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调查显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居民的安全感相当高。在各色人群中，安全感最差的是中等偏上收入的人群，安全感最高的是收入较低的人群，中等偏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安全感中等。（2月7日《中国青年报》）

　　目前我国社会治安大体状况是，暴力伤害案件基本得到控制，侵犯财产案件有待治理。中等

偏上收入人群的居住地带和出行的公共场所，成为糜集于城市、图谋“捞肥手”的反社会犯罪人群频繁活动区域。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中等偏上收入的人群成为主要的可能受害者，但受影响的绝非仅为这一人群。

　　这反映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程度。

　　尤其是一些城市社区和公共场所的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政府职能部门有责任为居民提供保障安全的公共产品，许多工作需要迫切展开。解决城市社区和公共场所的治安问题，有赖于常态精密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建设。

　　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建设的方向，应是在保障人权的大前提下，主要致力于建立完善而高效的地区治安网络。某些城市治安问题严峻，多为地区治安网络建设尚未到位、存在结构性缺失所致。在测量安全感方面，国际常用的一个指标是看居民是否敢深夜在住区附近（如偏僻街巷）单独行走，这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做不到，这一标杆可以反衬出警力覆盖率和硬件建设的不足。结构性缺失还包括缺乏监管警察的有效机制而产生的治警不力。

　　政府职能部门欲有序构筑完整的治安网络，首先须严格治警，以警务人员在地区治安网络中的微观定位确定其职责，签订正式的文本化契约，将其职责完成状况作为考核其绩效的量化指标。如此这般，对警察队伍的内部严格管理才具备可操作性。

　　经验告诉我们，如使监督有效，监督还须外在化，对警察队伍实施考核奖惩时引入民众评议，保持经常性的舆论监督，都是十分必要的。其次，需要进行相关的警力和硬件投入，建立全地段、全天候、多层次的群防群治网络；同时还须动态布警、隐形布警，提高警察反应速度及效率，提高单位资源投入的打击力。此外，还须运用与市场时代相适应的经济头脑，对犯罪产业链的可能源头进行合法监管，像一些城市的二手手机市场，客观上已成为汇集被抢劫手机的“漏斗”底部，可要求使用身份证买卖等加以约束。

　　构筑完整的治安网络，需要促进警务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并将硬件建设逐项予以落实。保障公共安全、防范犯罪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用政府的资源优势对付极少数反社会人群的资源劣势，诸如卫星定位监控技术和直升机设备，应尽早在省地级城市普及。但更重要的是，应将现有技术设备的效用充分发挥出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广州街头遭窃，报案时她要求公安调出该路口的监视录像带，却遭到冷漠以对，这说明即使在经济发达城市如广州，常用的治安动态监控系统也存在着未充分投入实际工作的可能性。这从反面证明，构筑完整的治安网络，人的建设重于物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