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过去，免年悄然来临。在这千年一逢的世纪之交的重要年头里，公安文学如何发展，实是关乎将一个具备何种精神风貌和发展态势的公安文学带入21世纪的大问题。而公安文学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其自身与公安改革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公安文学反映公安改革是重要的、必然的。对于公安作家而言，反映公安战线的火热的改革实践和斗争生活，亦应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光荣的使命。
　　当今之世，改革事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热火朝天的改革实践活动，是关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及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必然牵动人心为世人所瞩目的现实生活的主流和核心。因此，文学与改革的关系，其实质即是与人民、与时代现实生活的关系。而文艺应当传达人民呼声、反映社会现实，作家对此应当保持充沛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则是一切有良知的文学家发自内心的呼喊和识见。生活长河奔流不息且瞬息万变，而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重大变革决定着生活的流向并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心理和思想，从而使反映这种变革的文学产生了对生活和对人们心态的某种导向作用。伟大的鲁迅不就预言“文艺是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么？正是因为文艺具有对人心的引导和影响作用，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创作源泉，并号召“文艺工作者到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在给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致祝词中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崇高事业中，文艺工作负有其它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将“发展文学艺术”、“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视为“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要求文艺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这些都说明，运用手中的笔，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讴歌改革以及改革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和创业者，是党、政府和人民大众对作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历史赋予作家的一项重要使命。　
　　应当看到，建国以来的公安文学创作是有着迅速地反映公安战线的重大斗争，及时讴歌公安系统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包括在公哺母镏凶鞒鲋匾毕椎南冉宋锏拇车摹Ｆ┤纾夥懦跗冢Ｎ拦液腿嗣癜踩⒐绦律母锩ǎ蜗蟮匦澈腿嗣裾沟摹敖朔恕薄ⅰ罢蚍础薄⒎刺胤兰椤⒋蚧骱拖鸸虬挡氐姆锤锩肿拥亩氛〉玫氖だ晒颐枪参难Ь陀肯至耸烦摹肚芊思恰贰⒐醯摹豆骋惶踅帧贰阻氲摹渡郊淞逑炻戆锢础泛汀段蘖宓穆戆铩贰⒄胖久竦摹斗稍聘邸贰⒙绞⑽拇锏摹端迓硖惚怼返纫慌笆庇辛Φ乇硐止脖Ｎ勒较叨氛挠判阕髌贰?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后，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热潮鼓舞下，全国公安机关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职能，于是，公安文学又相应地出现了话剧《全家福》（老舍著）和电影《今天我休息》（李天济编剧）这样的以歌颂人民警察替老百姓寻亲觅友、排忧解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题的名篇力作。
　　新时期以来，公安文学在表现公安战线的现实斗争和改革实践方面，同样是有收获的。尤其是公安改革中涌现的先进典型的业绩已有一些作品加以反映，如报告文学《济南“交警现象”大写真》（王延海、宋汉生、王学军）、《泉城：中国交警的史诗》（刘汉太）写济南交警，报告文学《忠诚》（赖妙宽）写漳州“110”，八集电视连续剧《面对诱惑》以本溪市公安局的业绩为蓝本，正面反映公安人事制度改革，等。然而，总体上看公安文学反映公安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仍有待加强，尤其是在小说、电影、戏剧等这样的拥有很大影响力的文艺品种方面，公安改革题材创作至今缺少，这同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百万民警在公安改革方面如火如荼的探索实践是极不相称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公安文学创作已落后于公安生活的发展，失却了文学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语），敏感地反映生活的功能，从而不能不说是公安作家的一种失职。
　　正是因此，我们有必要为公安文学反映公安改革而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