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２００６年的文学类图书，“密码”依旧火爆，随着电影《达·芬奇密码》的上映，再掀销售狂潮。《骗局》、《达·芬奇解码》等图书的畅销，又带动了悬疑侦探小说的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出版了包括斯蒂芬·金的长篇小说《黑暗塔》系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在我们刚刚刊登的美国七年十大畅销书作家排行榜中，以侦探小说系列著称的詹姆斯·帕特森位居榜首。他的“女子谋杀俱乐部”系列故事也在今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并陆续出版。

今年的大手笔则在新星出版社推出的“午夜文库”。据策划人谢刚介绍，其包括三大书系：一是经典大师的作品系列，一是１６０年来的世界经典作品，一是当代中国作家所著侦探小说。目前已引进出版美国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迈克尔·康纳利的多部代表作也即将出版，随后是杰夫里·迪沃的“林肯·莱姆系列”，以及“美国的柯南道尔”艾勒里·奎恩的经典作品将陆续推出。

在记者的调查中，侦探小说出版两大龙头群众出版社和珠海出版社也一直以打造引进书系为主。究竟中国的原创侦探小说哪里去了？中国能否出现优秀的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的比较

西方侦探文学的主要形式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一种以提供消遣为主要目的、高度程序化的“逃避性”的文本。从我们所理解的第一篇侦探小说问世以来，作家、批评家们制订并完善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其基本套路不外乎：一件神秘的罪案发生了，一位侦探开始调查若干涉嫌人士，几经挫折之后以真相大白于天下，罪犯被揭露收场。曾专门写过一篇《论中国现当代侦探文学的演变轨迹》的兰州大学哲学博士袁洪庚这样看侦探小说。

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始于１８４１年，这一年侦探小说鼻祖埃德加·爱伦·坡在《莫格街谋杀案》中首次塑造了杜宾这样的私家侦探。１８５３年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第一次使用“侦探”（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这个词来介绍一位检察官。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众多优秀侦探小说家的推广，作为城市文明的产物，侦探小说已经在大众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侦探小说的产生依托健全的法律意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崇尚理性的精神。英国之所以能出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这样的侦探小说大家，与英国思想界崇尚科学理性不无关系；而日本的社会派推理更带有明显的日本战后社会的时代痕迹。阅读一篇侦探小说就是参与一场智力游戏，作者以设谜－解谜的方式吸引读者的参与，只有信仰知识理性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反观中国的侦探小说，鲜有佳作；而以农业文明为标志的公案、武侠小说却独领风骚。在农业社会，受害者只能盼着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这就是中国公案小说的典型模式。 

中国侦探小说历史沿革

中国侦探小说脱胎于中国古代传统公案小说，发端于西方现代侦探小说的译介，经历了二十世纪初叶、中期和世纪末三个繁荣期。

明清时期，中国盛行公案小说，出现了《包公案》。荷兰人高罗佩则写出了《狄公案》，主角为唐初名臣狄仁杰，先后侦破了铜钟案、迷宫案、御珠案、断指案、黄金案等十几个案件，成为侦探推理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狄公案》是一本将西方推理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和推广，起到积极作用。

晚清的小说翻译从西方侦探小说鼻祖——爱伦·坡的《金甲虫》被周作人翻译成中文始，他的其他作品如《毛格街血案》、《被窃的信》以及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的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先后被林纾、刘半农、周瘦鹃和程小青等人翻译过来。

大批侦探小说作家的出现，有影响力的侦探小说刊物的问世，以及一大批侦探小说作品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在民国初年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受欧美侦探小说影响，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安等人先后涉及侦探题材。以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引起注意的程小青，后来创作了《霍桑探案》，十分畅销。不少侦探小说被拍成电影，红极一时。

１９４９年以后，以福尔摩斯式的侦探为主人公、叙述“究凶”的探案故事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小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期，中国受前苏联反特小说的影响，几乎所有作品都投向反特防奸这一特定题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又出现了“法制文学”高潮，把罪犯从特务分子转变为个人犯罪，矛盾集中在经济领域，这是新时期侦探小说的又一个热点。但总体来说，成就不是很高。

袁洪庚认为，中国侦探文学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大体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趋势一致：在前公案和公案时期，侦探文学土生土长；二十世纪初一度空前繁荣的经典侦探小说是对西方样板亦步亦趋的仿效。警察小说的生成与回归传统、吸收外来形式、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等因素有关。纵观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侦探文学，它总是具有浓重的教寓性，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和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