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平安广东之模式:广东治安探索演绎“好猫理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著名的“猫论”道尽改革开放设计师的睿智和气度。
近几年,广东各地一直致力于寻找那只能解决治安问题的“好猫”。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站在社会集聚变化的潮头,面对日益突出的治安问题,党和政府在治安管理上的“选择”和“承担”,成为了一道重要的命题。
“选择”和“承担”的背后,同时还是一种专业主义和职业化精神的追求———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就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与之相适应。
于是,在“粤鹰行动”的统一框架下,各地结合自己地区特点,呈现出了不同的经典模式:珠三角城市由于大致相同的城市症候,治安态势也大趋相同,因而产生了大致类型的警务模式,比如“精确打击”与“零容忍”的广州模式,“社区警务”的深圳模式以及“端窝”
“断腿”的东莞模式;而农村地区,则出现了以“龙川县”为亮点的河源模式;而广东东西两翼则出现了以扫荡黑社会为主要手段的“阳江模式”。
“不是一刀切,什么模式最有效,就是最好的!”广东治安方面这一最朴实也是最实用的思路,正是“好猫理论”的优美演绎。
广州治乱
广州治安的探索引人注目。以“精准打击”和“零容忍”为主要特征,通过专业队伍,进行有效打击,在“执政为民”的思想指导下,专业主义熠熠生辉。
“剑兰行动”打双抢,“剑锋”、“红棉”接连出击,严厉扫荡社会治安的基本面和死角,探索长效机制。
在此种背景下,“羊城暗哨”出炉了:广州成立便衣支队,各区分局成立便衣大队,专门打击路面两抢。
一片紧锣密鼓声中,广州“禁摩令”全面生效,犯罪向内街内巷、入屋作案转移,广州警方迅速应变,成立了反入屋犯罪专业队和反汽车犯罪专业队,进行跟踪打击。
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提出“两个适宜是重要基准线”,强调“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在社会治安问题上不作为,就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大冷漠,最大失职。”诤诤之言,掷地有声。
治安在持续好转,“便衣队+电子眼”的模式,迅速扩展到珠三角各市,成为了各地警方的基本打击街面犯罪模式。
整个珠三角都在探索
深圳、东莞、佛山……城市管理者们在治安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创新上奋力前行。
东莞“端窝”和“断腿”行动,显示了一个城市治乱的决心和铁手腕。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东莞市治安、刑事案件90%以上与出租屋有关,90%以上的抢劫案都是利用异地摩托车为作案工具。对于清理犯罪分子落脚点的行动,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称为“端窝”。该市严格实行出租屋治安管理责任制,凡出租屋内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按照“一次性死亡”原则,收回出租屋租赁证,不得再出租。而“断腿”,指的则是“治摩”行动。短短两个月,15万辆异地摩托车离开东莞。
深圳从2006年4月1日起,在全市115个派出所全面推行勤务新模式实施———不再区分治安警、社区警、巡警和刑警等警种,变“坐班制”为“巡逻制”,将逾半警力放在路面。目前,深圳的基层一线警力占当地总警力的90%以上,是全省警力下沉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山区及两翼的参照意义
农村治安布局,河源模式甚有参照意义。在原市委书记、综治办主任梁伟发的领导下,河源市以“农村稳则社会安,社会安才能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为原则,探索开展平安建设、特别是平安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新措施。
龙川县的“百村平安工程”尤其显眼。龙川县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几大矛盾凸显出来:一是因征地、折迁、山林地界、邻里关系纠纷引发的群众集体越级上访事件增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二是受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一些陈规陋习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如封建迷信活动、宗族活动,“黄赌毒”活动等问题日益突出,有些问题直接对农村治安和稳定带来危害;三是一些基层农村干部作风漂浮,工作不力,处事不公,推卸责任,贪污腐化,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等等。
为此,龙川提出,从2006年起,用三年时间,在全县323个村开展“百村平安工程”活动,维护农民利益。
而“阳江模式”则是两翼城市的治安管理模式的突围,价值更为明显。而铁拳严打当地原来一度突出的黑恶势力犯罪,整合治安防控体系,则成为了当地特色。正因为这样,阳江才实现了连续多天、多种警情连续零发案……
广州模式
广州火车站治理
“黑点”治乱推演生出四条“新规”
火车站乃至流花治安乱相,始于1983年,各级领导均高度关注,要求大力整治。
2005年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新越秀出水,一场“整治风暴”随即席卷了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的流花地区。广州治安上,称之为“流花模式”或者“火车站模式”,总结其经验,归结共有四条“新规”。
“新规”一
治安地理整合管住车站“两肋”
从地理上看,火车站是“腰”,矿泉街、登峰街是“两肋”,时时刻刻都会对火车站产生影响。
毗邻流花火车站地区的矿泉街、登峰街共有两万多间出租屋,占整个越秀区出租屋一半以上,而且带有典型的“城中村”特点,不少出租屋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落脚点。伤害、抢劫,黄、赌、毒案件时有发生,火车站“后院”成了治安“黑点”。
“以前管理上没有理顺。”2001年以前,流花地区地处越秀、白云、荔湾3个区交界处,火车站广场及周边马路由市公安局流花地区分局负责管理,而周边商店、酒店、娱乐场所则由越秀、白云、荔湾区多头管理。
2005年10月,广州市行政区域重新调整,矿泉、登峰二街划归新越秀区管理,从根本上结束了流花地区的多头管理。火车站“后院起火”,越秀警方整治矿泉、登峰街的“越剑”行动,重拳清查违法犯罪,出租屋再不是不法之徒的乐土。
“新规”二
引入公共服务挤压犯罪空间
流花地区以往为什么乱?是因为有“黑公话”、“黑找零”、“黑咨询”的大量存在!
警方调查表明,这些依托看似合法的行业,干着坑、蒙、拐、骗和盗、抢的勾当。稍不留神,不法之徒趁机犯事。以前火车站广场地区1/3的刑事案件是“黑公话”、“黑找零”、“黑咨询”诱发的。
“打一分钟电话,被勒索一百块,怎么能不引发案件?”有警官这样向记者抱怨,而这样的黑公话档口,高峰期达几百部。
整治措施一针见血:由政府出面,引入“放心”公共服务,以挤压“黑系列”的利益空间。
越秀区政府成立“流花地区旅客服务中心”,不以盈利为目的,旅客们安全通话、放心找零、免费询问,“正途”塞住“邪道”,外地旅客也减少了和“黑系列”的接触,案件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新规”三
实施治安传唤制两次拘留送劳教
曾经“治”与“乱”的反复拉锯,老百姓的朴素认知是“警匪勾结”,因为他们看到的“来来去去还是那些人”。
事实上,不少警察心里头也窝着火,够得上治安拘留的就拘留,不够格的短时间内就得放人;就算是拘留了,最多15天他们就出来了,警和匪照样天天碰面。
好在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出台,广州下定决心要“用足用好新的司法解释”。
越秀警方的具体操作分两个环节,一是治安传唤,警方通过用足用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长期滞留在流花地区的轻微违法人员进行治安传唤。具体是有作案嫌疑的人员,从事炒卖票据、强行兑换、拉客等轻微违法人员。2005年共治安传唤18000多人。
第二招则是“两次治安拘留送劳教”。警方为长期在流花地区作案的惯犯建档,设立了指纹对比查询系统,对那些屡次作案的轻微犯罪违法分子加强取证,凡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两次以上的人员均按照有关规定送劳动教养。
对那些治安拘留两次以上的人员,均按照有关规定送劳动教养,对不法分子有相当的震慑作用。
“新规”四
视频网络监控打击精确到肉
2005年11月,耗资500多万元的流花地区视频监控网络启用,从火车站广场至火车站广场周边的省汽车站、市汽车客运站、站西路、大北立交、内环路出入口、内环路高架桥一带,69个监控摄像头构筑起一个无盲区、无死角的视频网络。
依靠视频监控,越秀区公安分局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现并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69人,破获各类刑事、治安案件38宗,提供有用线索80多条。今年1月至今,警方通过该系统破案450多宗,抓获违法嫌疑人600多人。监控录像为警方精确打击提供了技术上的有力支持。
“精确打击”在流花地区也发挥出无比威力。今年3月,越秀区在原打“双抢”专业队的基础上进行扩编,成立了300多人的广州规模最大的便衣侦查大队。
“电子眼+便衣队”已成为一个招牌,除广州和深圳外,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等城市都先后采取了这一模式。
“零容忍”与“黄埔模式”
从“城中村”到社区的治安跨越
三元里背后,一大片城中村。
上世纪80年代,广州大规模的城中村改制,城市管理理念和操作模式引入到当时的城中村。
然而,城中村始终没有变成本质意义上的社区,出租屋多、外来人口多、犯罪发案多,城中村始终在“治”与“乱”之间无奈循环。
“零容忍”和“黄埔模式”,成了转制社区的实验性道路。
“零容忍”的标本启示
城中村改制的初衷,是将城中村管理逐步纳入社区管理之中,同时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企业化。这也意味着,“政府应当承担起新成立的居委会实施社会管理必需的资源”。如果改制之初政府的承诺不能兑现,‘村改居’之后社会管理事务就不可能由居委会完成。
而问题恰好也出在这里,集体经济对社会管理的有心无力,短板多多,“治安薄弱在城中村的集中表现,背后是管理资源投入的严重不足”,而“村干部和村民怎样认知社会治安,如何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直接制约了治安水平。”三元里的党政领导李国强曾这样分析。
2005年11月,以越秀警方“越剑行动”为契机,“零容忍”警务运作模式开始介入到矿泉、登峰等转制社区的治理中。
矿泉街是“龙潭虎穴”,其地东接三元里大道,南邻站西路、环市西路,北环高速公路、内环路、新机场快线、地铁二号线均在辖内有出入口,广园西路、京广铁路贯穿其中。
剑取中庭,警方力求通过对轻微犯罪采取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并最终促使犯罪率降低。
“零容忍”这本外来和尚的经书,让广州警方在转制社区的治安管理中,尝到了甜头。指挥“越剑”行动的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领导称:更多的警务投入,即向那些从事边缘犯罪的人传递了一种信息———你们的行为不再被容忍,必须立即“收手”。
更多地区开始对社区的轻微犯罪采取“杀鸡用牛刀”的方法:白云区警方排查出永平街的解放庄和新市新街两个重点地区,出动500多名警力,打击犯罪从重大犯罪直至轻微违法。
转制社区的社区警务治理
“黄埔模式”在社区警务建设推进中抬头。警方分析:它的模式具有普遍实用性,其适用地区有几个特点:城乡接合部、由“村”转制的“社区”多;辖区面积大、与其他地方接壤多,交通发达;而辖内居民文化程度低,非广州市籍人口多,从事职业以中低层为主。
按照黄埔模式的做法:建有“四室一间”,组成社区警务团队,甚至5个警察5条枪,可以直接对付大型犯罪团伙;警长担任社区领导,以便能管到群防群治队伍;吃住在社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回访,和居民就会很熟……
这些做法,相比于成熟的商业区里的社区警务室的做法,显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称之其为“一个小派出所”。
广州市公安局长吴沙表示,城乡接合部的治安问题,是广州治安的主要问题,而黄埔的这种模式,群众反映意见比较快,管理比较到位。解决好“做什么?”“怎么做?”“做得怎么样的问题”。
社区民警要完成由“打击犯罪为主”转向“防范管理为主”,由“被动反应型”转向“主动先发型”的工作“路径”转变,坚持信息主导警务,经常分析社区治安警情,提高信息收集、分析、研判和运用水平,把握违法犯罪的一般规律和主要特点,有针对性地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出租屋管理斩断利益链条
社区警务还延伸至出租屋管理和“食利阶层”的自我表现道德律:把压减社区入屋盗窃案件作为重要任务,积极想办法、出实招、出新招,加强社区内重点单位和易发案部位的防范,加强社区内出租屋和流动人员的管理。
曾经研究过广州市城中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提出:对于城中村的户籍人口来说,收入主要由分红、房屋出租收入和经营劳动收入3部分组成。分红和房屋出租的收入,远远高于一般性的经营劳动收入。
如此分析:“村民”完全依靠这两大部分收入过上了“悠闲”的生活,成为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以地生财”的模式,意味着对治安环境的整治必然给集体经济带来阵痛,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村民的理解与配合。
然而靠“食利阶层”的自我道德实现来管好治安,并不现实,必须斩断利益链条。
“我们去年进行了出租屋主一户一户摸查”,对矿泉街,越秀警方人士表示,“而我们的治保员分片、分组、分班,每天完成几次登门、几次检查,都要量化登记”,而三元里新上任的村干部“背着骂名”,不断地和担心房屋空置的村民解释“坏人不走、好人不来”的道理,现在三元里的房屋出租率早已超过了过去水平。
深圳模式
借鉴香港推行民警流动办公
深圳龙岗区各派出所均将值班电话、所领导的手机号码全部印在一张名片上派发给居民;而当地居民也已经习惯了遇到麻烦事,直接打电话找辖区民警的做法。在荷坳派出所,记者看到,留守在派出所的警察只有几个人,所长介绍说,荷坳派出所有民警54人,经过去年的改革,有29人当上了社区民警,其他人都在行动支援队和侦查办案队随时待命,准备接处警。所长说,平时只有四五个人留守,其他人都到社区干活去了。
从2006年4月1日起,深圳在全市115个派出所全面推行勤务新模式———不再区分治安警、社区警、巡警和刑警等警种,变“坐班制”为“巡逻制”,将逾半警力放在路面,这是深圳警方借鉴香港警方的做法,在全国率先改革基层警务管理办法的一个探索。
目前,深圳的基层一线警力占当地总警力的90%以上,是全省警力下沉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施志刚介绍,推行此项改革是为了适应动态社会治安形势,进一步凸显其“以基础防控为主业、以着装巡逻为主要勤务模式”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激发警队活力、动力和战斗力,确保提升见警率和群众满意率,提升打防能力和执法质量。
施志刚认为,改革后的勤务制度,在组织架构上,打破派出所现有设置,整合目前的治安警、社区警、巡警和刑警等警种,全部实行战斗序列队建制。把现有的社区防范队、治安队和巡警队统一编成若干个社区巡逻队,将原来由各警种负责的业务工作,一揽子放到各社区巡逻队。将原来的综合室改为行动支援队,担负内勤、值班、户籍和民调等内部运作管理职能,为一线勤务提供保障。将刑警队调整为侦查办案队,负责办理一般刑事案件和所有需要调查的复杂治安案件。
据介绍,这次改革借鉴了香港警方的管理经验。香港警队是以警署为单位,七成左右的警察是巡逻人员,经常深入社区和建筑物进行巡逻。此次改革后,在勤务安排上,社区巡逻队以巡区为责任范围,以社区警务室为依托,在巡逻中开展社区警务、治安管理等各项常规警务工作,每天24小时快速反应,内部不再区分治安、社区等警种。
巡逻以徒步为主,在非重点时段和路段辅以汽车、摩托车巡逻。此外,原有的派出所和社区治安室内仍将24小时有专门警员值班。
这种探索收到很好的效果。以荷坳派出所为例,该所刑事案件立案数比改革前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破案数、刑拘数、查处治安案件数、打击处理数等指标大幅上升;社区巡逻的警力都达到50%以上,调查显示,群众的安全感普遍上升。
阳江模式
12个卡点织就“天罗地网”
阳江市位于粤西,临海。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粤鹰”行动暨围剿街面犯罪珠三角8市会战行动总结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阳江市公安局介绍了完善治安防控网络,全力压减街面犯罪的经验,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政法委书记梁国聚说:“一个市有那么多天‘双抢’案件零报警,如果其他市也能这样,那么我们的社会治安就好了。”
阳江市有何高招?记者从阳江市公安局了解到,在“粤鹰”行动中,该局紧贴本地的治安实际,整合巡警力量,赋予巡警办案权,提高打击和防控街面“双抢”犯罪的活力;并利用民资民力,把防控网络伸延至大街小巷。更为关键的是,阳江市在市区出入口建立了12个卡点,24小时设卡堵截查车,使街面犯罪大幅减少,其中“双抢”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38.4%,全市5个县(市、区)平均每天发生“双抢”案件不到1宗;阳江市区巡区有45天“双抢”案件零报警。街面“双抢”犯罪已不再是阳江的治安热点。
去年4月严打行动一开始,阳江市公安局即从市局机关及江城区分局调整136名警力,由市局巡警支队负责阳江市区的街面巡逻,将市区划分5个巡区,每个巡区配备2辆汽车、4辆摩托车,开展24小时全天候的车巡。
阳江市公安局今年2月12日还成立了巡警支队卡点大队,在高速公路、国道阳江辖区12个出入口实行24小时设卡执勤,对遏制“双抢”等犯罪活动收到奇效,出现了盗窃汽车案件“零发案”的可喜局面。
一直以来,如何整合阳江市区与各县(市、区)以及乡镇的块状防控体系,都是令警方头痛的问题。阳江在全市12个国道和高速公路阳江辖区内的12个出入口设立卡点,使全市治安防控体系的“经纬”经由这些卡点,而真正地联成一张“天罗地网”。
据介绍,卡点大队成立后,对遏制犯罪立竿见影:2月14日,在3 25国道白沙卡点,盘查一辆可疑小汽车,从车内搜获一支猎枪和4发子弹;16日,在同一卡点,盘查一辆出租车,从一名男乘客身上查获39粒摇头丸;22日,在开阳高速北惯卡点上,截住了一辆“皇冠”,查获一支仿六四式手枪、4发子弹……
东莞模式
“端窝”“断腿”扼住罪案源头
有人这样形容东莞数年来的治乱历程———一煲未煮滚的老汤。要让汤好喝,就要让汤滚起来,还要够火候。
2006年4月3日,刚刚履新的市委书记刘志庚决心煮好这煲老汤。
他向市民立下军令状,治安不改善,他要向市民公开道歉。为此,刘志庚到处寻找猛火,在一番调研并听取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之后,他抓住牛鼻子拨火棒———实施“端窝”和“断腿”战役。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东莞市治安、刑事案件90%以上与出租屋有关,90%以上的抢劫案都是利用异地摩托车为作案工具,过去4年中,涉及摩托车刑事案件占案件总数31%以上。要想从源头上遏止路面“双抢”犯罪,必须从治理出租屋和摩托车入手。
“端窝”行动抓获大批嫌犯
东莞全市有30多万套出租屋,租住人员200多万人。出租屋———这个东莞近一半本地户籍居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三分之一的无田无地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支柱,已成为东莞社会治安好转的关键。刘志庚指出,要从根本上搞好社会治安,就要管理好流动人员和出租屋。很多犯罪分子都将出租屋作为落脚点,对于清理犯罪分子落脚点的行动,刘志庚称为“端窝”。
去年5月11日,东莞警方抽调2000多名警力,对东城区大井头出租屋进行大清查。武警、交警外围封锁,特警、刑警荷枪实弹突袭抓捕,治安民警地毯式清查可疑人员。在这次后半夜的大清查行动中,东莞警方成功打掉5个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缴获作案车5辆。
去年6月30日凌晨,东莞警方调集2800名警力,对南城英联村一带出租屋开展了清查整治行动。整治行动中,东莞警方采取规模用警、联合作战、集中围剿的方式,调集多个警种,实行异地用警,形成大兵压境的态势。据统计,行动中,东莞警方共铲除犯罪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缴获作案用摩托车3辆,手机16部以及假警察证、赃物银行卡、存折、作案工具、赃款一批。
“7·28”厚街村一带大清查、各镇千人大清查……大规模夜查出租屋行动在全市各镇街铺开,并收到良好效果。
出租屋发生重大刑案“一次性死亡”
为促进社会治安年内明显好转,东莞使出了狠招———实行出租屋治安管理责任制,凡是出租屋内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按照“一次性死亡”原则,收回出租屋租赁证,不得再出租。
目前,登记备案的出租屋已经达98%以上。“东莞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温志均介绍。
省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考核组通过深入检查考核,作出结论:“东莞在出租屋管理工作上,走在全省前列。”
“治摩”行动打断犯罪分子的“腿”
所谓“断腿”,指的则是“治摩”行动。官方资料显示,“治摩”前东莞大约有140万辆摩托车,外地牌证摩托车占一半。在东莞大量外地摩托车中,不法分子惯常利用摩托车作为“两抢”工具。
数据表明,每3小时就有一宗飞车抢夺案发生,作案摩托全部为外地牌或无牌无证,犯罪分子猖獗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治摩”是改善治安的不可缺少的途径。
2006年8月10日《东莞市综合整治摩托车工作方案》正式出台。
方案规定,从当年9月1日起除国道、省道外,全天24小时禁止异地摩托车进入东莞。从2007年9月l日起,市中心区道路将禁止本地摩托车通行。
去年8月下旬,以刘志庚为首的东莞市各级领导走上街道,走进商铺和出租屋,面对面地对群众进行宣传,劝导异地摩托车迅速离莞。
去年9月1日,“公劝期”已满,“断腿”行动全面展开。短短两个月,东莞共查扣异地摩托车4664辆、无牌无证摩托车12482辆、假牌假证摩托车2560辆;在“自觉将异地摩托车托运离莞的车主,由政府给予100元补贴”的措施下,15万辆异地摩托车离开东莞。
现在,东莞市道路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面貌焕然一新。
河源模式
平安工程让群众有了安全感
河源市综治委对各县区2005年、2006年年终综治工作检查考评进行的两次问卷调查中,分别有91.7%、95%的群众认为社会治安比上一年好,有92.3%、99.6%的群众认为有安全感。
“一把手”工程保治安持续稳定
安全感从何而来?河源市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市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大力推进群防群治工作,努力构筑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治安防范网络,使全市社会治安状况得以持续稳定。
说起河源的综治工作,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起原市委书记、市综治委主任梁伟发。据介绍,梁伟发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许多独特看法,他认为抓政法、综治工作是各级领导的基本功,各级各部门必须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与经济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两年多来,梁伟发多次主持召开市综治委全体会议,研究解决维稳和综治工作问题。他还多次深入到市直政法各部门进行调研,指导做好政法各项工作,帮助解决政法各部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2006年1月11日,梁伟发主持召开县(区)委书记座谈会,专题研究部署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在工作中,河源牢固树立“农村稳则社会安,社会安才能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断探索开展平安建设特别是平安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新措施,其中尤以龙川县开展的“百村平安工程”建设活动最为典型。
“十无”硬指标考核农村治安
龙川县注意到,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一些潜在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一是因征地、折迁、山林地界、邻里关系纠纷引发的群众集体越级上访事件增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二是受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一些陈规陋习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三是一些基层农村干部作风漂浮,工作不力,处事不公,推卸负责,贪污腐化,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此,龙川县提出,从2006年起,用3年时间,在全县323个村开展“百村平安工程”活动,以切实解决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维护农村的稳定,共建平安和谐新农村。
“百村平安工程”以“十无”为硬指标考核农村“两委”班子政绩,并且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十无”的具体内容是:一是无越级上访或集体上访;二是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三是无群体性闹事事件;四是无“六合彩”等赌博现象;五是无涉黄丑恶现象;六是无吸毒贩毒现象;七是无刑事治安案件;八是无重大火灾事故和乱砍滥伐观象;九是无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十是无公共突发性卫生防疫事件。
据介绍,“百村平安工程”的创建活动,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宗旨,促使广大农村尽快“和”起来。公安机关与各村加强联防联治,建立村民联防队伍。健全完善村民自治机构,积极构建群防群治的基层治安防控体系。
在化解矛盾方面,“百村平安工程”充分发挥农村基层人民调解员和纠纷信息员的作用,及时发现重大矛盾纠纷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苗头,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有效解决一批农村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大社会矛盾纠纷。
对于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广大基层党组织从执政为民的高度切实帮助解决。
实践证明,开展“百村平安工程”建设,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政治和治安大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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