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周末报特约评论员　银玉芝

6日，郑州市124个公安分局、派出所整合为29个派出所，沿用60多年的公安管理模式成为历史。据介绍，公安分局撤销后，基层一线警力占市区总警力的比例由改革前的23％提高到66％。社区民警增加到900多人。（11月8日新华网）

回顾起来，近年来进行警制改革的地方其实并不多。去年年初，太原市公安局运行机制改革全面启动，全市8000多名民警都要下岗后竞聘；而重庆选择了直属单位、分局处科职领导干部集体解任，并规定全局所有符合条件的领导和民警，均有机会在同一平台上参与选拔，在打黑除恶中立功者将给予加分。

区别于前两个城市，郑州取消公安分局意味着大量的职位将进行变动，其改革力度并不比前两个城市小，阻力可想而知。也正因此，郑州的警制改革方向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警察数量未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通过机构改革增强一线警力数量。警力的增强只是警制改革的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公安系统内部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分权、制衡机制，外部制约又不够，一线警力再多也无助于解决警界弊病。就像重庆的警制改革，单单重新竞聘并非万能，并不能避免警界的再次大范围沉沦。现行制度下，黑社会可以收买文强，难道不可以收买下一个“文强”？

事实上，中国警察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力太集中，外部监督和选任制度不够完善，而非简单的警力不足。譬如户籍、消防、交通……许多社会管理、处罚职能都收归警察概念之下，既无法律授权也无外部监管。甚至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警察权限很多时候比检察院和法院还大。这也就造成了公安机关能够随时使用两种权力，为其寻租留下空间，一手遮天也就见怪不怪。本来应该受到司法处理的，最后却以行政处理了结；本属于行政违规的人，却被使用了司法手段处治。必须说的是，这其实是法治的倒退。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应混淆，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借口对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进行干预；同时，从公民权益方面讲，最大程度地减少职能交叉或权力滥用，也才能切实保护公民人身、财产等权利。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现实中警察权力滥用造成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如果以上问题不解决，一线警察越多，警察权力滥用的事情或许越多，权力寻租的比例也会越高。无论郑州、重庆还是太原，主政者如果想要彻底解决目前警察制度的弊病，对其分权和限权已是刻不容缓。这才是警察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当然，对于少数地区进行的警制改革探索，尽管尚未触及实质，我们依旧抱以最大的善意和支持，哪怕一丁点的进步也难能可贵。更期望，进一步的改革能够次第展开，早日解决警界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