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宣布：取消大庆市全部70个公安派出所，以20个公安分局取而代之。
　　当时的一份公安系统的内参这样记载：
　　“分人、分产、搬家，(2005年)1月1日至3日，大庆市公安机关整整‘乱’了3天，当地所有搬家公司的车倾巢出动，大街上搬运车辆川流不息。公元2005年1月4日这一天，大庆市的很多市民都不会忘记，当他们清晨走上街头时发现，在他们视线里悬挂了几十年的70个派出所的牌子，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20个崭新的公安分局的牌子。”
　　2006年5月16日，《法制日报》视点版在国内率先公开报道了“大庆市取消公安派出所”的新闻。
　　这一消息在引起全国轰动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心：
　　取消了公安派出所，会不会影响群众办事、疏远警民关系？取消了公安派出所，会不会削弱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形势的能力？
　　百姓有百姓的不安，警官有警官的压力，官员有官员的担心。
　　时至今日，大庆市没有公安派出所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186天，那些不安、压力、担心还在吗？
　　不到一分钟，取到新办的身份证；办理农转非户口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15个工作日；全市近十万人省去了办理户口迁移的麻烦
　　“我来取身份证。”
　　“请问怎么称呼？”
　　“王丹。”
　　2008年3月27日上午11时，在大庆市东安区庆龙警务室，居民王丹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取走了自己新办的身份证。
　　“她家离警务室不到100米。”民警李金权说，“现在群众办事比以前方便多了。60岁以上居民的身份证，我们都送到家。我们还有代办制、预约制、错时制、延时制等工作方法方便群众。”
　　“就说农转非户口，以前要经过派出所管片民警、户籍内勤、所长，分局户政科内勤、科长、分管局长，市公安局户政处内勤、户政科长、户政处长、分管局长这10个必需的环节，没几个月别想办下来。”李金权一边整理着手上的一沓身份证一边说，“现在简单了，派出所取消了，市局的权力下放到分局，办理农转非户口，只需经过社区民警调查、户籍内勤审核、分局领导审批3个环节，15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完。”
　　由于新设公安分局布局合理，居民办理户口迁移也省事多了。据统计，全市有95492人省去了办理户口迁移的麻烦。
　　民警的桌椅搬进居委会；基层警力从28%上升到60%以上；改革后3年扒窃发案比改革前3年减少了8726起
　　“派出所撤销后，我天天都能看到民警。过去民警向我要资料，现在我向民警要情况。”府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杰说。怕记者不信她的话，她又加了一句：“要不，咱就拉上民警李金权在这几个小区里走走，看有没有不认识他的人。”
　　据介绍，大庆虽然撤销了全部70个派出所，但有219个社区警务室与居委会同址办公；全市所有32834个单元楼中，已有30839个单元楼实施了“单元工作法”，占单元楼总数的93.9%。在已完成“单元工作法”的社区中，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出租房屋登记率、工作对象管控率均达到100%。
　　李杰向记者解释道：“‘同址办公’是把民警的桌椅搬进居委会的办公室；‘单元工作法’是民警以楼房单元为单位，选楼长，开单元居民见面会、通报会，加强居民之间警民之间的沟通联系；还有‘五联工作法’，民警与基层党组织，与企业、学校、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联手抓治安。”
　　大庆市公安局局长曹力伟说：“按过去的工作模式，市局、分局、派出所、社区警务室都是囤警场所。民警都滞留在这四个地方，街面上的警察从哪里来？改革后，原来的派出所和固定的警务室都没了，警务室内的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一起，警察除了在市局、分局，就是在基层，在街面上、在社区中、在巡逻车里。”
　　据介绍，按城市每3000人配一名民警，农村每5000人配一名民警的标准，大庆市实现了全覆盖。改革以前，大庆市区派出所民警加上所长、教导员，总计占总警力的28%；现在，大庆市20个公安分局的治安队、社区队、刑警队各占警力的三分之一，常年在社区范围内工作的，能占总警力的60%以上。
　　据统计，改革后3年，居民区可控案件由改革前的年均2865.7起下降到年均1921.7起。居民区和广场街道年均发生“两抢”案件974起，而改革前的年均数是1361起。
　　公共场所扒窃犯罪也是大庆市公安局重点打击对象。为此，大庆市公安局成立了由78名刑警组成的反扒专业分局———公交分局。
　　“大庆市公交站车和十大商业场所，改革前的3年发案9312起，改革后的3年发案586起，减少了8726起，创扒窃发案最低。”公交分局局长王国臣每每介绍到这里，都要环顾四周听众并加上一句，“任何人都可以去暗访，如果有人说‘公共场所扒窃案频发’，我立即辞职。”
　　3月27日17时，黑龙江省委政研室的几名工作人员从大庆市利民苑车站登上了225路公共汽车。
　　“最近咋这么乱？！你看我们的钱给偷了。”这几位工作人员有意同乘务员搭话。
　　“啥时被偷的？哪趟车？”乘务员认真起来。
　　“上班高峰时。”
　　“可能吗？这几年很少有被偷的事。”
　　“要是你的车上有小偷咋办？”
　　“我们有特殊方式，用不了一站地民警就会上车！”乘务员的表情神秘起来。
　　省委的工作人员下了225路公交车，又去了大庆最繁华的百货大楼……
　　现在一个科长干过去七个科长的活；从指挥岗位回归到一线战斗岗位的骨干有上百人；过去混日子的人再也混不下去了
　　大庆的警务改革，用曹力伟的话说分四步：“第一步是垂直管理，把人财物权以及党组织管理全部拿到市局；第二步是减少层次，把原来的10个分局和70个派出所统一整合为20个分局；第三步是合并机构，将原来分局的十七八个部门合并成4个部门；第四步是机制创新，在执法部门实行‘两人一组、三组一队’勤务模式和相关工作机制。”
　　“改革前，原让胡路分局辖区行业场所数量和治安复杂程度都超过萨尔图分局辖区，但让胡路分局警力实有565人，萨尔图分局警力却有576人。虽然让胡路分局承担的工作量明显大于萨尔图分局，但受管理体制限制，市局无法进行编制和警力的调整补充。同时，由于区与区之间经济状况不同，导致各区对公安工作的经费保障投入也不一样。”现任让胡路公安分局局长的宋柏峰深有感触地说，“垂直管理后，人财物及工作量都得到了合理配置。”
　　“我以前当所长时，一天到晚就为所里的办公经费忙，现在我在分局法制综合科，一个科长干过去七个科长的活。”改革前在东安派出所任所长的胡学忠说，当时，全所17人办公经费全靠自筹，最少的一天只剩800元。现在20个分局的全部经费由市财政局直拨，公安机关自筹办公经费在大庆已成为历史。
　　更主要的是，为人财物及不合理的机构配置所累的警力回归了本职工作。
　　撤销派出所、合并机构后，大庆市公安机关基层单位(不含交警、监管)指挥人员比改革前减少了76.3%，行政人员减少了80.6%，执法人员增加了85.5%。
　　战超庆，今年49岁，从事公安工作27年，改革前任萨尔图区交警大队大队长，管着80多名民警。改革后任东安分局社区警务大队二队(6人)协助负责人(二把手)，主要负责万宝小区3-40楼至3-59楼的社区警务工作。管区状况是：管区实有人口1867人登记率达100%，场所20家建档率达100%，管区刑事案件发案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可防性案件得到有效控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0%，人民群众满意率达98.6%。
　　王尔君，今年44岁，一级警督，参加公安工作24年。改革前，任萨尔图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现任会战公安分局刑侦一队队长。3年来，王尔君率全队5名民警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60余起，抓获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180余人，逃犯50余名，移送起诉150余人。
　　像战超庆、王尔君这样从指挥岗位回归到一线战斗岗位的骨干有上百位。
　　“过去，素质高的民警通常会向机关转移，一提拔就‘脱产’，最后囤积起来。在一线干事的民警多数是素质相对弱的，其中也有较强的，但是没有得到提拔，心中有气，也变成了不干事的。在这种工作状态下，大量案件在相对弱的民警中间传递，应该问的没问到，应该找的证据没找到，然后能力弱的民警拿着不合格的第一手材料请教能力强的民警，效率和质量都打了折扣。”曹力伟说。
　　“假如我们有100个民警，50个是强的，50个是弱的，我们现在的‘二人一组’模式，就是把这100个民警强弱搭配，变成50个组。工作时，自然会以素质高的为主，办事办案体现的是素质高的民警的水平，另一个民警则起到助手兼学员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力弱的必然会向能力强的水平接近。”曹力伟说，这不仅保证了办案质量，也稍带解决了民警素质提高的问题。据他介绍，现在大庆的社区、治安、刑警以及市局业务支队已彻底普及了“二人一组”模式。
　　“三组一队”的设计，源于6人处置一般的案件就已够用，解决的是指挥员脱离实战的问题。队长一定是个组长，如果队长这个组不干活，另两个组就要多增加50%的工作量。如果采取四组一队、五组一队，队长这组不干活，还有三个组、四个组可以干，就极有可能产生脱产干部和内勤。据介绍，过去的队建制，哪个队都有几个素质不高混日子的。现在就不行了，一个队长就指挥5个人，每个人占他全部警力的20%，他挑人时，就会尽量挑好的，搭档也挑，组长也挑，队长也挑，最后剩下弱的民警，他们脸面上过不去、心里有压力，多数都会主动学，慢慢赶上来。
　　“赶不上来的就只有下去了。”东安分局兰局长说，“有一位他当民警时就是所长的同志，改革后，这位同志到治安队当队长，管5个人。两个月后他主动要求辞去队长当民警，但哪个组也不愿留他，他只好靠面子找朋友暂留民警岗位。可面子也只能撑一时，自己的工作只有自己干。”
　　公交分局局长王国臣告诉记者，在2005年和2006年的两次行动中，有两个队长没有很好完成工作任务，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但由于公交分局的专业职能是打击扒窃拎包犯罪，主业没完成，只能视为工作能力不够，降职使用。
　　红岗公安分局辖区发生一起命案。全局共103名民警，76人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现场。有人问：“这是不是浪费警力？”局长孙化呈说：“面对命案，所有民警都各有分工。了解现场情况后，他们就会各司其职各就各位。”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在落网后说：“我向东，东边有警车；我向西，西边有民警。我只好躲进一家洗澡堂，可警察马上就到了！”
　　不仅是杀人案件不放过，大庆公安对所有侵害百姓利益案件的理念是“永不放弃”。
　　孙化呈说：“我们办过一个价值2000元的手机失窃案。受害人说，在山东的某某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我们派了3名民警花去了几个两千元，侦破了此案。”
　　“这案子如果在我的管区，我也会毫无疑问地派人追捕。我们的看法是，少破一个案子，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但对这个案子的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让胡路分局局长宋柏峰说。
　　科技手段的提升，使警方管理跨度延长了，依靠派出所设点布局加快工作效率的优势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派出所淡出人们的视野也就不奇怪了
　　采访快结束时，大庆市公安局局长曹力伟对记者说：“我是派出所民警出身，对派出所很有感情。但是，对有感情的事物可以留作纪念，不必抱着不放。我们的改革把原有的分局和派出所统一整合为新的分局，减少了一个层级。派出所这个称谓虽然没有了，但是新分局完全涵盖了派出所的职能，并且吸纳了原有分局的权限，实际上是把派出所这样一种实体做大做强了。”
　　他给记者打了个比方：现在道路情况好了，收入高了，具备了买汽车的能力，这时你是买汽车还是买自行车呢？发展方向当然是买汽车，而自行车作为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代步工具，将让位于更高级的代步形式。
　　“过去老百姓是半夜三更走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接案后走着去，或是骑车去，因此多设派出所、尽量缩短物理距离是那个年代的有效工作模式。现在，群众电话报案、手机报案，市局统一接警处置，科技手段的提升，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使警方管理跨度延长了，依靠派出所设点布局加快工作效率的优势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曹力伟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派出所淡出人们的视野也就不奇怪了。”
　

   记者手记

“签筒”与“木桶”的联想

　　签筒是大庆市公安系统各部门主官办公桌上独有的物件。蓝白相间、长短一致的塑料签上，标写着每位主官管辖的每一部门和每一个人。如遇检查、考核、采访之事，每位主官都会拿过“签筒”抽签决定。
　　全部抽签和抽全部的签可以直译为“不藏短”，也可以意译为“没有短”。
　　同样是长短一致的“板”，“签筒”让人联想起“木桶理论”，特别是针砭时弊的“特色木桶论”。
　　“木桶理论”说：一只沿口不齐的木桶，其盛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
　　“特色木桶理论”说：将短板裁短，将长板加长，给木桶糊纸。
　　敢叫“理论”就符合一定规律。大庆市公安局也逃不过“规律”。改革前，越是能弄钱的派出所长越是好所长———短板越短越好；越是先进的越有政策和财力的支持———长板越加越长。这个规定那个禁令一个接着一个，给“破桶”糊了一层又一层的纸。
　　其实，“破桶”是制度的产物。改革前，大庆公安的财权、人权、物权均不由公安机关自己掌握，派出所只有人头费没有办公经费的超过80%。比如，萨尔图区30万人500多名民警，让胡路区50多万人也是500多名民警，大庆市公安局无权调配，只好用一个个禁令一个个规定去堵漏。
　　改革后的大庆公安局一扫制度障碍———人财物三权直管。签“桶”就是这样造就的：
　　将“桶板”锯齐：20个分局人财物及管辖面积人口几近均等；取长补短，将优秀干部调往落后单位；“二人一组、三组一队”将能力高中低的警员合理搭配。
　　桶底：百姓满意、社会满意。
　　桶箍：公平竞争的平台、能者上庸者下不养懒人的机制和实事求是的理念。
　　桶里：连续3年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各项评比第一的水准。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7个人住在一起，天天吃一大桶粥。最初，他们通过抓阄决定谁来分粥，但是每人只有在自己分粥的那一天才能吃饱。后来，他们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然而总有人去讨好、贿赂他，搞得小团体乌烟瘴气。最后，他们采取轮流分粥的方法：分粥的人要等大家拿完了以后才能吃最后剩下的一碗，为了保证自己吃的不比别人少，分粥的人就必须公平分配。这样，大家终于相安无事、和睦相处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好的制度会产生好的结果。
　　大庆公安局的“签筒”，耐看！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