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泰国的江西籍商人被当地犯罪分子绑架，索要157万美元赎金。我国驻泰国使馆警务联络官仵建民得知后，向当地警方发了一条短信，结果不到两个小时，这起案件就成功告破。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几乎所有警务联络官都有类似仵建民这样的“神通”，而练成这样的“神通”并非一日之功。
　　
　　“我们就是国际警务合作‘派出所’的一线民警。”驻美国使馆警务联络官胡彬郴幽默的话语，如实道出了警务联络官们为推动跨国警务合作、维护海外公民权益付出的种种艰辛和努力。
　　
　　需克服文化法律等障碍
　　
　　2010年7月的一天，在辽宁边防总队工作的王大鹏接到要他去韩国使馆担任警务联络官的通知。当时除了兴奋，更多的是紧张、茫然。
　　
　　短短两年之后，已带回13名外逃犯罪嫌疑人，完全熟悉了警务联络官工作方式的王大鹏，充满了自信与坦然。
　　
　　王大鹏当时这种忐忑的心情，几乎所有驻外警务联络官都有过。生活环境的差异、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阂、法律制度的区别，都是警务联络官需要面临的挑战。
　　
　　初到驻在国，警务联络官一般先要拜会那里的执法部门，介绍“自己来干什么”，同时走访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了解他们的需求。驻乌兹别克斯坦警务联络官那顺2011年到任时，就通过密集的走访，想方设法拓展双边执法合作渠道，迅速与当地执法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各国的法律制度千差万别，这要求警务联络官尽快熟悉驻在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从中找准切入点开展工作。以美国为例，由于执法体系高度分散，且互不隶属，拥有独立执法权、独立管辖权的执法部门达1.8万余个，联邦层面就有60多个。“作为警务联络官，我们要保持常态联系的联邦层面执法部门至少22个。而我们每年与美国相关部门的会见、交涉、交流在150次到200次之间。”胡彬郴说。
　　
　　英国是现代警察制度的发源地，各方面的法律制度也非常完善。驻在这里的联络官武英说:“英国人做事一板一眼，很有计划性。我必须适应这种文化，才能找准工作的切入点。”
　　
　　除了这些，很多警务联络官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工作。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发生种族仇杀，我国政府迅速作出撤侨的决定。驻该国的警务联络官戴绪魁主动请缨，冒着枪林弹雨将1000余名海外公民安全撤回国内。
　　
　　专业协调作用不可替代
　　
　　仵建民告诉记者，驻外警务联络官练成外人眼中的“神通”，“专业语言”起了很大作用。“外交和警务都是专业领域，讲专业的语言很重要。我们与驻在国执法部门沟通，他们都能感受到中国警方的专业水准，也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效率必然会提高。”
　　
　　武英对此深有同感。她告诉记者，警务联络官到任以后，很多工作机制得以建立，很多工作得以推动。“2007年、2008年，英国发生了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案，几乎每年都有七八起。在我们的协调下，中英警方建立起了打击跨国绑架案的工作机制，使办案时间大大缩短，有效减少了这类犯罪的发生。”
　　
　　“天下警察是一家”，这是所有警务联络官工作中的共同感受。而这种职业亲近感也为他们与驻在国执法部门沟通联系提供了最好的情感纽带。驻俄罗斯使馆警务联络官刘同平说:“全世界警察的理念是相互融通、相互理解的，警务联络官在协调、联络当地执法部门时，有着非常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了警务联络官，我国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仵建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中泰两国每周至少会有一次执法合作，每个月就要缉捕一名逃犯。“重大案件的侦破我们会全程参加，泰国警方很欢迎我们给予协作。”
　　
　　“一个顶俩”是工作常态
　　
　　翻开警务联络官的资料可以看到，他们大多有着处级以上行政级别。但其实，在派有警务联络官的24个国家中，有11个警务联络官是不折不扣的“光杆司令”。
　　
　　事务繁多，“一个顶俩”、“忙着干”，成为他们共同的工作状态。然而，没有一名警务联络官抱怨苦累，“分身乏术”是他们最大的痛苦。
　　
　　今年四五月间，驻缅甸警务联络官吴汝震同时承担协助侦办“10·5”案件和佛牙舍利巡展的安保任务，还有其他大量事务性工作。“实在忙不过来时，我会请大使馆其他部门的人员帮忙。”
　　
　　在很多驻在国，中方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数量远多于对方向我方提出的数量，我国提出的请求往往只有很短的时限。在这种情况下，警务联络官们需要多方争取资源，独立作出决断，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快捷的处理方式。而这就是他们常说的“既要实干，更要巧干”。
　　
　　2011年10月，王大鹏接到国内通知，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白光钦以白世进的名字加入了韩国国籍。
　　
　　而根据中韩之间的司法协定，本国人不得遣返。王大鹏通过努力，把首尔警察厅的一条犯罪记录发回国内进行照片比对，确认白光钦以伪造户口加入韩国籍的事实。但是法院在判决时，只是以伪造文书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两年执行。
　　
　　为争取时间，王大鹏亲自对白光钦进行劝返，告诉他其所犯罪行永远不能逃脱，进行诉讼只能拖延时间，促使白光钦接受遣返。
　　
　　“通过这个案子我认识到，警务联络官要在驻在国司法体系内找到合作的对接口，才能把事情做好。”王大鹏说。
　　
　　胡彬郴形象地把警务联络官比作“翻译官”。“我们不光要把两国的法律制度、执法理念翻译成对方都能听得懂的话，还要把两国执法部门的合作意愿，转换成合作的义务，再转换成实实在在的联合行动。”他说，做到这点，“翻译”的工作才算是“做到家了”。

　　　　
　　驻吉警务联络官讲述撤侨惊险一幕

　　
　　“砰，砰，砰……”几颗流弹飞过，戴绪魁身旁的一名外国工作人员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
　　
　　2010年6月15日中午，我派驻吉尔吉斯斯坦警务联络官戴绪魁目睹了这一幕。此时的他，正在该国奥什州机场负责侨胞撤离工作。
　　
　　当年6月10日，该国奥什州因骚乱引发种族仇杀，仅当天就有数百人死亡。
　　
　　“非法武装人员多次冲击机场，想暴力占领机场。”今天向《法制日报》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戴绪魁仍唏嘘不已。
　　
　　骚乱发生后，我国政府迅速作出撤侨的决定。戴绪魁主动请缨，前往骚乱第一线奥什州，任使馆撤侨组组长。
　　
　　出发的前一晚，戴绪魁给妻子写了封遗书，告诉她自己要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如果发生不测，养育好儿子，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到达奥什州后，当地形势之严峻大大出乎戴绪魁的预料，“随着混乱的枪战变得激烈，华侨已无法自行安全赶到机场”。
　　
　　记者从戴绪魁当时用手机拍摄的一组视频中看到:一辆当地汽车在机场外遭到不明武装人员冲锋枪扫射，一侧车门上留下了10多个硬币大小的弹孔。
　　
　　情急之下，戴绪魁利用中吉建立起的良好警务合作机制，紧急协调奥什警方和吉边防军，用装甲运兵车和坦克分批护送华侨到机场。
　　
　　一批又一批华侨通过包机撤离。正当戴绪魁准备和最后一批华侨一起登机时，机场突然赶来38名统计之外的中国公民。当看到最后一驾中国包机已经满员时，很多人急得直哭。
　　
　　“大家不要着急，我来协调，保证大家尽快离开。如果有一个人走不了，留下的肯定是我。”戴绪魁这样安慰大家。
　　
　　幸好有一架俄罗斯运送援助物资的飞机准备飞往吉尔吉斯首都。戴绪魁立即与机组协调，顺利将38名中国公民送上了飞机。
　　
　　整整3天3夜，戴绪魁一直战斗在一线，睡眠时间不足3个小时。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1299名中国公民安全撤离奥什。
　　
　　3年以来，戴绪魁共协助抓获侵害中国公民的外籍犯罪分子近40人，协助引渡中国籍犯罪分子4人。而他的手机也经常接到犯罪分子的威胁电话，“每年都有那么几次”。
　　
　　戴绪魁说，回到国内，在群众的簇拥中得到一束鲜花时的满足和幸福，是对他付出的最好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