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0日14点57分，江苏苏州110接到费女士报警：“钱被骗了!”

　　费女士收到单位领导发来的短信，要求其向指定账户汇款27万元，网银汇款后向领导汇报时发现被骗。接报后，苏州警方立刻展开侦查，发现被骗资金已划转至某工行账户，随即向工行苏州分行出具《协助快速查询处置涉案银行账户通知书》。

　　6月10日15点06分，工行冻结涉案账户，堵截被骗资金。

　　苏州市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负责人娄乃成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起这一成功案例。他说：“成立反通信网络诈骗中心，公安、银行、通讯三方合署办公，打击、封堵、防范一体化运作，有效遏制了通信网络诈骗犯罪。”

　　近年来，一些地方针对束缚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力量下沉，保障下倾，激发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部门联动打击电信诈骗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高发，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苏州经济发达，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灾区”，近年来该类犯罪发案数每年以30%左右的增幅上升，2015年全市立案近3万起，涉案金额达4.3亿元。

　　“以前，各个部门之间都是各自为战，公安破了案子，往往钱早就转移到境外了，受骗群众的损失很难避免。”娄乃成说。

　　去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由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半年后，苏州市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挂牌运行，办公地点设在市公安局。记者走进中心看到，工、农、中、建、交、邮六大商业银行以及中国电信、移动、联通三大通讯运营商，均派专员入驻，设有专门席位。

　　娄乃成告诉记者，接到报警后，警方将立即出具《协助快速查询处置涉案银行账户通知书》，驻中心银行工作人员对涉案银行账户开展快速查询、紧急止付，第一时间为受害人挽回损失；与此同时，驻中心通讯运营商根据警方出具的《诈骗电话封停拦截处理申请表》，第一时间对诈骗电话采取封停、拦截、送空号音，从源头上阻断群众接收诈骗信息的渠道。

　　目前，上海市、广东省及其21个地市、陕西省西安市、江西省宜春市等均成立了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或类似机构，公安、银行、通讯、金融清算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等联合入驻，有效解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部门联动不够的问题，开展主动拦截和精准打击，效果明显。

　　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平台与在沪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实现24小时专线对接和专岗入驻，即时响应涉案账户的查询、止付和冻结需求。该平台自今年3月21日投入试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冻结被骗资金超过8000万元。

　　苏州市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自运行以来，快速冻结涉案账户773个、资金3165余万余元，拦截非法国际主叫64万余次。今年上半年，全市报立通信网络诈骗案、群众损失金额分别同比下降0.24%、8%，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分别同比上升64%、184%。

　　针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类难题，重庆市江北区选聘有能力、有热情、有一定影响的“社会能人”为综治特邀委员，为“能人”参与综治工作提供舞台、赋予“权力”，帮政府排忧，替百姓解难。

　　曾美华是重庆一名退休的市级优秀教师，热心帮扶失足少年。被聘为综治特邀委员后，曾美华能够参加江北区综治联席会议，并有“权力”将帮扶失足少年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出来，监督要求相关部门解决落实。目前，曾美华创建的“爱心家人”工作室已成功帮教了几百名失足少年。

　　目前，有800多名综治特邀委员活跃在江北区的街头巷院，在“能人效应”的带动下，社区群众的活力有效迸发出来。

　　城市管理权限下放基层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集中着上海特色的老石库门里弄，有低保户1000多户2000多人，同时进驻了世界500强企业的30多幢高级商务楼宇，每天进出白领10多万人。辖区社会治安复杂，社会治理难度大。

　　8月24日上午9点，淮海中路街道网格中心工作人员在日常视频巡逻时发现，香港广场前突然聚集了百余人，涉嫌突发群体性事件。

　　“以前，这样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街道没有能力处置，各种力量既指挥不动，也统筹不起来，只能上报，等待更高层级调集各部门力量前来解决。”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汤宏坦言。

　　而这一次，淮海中路街道立即调集派出所民警、城管中队、联勤联动队员等多支力量到场处置，控制现场局面，并马上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后续处理，化解了这一群体性事件。

　　变化源于去年以来上海深化街道体制改革。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及6个配套文件，赋予街道党工委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的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综合管理权等5项权力，实行市、区职能部门职责下沉街道的准入制度，按照“区属、街管、街用”模式，推进城市管理综治执法等资源和力量下沉，有效化解街道“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资源有限”的难题。

　　队伍下沉后，上海街道体制改革采用“大部制”重新划分了街道的机构设置，形成“六办六中心”，街道层面的11个部门20多支队伍整合于此，综治中心是重要的组成机构，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形成了相关职能部门派出机构、执法单位等共同参与的联动工作机构，使街道这一层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升。

　　“改革彻底改变了过去‘条上力量专不下去、块上资源统不起来’的困境，街道工作重心由‘向上对口’向‘向下对接’的转变，工作格局由‘条块分割’向‘条专块统’转变，真正实现问题发现在老百姓身边，问题解决在老百姓身边。”汤宏说。

　　为解决基层条块分割、权责不一、资源分散等问题，不少地方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天津市在市、县区和乡镇街道成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作为党委、政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落实的组织领导机构和解决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突出问题的协调部门。在社区一级建立健全社区党支部、居委会、业委会、楼门长、服务站“五位一体”管理服务体系，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

　　三级综治中心实体运作

　　今年3月底，江苏南通海门农村发生一起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网格员将该信息录入综治信息平台后，海门市综治中心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由公安、人民调解员、律师、镇村干部等组成工作组赶赴现场，及时阻止抬尸闹事。调查事件经过、安抚家属、提供法律服务、进行调解，工作组当天便化解了这起纠纷。

　　“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等层层上报到市里，临时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协商解决，工作人员到现场时，往往事情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海门市综治中心副主任季炳英说，实体化综治中心的设立，有效整合了各类资源，切实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记者在海门市综治中心看到，整洁大方的一楼大厅为受理接待区域，敞开式办公，矛盾调解、涉法涉诉、信访接待、法律服务等窗口一应俱全。

　　据了解，南通县级综治中心将政法、人社、民政等20多个部门管理和服务职能进行整合优化，融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10大平台于一体，破解了过去维稳工作单打独斗、群众表达诉求渠道不畅、法律维权门路不通、矛盾调解东奔西走的难题。

　　目前，江苏所有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全部建成规范化、实体化的综治中心，有力推动了平安建设。去年，江苏群众安全感达93.87%，居全国第三。

　　法制网北京10月11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