关系。
  1979年，从南海舰队复员回家的杨玉章进了河南省密县公安局刑侦股。
  对于杨玉章而言，当警察倒是他好多年的梦想，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顽皮的童年。“我从小就爱舞刀弄棒，跟人玩警察抓小偷，我那会儿可是远近闻名的‘孩子王’！”
  可什么是刑侦，他一点儿都不懂。一开始他甚至把“刑侦”理解成了“行政”，以为是让他去干行政工作，还因此私底下郁闷了一阵子，使劲儿拿“组织让干啥咱就干啥”来鼓舞自己。直到迈进办公室，满屋子的案件材料吓了他一跳，他才发现，原来此“刑侦”远非彼“行政”。
  也难怪他不懂。在1979年，没有从事过刑侦工作的人，很难借助外界书籍了解刑事侦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刑事侦查学更是一个连刑警自己都有些陌生的名词。那一年，距离第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高等学校侦查学教材的出版，还有三年时间。
  杨玉章挑了两条路，希望可以迅速掌握刑侦所需的相关知识与方法。
  静，是细读办公室里的卷宗材料。
  动，则是挤上摩托车一次次地出现场。
  杨玉章现在都能复述出他所在的第一间办公室，各式桌椅是怎样的一个布置。固然是因为第一份工作让人印象深刻，但更重要的是，在刚上班的那几个月里，他几乎把自己泡在了办公室。那屋子里有满满两大柜子的卷宗，他对于如何审讯、如何做笔录等等的第一认识，都来源于这里。
  靠着这两柜子卷宗，他对刑事侦查工作的基本程序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说，不要小看这些了解，当时不少公安民警对相关法律程序不太了解，使得案件的退查率居高不下。而他写的报捕文书，几乎没有被退查的，以至于后来每次报捕文书一送到当地检察院，相关工作人员都会忍不住先看看这文书是不是杨玉章写的。再过了半年，局里70%的报捕文书都由他来完成了。
  但了解了基本程序，并不意味着就知道怎么破案了。杨玉章一直记得队长第一次跟他说“玉章啊，这个案子你来破吧！”时，自己那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我破什么啊？怎么破啊？”
  杨玉章的迷惘情绪，是伴随着一辆三轮偏斗摩托车的日益残旧而渐渐消失的。
  这辆摩托车是当时密县刑警们出现场的主要交通工具。杨玉章对这辆车的熟悉程度，大概还要胜过自己的那间办公室。“那辆车的什么位置我都坐过。”因为人多车少，为了能挤上车，杨玉章可是没少想辙，“要有四个人去呢，我就挤车头那块坐着；要有五个人去呢，我就站在偏斗旁边的踏脚板上。”
  而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一场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战役，也对这辆摩托车的快速残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一仗打下来，各地发案率明显下降，破案率有了提高，改变了政法部门软弱无力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而言，杨玉章赶上了一个学习刑侦的好时候。他有了更多机会去现场，也有了更多机会学习老刑警们的言传身教。
  密县的老刑警队长张清学，便是杨玉章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位办案高手。这位祖籍河南南阳的老刑警读书少，却有一双极敏锐的眼睛和一张极利索的嘴皮子。
  “要注意进出口”是他对茫然不知所措的杨玉章的第一句教导。杨玉章说，之前自己读了那么多的卷宗，很少有提到现场勘查要注意进出口问题的；但事实上，从进出口的选择和损毁状况可以推断出大量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而更令杨玉章佩服的，是他开展群众工作的说服能力。那个年代，他们还在沿用着1978年制定的《刑侦工作细则》，“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查，及时破案”是他们的工作方针，然而如何发动群众，却没有更具体的方法指导。张清学牛的地方在于他可以口若悬河地在群众会议上一讲好几个小时，一开好几天，一直讲到群众提供有用信息为止。
  这一点，在日后的破案能手杨玉章身上，得到了更为夺目的发扬光大。
  1984年，那会儿杨玉章已经是密县刑警支队副队长。为了侦破一起移尸案，一个群众会议他一开就是13天，这辈子从没上过火的他嘴巴里长出好大一个泡，终于说得移尸人主动找他交代事实真相。
  到了2005年，当犯罪嫌疑人王刚手拿两把菜刀架在人质脖子上、要求和警方谈判时，杨玉章通过对王刚的性格分析，当机立断决定从“爱”字入手，找到打动他的切入点。
  “王刚，你采取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尽管行为有些过激，但出发点确确实实是因为爱你的妻子，才会这么做的。但小伙子（人质）是无辜的，你为了解决你爱人的问题把一个无辜者劫持，于心何忍呢？你还年轻，将来的路还很长，做事不要太冲动。”
  “河南有句老话叫‘听人劝吃饱饭’，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我会帮助你解决。我是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金水分局局长，说话是算数的……”
  40分钟后，王刚被杨玉章的一席话说得同意释放人质，但继续用菜刀指向自己的要害处；3小时后，王刚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放下凶器向警方缴械投降。
  杨玉章的这个本事，让2004年进警队的邓可钦佩不已。他是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刑侦系的优秀毕业生，可是如何营造合作氛围、层层深入地从现场目击者口中获取有效信息，却是杨玉章手把手教出来的。邓可是河南省南阳人，是当年张清学队长的小老乡。当年的学生成了如今的老师，而当年老师的名字，如今的学生同样能够脱口而出。30年的时间如同一根精准到玄妙的线，将老师———学生———老师圈成一个密丝合缝的圆，而撑起这个圆圈的，是所有公安刑警们对现场勘查的重视和多方学习的热情，延续至今。

四本书串起30年

  “据我所知，本书是玉章同志第四本业务专著，其勤勉可见一斑，为学的精神更使人钦佩。”
———乌国庆

  串起30年时间的并不只是老师———学生的奇妙缘分。杨玉章编著的四本业务专著，涉及公安管理、黑社会犯罪、刑事侦查等多个领域，同样将本就熠熠生辉的30年时光坠出更为沉甸甸的分量。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乌国庆就对这位接二连三出书的刑侦一线指挥员印象极为深刻，在为《三定侦查法》作序之时直言：“据我所知，本书是玉章同志第四本业务专著，其勤勉可见一斑，为学的精神更使人钦佩。”
  出版于2003年的《金水公安改革之路》，其写作缘由可以追溯到11年前公安部召开的一个会议。
  1997年6月9日至11日，公安部召开全国刑事侦查工作会议，从此揭开中国刑事侦查工作改革的序幕。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白景富强调，要尽快把责任区刑警队建立起来；建立健全侦查破案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侦查预审一体化；处理好责任区刑警队和派出所的关系。
  当时的杨玉章已经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分局局长。从1998年起，金水分局作为郑州市刑侦改革的试验田，率先做起了大手术。他主编的《金水公安改革之路》，正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书中记载了金水刑侦改革的整个过程，对于每个具体措施的推行，途中经历了哪些波折，收到了哪些成效，都有详细描述。
  比如在处理好责任区刑警队和派出所的关系方面，金水分局于2000年4月推出了“队、所‘捆绑作业双记分’考核办法”和“队、所联席会议记录制度”，一方面实现队、所之间的相互协同与牵制，一方面增进队、所关系，实现信息共享。而这两个由金水分局一点点研究总结出来的改革办法，杨玉章将其完整地附在了书的附录里。
  郝宏奎坦言，这种将实战获得的成功经验整理出来与众分享的做法相当珍贵，正如书中序言所提到的，“金水改革是我国大中城市公安分局探索新形势下公安工作改革的一个成功实例，对其他地方的公安工作改革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他更将其推许为“刑侦体制改革推进的正确方向”。
  金水公安改革，使得金水分局的批捕率从改革前的83.5%提高到95%，退查率从改革前最高的53%降到6%，也使杨玉章及其所在的金水公安局从2000年起连续被评为“河南省先进公安局”，2003年6月更被中央政法委、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评为全国严打整治先进集体。
  不过，杨玉章为更多人熟知，还是因为那一场被誉为“中原第一打黑大案”的宋留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2000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宋留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正是这场专项斗争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2003年6月该案告破之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4名，批准逮捕114人，从中侦破案件103起，缴获各类枪支26支，收缴赃款赃物近千万元。最终14人被执行枪决，56名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罚金达5700多万元。
  杨玉章和他的专案组成员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役中。在破案追逃的同时，总结了大量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侦查与指挥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并在2006年将其所思所考写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侦查与指挥》一书出版。
  《社会转型期犯罪新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熊一新曾坦言，我国犯罪学界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有针对性、效果明显的治理对策仍太少。而杨玉章和他的战友们撰写的这本《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侦查与指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侦查策略、战术、原则、方法以及组织与指挥等进行了详尽、深入、全面系统的论述”，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而对杨玉章自己来说，“在侦办宋留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过程中，专案组面临的困难之多、之大、之险”，都让他一一铭刻在心。犯罪集团横跨十几年的累累血债，专案组一年多的封闭办案异地追逃，都让他有了很强烈的表达欲望，希望自己的总结与梳理能够让今后侦破相关案件的民警少走些弯路、少付出点代价。
  《三定侦查法》的推出，则与2004年初发起的侦破命案专项行动密不可分。它和更早一些年出版的《刑事大案侦破与评述》一起，将杨玉章30年刑侦生涯破获的大量案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2004年初，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侦破命案专项行动。同年11月，又在江苏南京召开了全国侦破命案工作会议，提出了“命案必破”的号召，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2007年实现“全国命案发案数下降、命案在逃犯罪嫌疑人数下降、命案破案率上升”的“两降一升”的目标，每个省要争取平均破案率达到85%。
  正是上述对破案率的具体目标与要求，成为《三定侦查法》诞生的直接催化剂，也成为《三定侦查法》实践效果的最佳比照数据。
  常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汉桃曾经感慨：“现场勘查程序怎么弄，是基层指挥员头疼的问题；过去就只提一个‘七何’分析，但是具体步骤应该是怎么样呢？就不好说了。”这几乎是所有基层刑警在提高刑侦水平、提高破案率时面临的一个共同困惑。
  而用杨玉章自己的话说，“三定侦查法就是让侦查员拿着一张可操作性强的排查提纲，去找作案人。”他先将整个案件侦查过程分为“定性质、定范围、定脸谱”三个步骤，又将每个步骤细化成“六查”、“八看”等更具体的步骤，每个具体步骤都配上了杨玉章30年刑侦生涯所破获的案件作为佐证。《三定侦查法》一书责任编辑白玉生的称赞直截了当：“我看完这部书稿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破案的人看了都会破案了。”
  事实上，大量数据的统计证明了“三定侦查法”在规范侦查工作、提高侦查效能上起到的作用。2005年，郑州市共发生命案180起，破获169起。破案率为93.89%；2006年，郑州市共发生命案167起，破获159起，破案率为95.21%；2007年，共发生命案144起，破获139起，破案率为96.53%，不仅成功实现“两降一升”目标，命案侦破率在全国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连续两年位列第二。杨玉章的战友李奎业直言，现在郑州的刑警们去到现场，“都能很敏感地感受到现场的一些变化，勘查带有很强的目的性。”

新“三板斧”替代了老“三板斧”

  “老杨根本不是学习心理学专业的，可是谈起心理学的专业比我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人都条理清晰！”
———郭天祥
  “我庆幸自己遇到一位研究犯罪心理画像的知音。”
———李玫瑾

  如果把思路放得更开阔些，《三定侦查法》的写作源头，其实还可以推得更远。
  1987年，第四次全国公安技术侦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指出近两年的公安技侦工作明确了技侦手段应当为公安中心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服务的指导思想，强调技侦手段对付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其在新形势下的重要任务，技侦手段正式转入刑侦领域。
  高科技手段的介入对刑侦事业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杨玉章始终认为，30年刑侦事业的发展，“高科技的介入是最大的变化。”
  作案手段越来越高科技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近3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犯罪手法不断翻新，犯罪行为人的反侦查能力也大大提高。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我国借助高科技手段的新形式案件不断发生，犯罪手段呈现智能化的特点。
  而在杨玉章30年的工作实践中，高科技对刑侦工作的发展，还有些更为具体细微的影响，
  “现在的大量案件中，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即使本来不是冲着产品去的，作完案之后也往往顺手将其据为己有。”在杨玉章看来，这些变化为破案提供了一些新的途径，不少案件都是因为作案人顺手拿走了某些高科技产品，公安部门顺藤摸瓜，很快就抓获了犯罪行为人。
  但更重要的还是破案方法发生的变化。用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黄祖跃半开玩笑的话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被引入，过去是“摸底、排队、突击审讯”老“三板斧”，现如今成了“手机、指纹、DNA”新“三板斧”。
  新“三板斧”跃居为破案先锋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杨玉章坦言，“指纹、手机、DNA”等技侦手段的精确程度，使得不少案件的侦破少走了很多弯路，可以准确地锁定犯罪行为人。
  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如果过分倚重新的“三板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
  首先，从物证鉴定到确定嫌疑人的表面征象，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之所以对《三定侦查法》赞许有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过分依赖物证鉴定。“很多物证并不直接表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脸上或者外部举止上，很难通过表面征象进行直接对比。我们不能要求侦查人员拿着DNA图谱到大街上或人群中直接找出嫌疑人……只有将嫌疑人的脸谱和形象进行详尽、准确地描述，才可让排查民警进行操作，并由此缩小可进行物证比对的嫌疑人范围。”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过分倚重新的“三板斧”，有可能导致侦查员侦查意识的淡化。杨玉章一直对此忧心忡忡。“有时候，年轻民警一到现场先问有没有留下指纹DNA啊，如果没有接着问有没有留下手机啊？如果三者都没有，就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说，他总结三定侦查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纠正这个问题，希望年轻民警们不要过分依赖科技、丢掉侦查方法。
  郝宏奎教授的盛赞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他说：“近年来，很多人把传统的行之有效的侦查方法丢掉了，而三定侦查法做到了将现代信息获取与传统案情分析紧密结合。”
  对杨玉章而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来不是等同于片面弘扬传统侦查理念。相反的，在很多刑侦学学术界同仁的眼里，他对先进理念的吸收，根据犯罪形势新变化对自己的侦查理念进行不断调整充实，都是一览无余的。浙江警察学院教授宫毅就直言：“玉章是个有心人，非常注意学习先进的理念，善于将行为证据分析法、犯罪环境空间分析法等理论有机地运用到他的侦查实践中。”他关于如何划定侦查范围的“五说”，本来只有“画圆”、“画扇”、“关系人”三种，然而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电磁信息痕迹交叉”迅速成为他破案的重要手段，在破获宋留根案中，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成功判断出逃犯的行动轨迹和居住方位，对破案发挥了重大作用。
  让李玫瑾教授更为惊讶的，是杨玉章在破案过程中对犯罪心理学的成功运用。《三定侦查法》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运用犯罪心理画像手段，对实施犯罪的行为人进行个性特征推断的过程。这一发现让李玫瑾兴奋不已，“我庆幸自己遇到一位研究犯罪心理画像的知音。”李玫瑾说，她研究了二十余年犯罪心理后，开始尝试将其用于刑事侦查工作，过程相当艰难。这一次读到杨玉章的著作，很兴奋地发现两人的研究殊途同归，杨玉章所作的许多案例分析帮助她“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研究的现实性与应用性”。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杨玉章第一次让心理学家们惊讶了。心理学博士郭天祥第一次和杨玉章碰面，就被杨玉章给镇住了。“老杨根本不是学习心理学专业的，可是谈起心理学的专业比我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人都条理清晰！”
　　这种惊讶，来自杨玉章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对西方犯罪学理论的广泛阅读，如果再往前追溯，30年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新刑警埋头苦读那满满两大柜子卷宗的时候，30年后的一次又一次令学者惊讶，大概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大年夜泡澡堂的恒久记忆

  “这当上政委是不是就不能主管刑侦工作了？我觉着我还是更适合干业务工作，我还是当我的刑警队长吧。”
———杨玉章

  对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主任张波而言，泡在空无一人的大澡堂里过年，是她度过的最特别的一个除夕。
  那是个大年三十，为了侦破一起大案，杨玉章和他的29个同事都是人在外地。当地公安机关的同事问杨玉章，大过年的需不需要提供点什么？杨玉章想了想说：“别的就不用了，但一定要让我们吃上饺子，让大家在年三十好好洗个澡。”
  大年夜的澡堂是意料之内的冷清。29个男同事扑通扑通跳下了一个大澡堂，倒是水花四溅的热闹；可张波是惟一的女警，只能一个人在另一间房里下水。“明明有热水，可是一个人待在那么大一个澡堂里，开始还是觉得好冷，不过慢慢地也就暖和起来。大家伙一块儿吃饺子的时候就更热闹了。”
  那个大年夜水波氤氲的孤独与温暖让张波毕生难忘，而杨局长粗中带细的温柔情怀也让她感动不已。张波说，跟随杨局工作这么多年，看他工作起来玩命，大伙儿都知道的；可是搏命之外他又是真懂得体恤下属，知道人心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最柔软的，“跟着他四处奔波，也是心甘情愿的。”
  杨玉章自己也说，30年刑侦干下来，有些东西不断在变，自己也不断在学习，可是有些东西是一直都在的，“没这些我干不好刑侦。”
  与他合作了很多年的亲密战友李奎业的总结则是更为简短的两个字———“酷爱”。
  在李奎业的记忆中，杨玉章对刑侦的酷爱到了近乎夸张的程度，“为了干刑侦，连官都不想当了……”
  这个典故源自于杨玉章的一次升职经历。有一年，市里有意将杨玉章从刑侦队长提升为公安局副政委，领导因此来找杨玉章谈话。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这当上政委是不是就不能主管刑侦工作了？我觉着我还是更适合干业务工作，我还是当我的刑警队长吧。”说得领导都愣住了。直到领导解释说是让他当副政委兼刑侦队长，杨玉章才笑着说，“那成，那没问题。”
  杨玉章坦言，30年刑侦干下来，侦查破案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每次提起案件，他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很多几十年前发生的案件，被害人的姓名、地址，犯罪现场的情况，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更叫人惊异不已的是，他甚至连犯罪行为人事后交代的犯罪经过，时隔几十年后还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每天下班后他几乎不出去应酬，不抽烟也不喝酒，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和侦查员们聊天，探讨新近发生的各种案子；不然，就是让大家伙儿一起帮着梳理写书的思路。“他那时间分配得叫人太没话说了。所以嘛，就他能写成书，咱们都写不成。”李奎业笑着说。
  事实上，杨玉章为酷爱刑侦付出的，还远不止于聊天的那一点点时间。
  杨玉章曾经算过一笔账，自从2004年命案攻坚行动开展以来，郑州市共发生700多起命案。去除一些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案情简单、不需要侦查过程的案件，剩下的有400多起。而每个这样的命案现场，他至少都要去分析研究三次，一次至少是六至八个小时。也就是说，四年的时间，他有1000多天都在命案现场。用他妻子薛舒华的话说，不要说休假，杨玉章就是在家过个周末，都会让薛舒华感到“意外”。
  2008年7月，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系统英模代表夏季休养活动。杨玉章本是第一批休养成员。他原计划带爱人薛舒华一起休假，但是由于临时有任务，他只好让妻子一个人先到休养团报到，并对妻子承诺：“处理完事情马上就到。”报到后的第二天，薛舒华终于把丈夫盼到了，但接下来却是更大的失望—————杨玉章只能在这里停留一晚，随后就要返回局里。当有人替薛舒华鸣不平时，她说：“我已经习惯了，只寄希望他退休后能陪在我身边吧。”
  不过，今年已经53岁的杨玉章并没有一丝一毫将脚步放慢的念头。《三定侦查法》的出版获得大量好评，他开始兴致勃勃地筹划下一步的计划。“我想把这次出书所得的稿酬收入全捐出来，自己再添上一点儿也没关系，成立一个三定侦查法奖励基金，全国所有使用三定侦查法破案的民警们，都不妨来投稿，每年咱都办一次评选，一等奖奖多少万，二等奖奖多少万……好稿子多了，咱们又可以结集出版一本论文集，所得收入咱再存进基金里。要是能一年年这么办下去，不晓得能为我们国家的刑侦事业起到多大作用呢？”杨玉章一面说，一边连眼睛都放起光来，仿佛30年后的美妙景象，都在其眼前清晰无比地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