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5年的那个金秋，我将侦探纪实文学《追匪连云山》投给了《飞霞》杂志主编袁启生。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鼓鼓的陌生信件，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两册《清远治安》创刊号，附了一封袁启生给我的信。他说：他已办理了离休手续。由于他过去曾在清远市公安局任职多年，如今返聘他创办《清远治安》并担任主编一职。《追匪连云山》已登载在创刊号上，希望我今后继续为他提供稿件。

　　袁启生不仅处理稿件快速，修改稿件也很仔细。他是先拟出修改方案，再电话征求我的意见，不是随便做出改动。凡修改之处，都能对整篇文章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有个别时候，我不同意他的修改，坚持己见，他并不见怪，只要我能说服他，他会完全尊重我的意见。

　　收到刊发作品的样刊和稿酬，是作者最惬意的时刻。我想普天下的作者都会与我感同身受。袁启生完全掌握了作者的这种心理。每当《清远治安》出版，他总是及时地同步寄出样刊和稿酬。有时稿酬还领先样刊走向邮局。我记得2000年12月11日，我那年近八旬的母亲患感冒引发重症，我和妻子于凌晨3时从长沙赶回汉寿老家，将母亲送进县人民医院治疗，一次交了数千元的住院费，但还不够。我们又于当天返回长沙筹款。小车行驶至湘江二大桥桥头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袁启生打来的。他告诉我：载有我的一个中篇刑侦小说的《清远治安》两本样刊今天投邮，稿酬已提前一周寄出，应该到了，要我查收。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在我与袁启生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流中，他不仅谈作品，而且谈家庭、谈人生。当他了解到我的岳父中风多年、迄今半身不遂的情况后，他每在季节变换之时，都会指导我适应气候的变化对岳父的身体采取相应的保养措施。我后来才知道，他曾患过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战胜了死神，而且没留下任何残疾，依然迈着稳健的步伐出院了。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向我提及。2000年的初秋，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得知7月初他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广州某大医院抢救，整个夏季都在病床上度过。

　　此后，他又忙开了主编《清远治安》的工作。我多次劝他将工作节奏放慢一点。他嘴里答应，行动上却依然故我。去年6月，我往他家打电话，像2000年那次一样，打了多次都没有人接听。我非常着急，不知发生什么事。这中间，我收到了《清远治安》寄来的两笔稿酬，汇款单上不是他的字迹，我越加着急。经历了两个多月漫长的煎熬后，我终于在8月初接到了他的电话。我还没开口，他就问我稿酬和样刊收到了没有。我问他这段时间为什么失踪了？他说他住进广州某大医院做心脏手术去了，这种心脏手术成功的病例极少。整个中国，能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的，他是第六例。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又听他在电话那头说：“我今年还要主编两期《清远治安》，你支持我两篇好稿子吧！”我劝他，已是70大几的人了，经历了罕见的大病，还是把编辑工作放一放，多调养一些日子。他的夫人李虞瑛告诉我，医生一再告诫他不能熬夜了。袁启生动情地说：“我也的确想放下《清远治安》不编了。谁都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何况我这本钱本来就比别人的差。可我每当看到警察牺牲的场面，每当得知治安环境日益严峻的消息，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主编好《清远治安》，为弘扬警察的奉献精神，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责任。”

　　我恍然大悟，近十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我的热情与真情，原来是有源头的。俗话说：文人不见面，见面减一半。我却深信：我见了袁启生，他在我脑海里的形象会更加高大。

　　然而，就在我千方百计争取机会去看他时，突然接到他夫人的电话，袁启生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这天是2004年5月24日。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事实。我俩还未曾谋面，我俩还未曾干杯，他怎么不辞而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