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在执行警务的过程中，遇到质询的当事人，一个敬礼，一个“请”字，改进了执勤的作风，改变了执法的形象，拉近了警察与民众的心理距离。

　　然而，警务执勤是一项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职务行为，面对的又是各色人等，因此，警察不能止于一个敬礼，一个“请”字，他还应对当事人有一个必要的解疑释惑，否则，当事人即使受了处罚也不明就里，内心自然不服，也不会惩前毖后，以防重蹈覆辙，甚或遇上顶真的人，为讨个“说法”与你对簿公堂也难说。检视我们的警务执勤，解疑释惑并不“到位”，这也许是公众对警察的警务执勤常有微词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里，不妨说一则我亲历的事例――

　　今年年初，朋友驱车邀我去江南的一个中等城市观览。抵达时已是傍晚，朋友驾车刚拐入一条较窄的马路，即被正在执勤的警察拦下，一个敬礼，一个“请”字，然后撕下罚款单。我们要求警察解释罚款的原因，他却一脸不屑，“你自己做错了，还不知道？”“不要以为你们是上海人，就可以在我们小城市里为所欲为，我们也有交通规则。”“罚点钱，买个教训。”如此的不着边际的话说了一篓子，就是没有对为什么要罚款作一星半点的解疑释惑，着实令我们一头雾水。警察走后，我走到拐入口看个究竟，原来上端有一块“单行道”的标志牌，但被路边茂盛的树叶所掩盖，再说暮色笼罩，对我们外来人而言，一个疏忽而违章在所难免。你警察尽可照章办事，该罚款的理应罚款，受罚者不必违拒，但受罚者提出疑惑，要求警察予以解释，乃是公民的权利。警察并不能因为当事人违章而无视他的这一权利。

　　相对公民的这一权利，警察对当事人处罚时解疑释惑便是他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义务。警察有义务向当事人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受处罚？你违反了哪条规定？警方处罚你的依据是什么？甚至还要告诉当事人，倘若你不服这一处罚，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提出你的诉求，决不可一罚了之。当受罚的当事人要求解疑释惑时，警察置若罔闻，那更是“离谱”了。警察执勤无疑是履行一种公权力，但它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的私权利，从这一角度推论，警察和当事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换言之，警察在执勤时可以质询当事人，也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质疑；警察必须对违章的当事人作出处罚，而当事人也理应对自己受罚讨个“说法”。唯其如此，施罚者正大光明，受罚者心服口服。警察多做些解疑释惑的工作，对当事人来说，有利于理顺情绪，平衡心理，化解矛盾，不使质询成为斥训当事人，不使处罚成为挑战私权利，引发双方冲突。反思杨佳事件，倘若执勤的警察多些耐心，多些真诚，在质询和处罚过程中多些解释，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常识告诉人们，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一旦违法违章，他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故意”和“过失”在量刑或处罚中是有区别的。警察面对的大多是违章的民事行为，不可否认，有些人的违章是故意为之，存有侥幸心理，企图规避法律，同样不可否认，大多数当事人是在不知不晓、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违章的，对后者，警察多做些解疑释惑的工作就显得尤其必要。让人们多了解一些法律规定，多知晓一些违禁条款，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公民的素质，这不正是包括警察在内的执法者的执法要旨所在吗？

　　时下盛行“以人为本”，我认为，这一理念也应进入警察执法的场域。处罚无疑是一种严肃执法的举措，但它不应是执法的全部，有时从人性关怀的视角，它也不是罚款“没商量”的。我手头恰好有一份2009年10月20日《济南日报》的剪报，题目叫《我在意大利扔家电的经历》，说的是作者刚去意大利不久，家中的一台电视机坏了，他将它扔在路边的垃圾箱，被两位巡逻的警察发现，然后告知要罚款。面对作者一脸的疑惑，警察作了耐心的解释。原来，胡乱处理电子垃圾会对人类的生活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所有废旧电子产品一律不能私自处理，而要交给生产厂家，再由厂家统一送往政府指定的工厂进行科学的无公害处理。私自处理废旧电子产品在意大利是一种违法的事情。在得知这些情况后，作者对两位警察表示了歉意。而警察不仅对这位“不知情者”网开一面，还给这个牌子的经销商打了电话，通知对方来取走这台电视机。警察处理这一事件，颇为理智，既有原则性，又不乏人性化。

　　如此“以人为本”的执法，人们自然对警察多一份敬重，对警察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对“金色盾牌”的神圣天职多一份倾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