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原名衡晓帆，上世纪90年代诗歌代表人物。出版个人诗集有《哀歌·金别针》、《顺便吻一下》、《精神病院的花园》、《他手记》。曾获2000年天问诗歌奖、2007年《十月》新锐人物奖、2007年中国先锋诗歌奖。《他手记》被评为2008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年度最佳个人诗集。现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局长。

侯马诗集《他手记》

　　诗人侯马与警察衡晓帆其实是同一个人。在诗歌圈子里，大家叫他侯马，而在警局，则都习惯称他为衡局长。按侯马自己的话说，这叫各叫各的名，各干各的事，互不借光。

　　带着浓厚的兴趣，记者与诗人侯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对话。

　　“侯马”是一个游子身上的邮戳

　　邰筐:偶尔看到一篇短文，才知道“侯马”一开始并不是你的笔名，而是你的绰号?

　　侯马:准确地说，“侯马”最早是一个小镇的名字，隶属于山西省曲沃县，后来被分离出来，单划为县级市至今。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老家考到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大家都知道班里有个人高马大的小伙是从一个叫“侯马”的地方来的，于是同学们干脆都直呼我侯马，叫着叫着就成了绰号，反而比我的真名衡晓帆更有名。

　　邰筐:那又怎么成了笔名呢?

侯马:我虽然讨厌别人给我起绰号，但我知道大家也并没什么恶意。再说，他们“侯马、侯马”地叫着，让我常常油然而生对家乡的自豪感。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开始写诗，但已经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诗歌，干脆就把“侯马”作为自己的笔名。所以，我是先有笔名后写的诗。

　　邰筐:本来是一座城市的名字，现在成了你一个人的符号了。

　　侯马:是啊，一种撕扯不开的联系。回老家一眼望去，侯马粮食局、侯马供销社、侯马车站……我通过诗歌把它们全都给间接发表了。

　　邰筐:刚看完你的短诗集《那只公鸡》，其中有好几首描写乡村生活的，你在农村生活过吗?

　　侯马:对呀，生活了两三年吧。5岁到7岁左右，最可宝贵的一段，这就够了。那个时候，其实一切都注定了。我的很多代表作，都写的那个时候的生活。像《那只公鸡》、《小猪礼歌》、《种猪走在乡间小路上》等。

　　邰筐:那个时候你就有诗歌的感觉?

　　侯马:有，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把它表达出来。直到过了几十年以后，经过大量的文学训练，又经历诗歌创作的实践，才表达出来。

　　邰筐:很神奇，几岁的孩子就有了诗歌的影子。

　　侯马:一定是的，命中注定。乡村生活对我非常宝贵，没有乡村生活，也就没有我后来很多的回忆。太空旷了，身体在发育，情感在发育，让你不得不去想，思索自己，强烈的孤独感。城里孩子玩的东西多，农村里就特别孤独，人也少，父母又不在身边。所以，乡村生活的孤独感教会了我最初的思考，而孤独是思考的前提条件。

　　邰筐:老家侯马市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侯马:它是我的出生之地，我的故乡，这一点是不可更改的。但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离开那个地方，大学毕业时宁可没有工作我也不回。虽然我很爱那个地方。

　　邰筐:你是一个很想出走或逃离的人吗?

　　侯马:我觉得这和我小时候的敏感性有关系。我很小就能看透成人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那种小算盘，那种龌龊，周围的环境让我觉得窒息，理解你的人很少，让你觉得很孤独。我觉得好像就有一种文学化的生活，在远方，在外地。刚好高考也提供了离开家乡的机会。

　　邰筐:我明白了，你用高考完成了一次“逃离”，却用诗歌完成无数次的“返乡”。

　　侯马:可以这么说。作品中，我下意识地用了很多家乡方言，这不是卖弄。童年发生的事情，即使已经经过了漫长的三四十年，仍无法忘记。而且在你后来的生活当中，随着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你对童年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你经历那么漫长的时光，你刚刚明白，那个时候所具有的价值，刚刚明白那会儿具有的诗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刻骨铭心的。

　　一个人，走得再远，飞得再高，故乡都是心里的根，无需回望，无需追寻，因为她在我们心中本就蓬蓬勃勃，经年不衰，因为她早已融入到我们的骨血之中。

　　侯马自我介绍:平衡的衡，拂晓的晓，帆船的帆

　　邰筐:“1985年9月5日的上午，在北师大西西楼305宿舍，我的母亲正在帮我铺床，母亲送我上大学，这在当时看是很丢脸的事儿，而在她辞别人世三年后的今天，倒增添了许多温暖。我没事人似的，环看空旷简陋的宿舍，不免对大学有一丝失望，就在这时，一高一矮的晃进两个人，这便是侯马和徐江，侯马介绍自己说:平衡的衡，拂晓的晓，帆船的帆。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好听。”这是诗人伊沙的一段回忆性文字。圈子内都知道，您和伊沙、徐江是最好的朋友，是有名的“诗坛三剑客”，能围绕你们三个人说说你大学的事吗?

　　侯马:说到大学生活我就会兴奋。因为那是一段特别宝贵的时光，让我觉得特别骄傲。

　　我原以为大学生活自由奔放，现在却觉得那是一段刻苦执著的修行。当然有逃课睡懒觉这样的事。但是整整四年我们似乎永远在用功，要么泡在图书馆，要么聚在一块谈论专业知识。每天如此，晚上回到宿舍就和伊沙、徐江交流一天的读书感受，看到好文章都要给大家介绍一遍。总是谈到凌晨还不睡，把宿舍的同学折磨得不行，集体向我们仨抗议。

　　邰筐:你们那时开始写诗了吗?侯马:我一直觉得自己自觉的诗歌写作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但整个大学时期却完成了系统庞杂的文学训练。记得那时的文学活动层出不穷，从“西西楼305文学沙龙”到“太阳风诗社”、“五四文学社”、“北国剧社”，我们参与文学的热情有增无减，除了我们仨，还有桑克和宋晓贤等人，每周末晚上宿舍就挤满了谈文学的人。

　　邰筐:大学生活令你最难忘的是啥?

　　侯马:有两个场景很难忘。一是无休无止的争论。是的，似乎我们每天都在争论，争论得不可开交。我现在记得最好玩的一场戏。有一天刚好我们四个都在一起，就是我和伊沙、桑克还有徐江。谈一个问题谈不清楚了，就一直回到它的根，那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徐江、桑克就认为它非常重要，然后伊沙就说，人道主义算个屁呀。当时徐江和桑克气得摔门而去，桑克好像都要掉眼泪了。把我给乐得啊。因为当时在徐江、桑克的文章当中，人道主义都是特别神圣的一个领域，是一个旗帜，它是不可动摇不可玷污的。

　　还有就是对北师大的乌鸦印象太深了。真的是“遮天蔽日，隐秘地影响了一代学子的青春”。当学生脑子里空空荡荡时，整个大自然的情景就会作为一种关键性的东西，一下子铺在你心里头。我们每当黄昏无所事事，不知道明天干什么的时候，就走在校园里看看满天的乌鸦。

　　邰筐:对于文学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少有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写诗歌是否更容易讨人喜欢?

　　侯马:我们那时候不用追姑娘，都是被姑娘追，可能也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伊沙年轻的时候很帅，当然现在也很帅(笑)。当时大家公认的我们俩都像三浦友和，我们俩还因为谁更像三浦友和差点打起来。

　　当警察和写诗其实并不矛盾

　　邰筐:现在来说说工作，警察是你最初的选择吗?

　　侯马:不是。我年轻时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毕业那会儿，同学们都为了能留在北京而托关系找门子，我却抱着投身边疆报效祖国的想法很天真地向西藏、新疆等地寄出了许多封求职信。信寄出去之后，我就安静地在宿舍里边写诗边等结果，我以为我的一腔热血肯定会感动那些地方的人，结果是最后一封回信也没收到，根本就没人搭理我。别人差不多都有着落了，不能再等了，没有工作，干脆自己出去找吧，我于是就拿着简历满北京四九城地溜达。有一天，我路过公安局，心想干吗不当警察呀?就走进去了，结果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邰筐:作为写诗的同行，您可能会觉得我问的这个问题很外行。但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要再问一次，因为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对于你来说，当警察和写诗之间矛盾吗?

　　侯马:呵呵，几乎所有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白了不过是如何处理职业和爱好之间的关系。警察我能当好，其他事同样也能做好。只要认真投入就能做好，这是很自然的。还有就是我这个人特别适合做“人”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天赋，就像我写诗是一种天赋一样。我对别人往往基于一种深刻理解后的包容，很多矛盾在别人那都尖锐得不得了，到了我这都很自然地融合。

　　邰筐:说起你的诗歌，《九三年》这个系列是回避不了的，这些作品写于哪年?能具体说说吗?

　　侯马:这个问题问得好。1992年3月至1993年3月我被派去前门派出所锻炼，当了一年的片警。条件挺艰苦的，一间屋子住了三个人，三张桌子三张床。骑着自行车出去就是一天，很累也很充实。这一年的基层锻炼无论是对我以后的公安工作还是写诗，都注定终生受益。《九三年》那个系列的诗歌是在经过7年的沉淀才写出来的，1999年写了9首，过了10年，又写了3首，共12首。写的就是我1992年至1993年当片警时的感受。之后的《访欧十章》也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写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沉淀对于保持写作的客观和深刻性是必须的。

　　邰筐:记得当时读到《披着羊皮?的狼?》时，感到很震撼。没有你这职业体验，真写不出来。

　　侯马:对，经验和细节是没法编造的。这首诗我从来不认为是我写得比较好的，只是流传比较广。当年这个女孩这个举动让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找到了表达方法就写下来了。

　　邰筐:你面对像“她”这种犯罪嫌疑人时，除了警察，是否也以诗人的身份?

　　侯马:你说到一个特重要的问题，你看看我的《他手记》，或许会找到答案，里面有些内容，我是以警察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来研究的。

　　邰筐:你有一首，好像是《白灰》，被选为北京市中学语文辅导教材中去了。

　　侯马:是的，这首诗对初中生如何学会叙述或许有些启发。

　　邰筐:你作为丰台区的公安局长，每一起命案现场都会必出，你有时也会感到恐惧吗?

　　侯马:不会，案发现场，命案现场，各种情绪都有，但恐惧这种情绪，怎么也轮不到它来排队，我没有时间体味它。我会看案件后果的严重性、涉案人员身份、社会角色、经济状况和人物关系等等，由此判断案件的起因和危害后果，这些因素会有助于分析杀人犯的心理状态、犯罪动机、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和社会敏感性。

　　邰筐:这些会磨灭你的一些诗的触感吗?

　　侯马:磨得越厉害，你的诗写得才能越有深度。你有耐磨性，你的诗才能写出别人达不到的细腻程度和深度。举个例子，你要把一个特严肃的人逗笑，这笑话得多幽默多高明呀。你磨得越狠，你写出来的诗歌才越有本质的东西。因为工作原因，我对社会的观察、理解，真实之处，隐晦之处，可以说是一种深入的接触。所以我要把这块呈现出来。我想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块。这个绝对不是怜悯，也不是草根，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完全置身其中，无论是自觉还是被迫，你会明白你是注定的，没有更高贵的血流在你的血管里，你的口音里面有祖先，也有乡亲们。

　　邰筐:你能说说你对警察工作的认识吗?

　　侯马:我觉得它就是用一种更客观的手段、更综合的手段去协调这个社会的平衡，它有这个武力做保证，所以它可以找到事物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说跟人性衔接更紧密、更直接的角度去切入，而不管你综合多少手段，都要去促进这个社会协调发展、平衡发展，这是人类建立的社会结构赋予警察的责任。

　　邰筐:那这个职业让你最自豪的是什么，是让你拥有权力?

　　侯马:不是权力。这个权力你不能滥用，你只有做得符合规律，被社会各界所接受，你才能行使，所以归根到底是人民赋予的，社会各界赋予的，任何一个为所欲为的行为，会被反对，一定对你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规律一定得顺着走才能做成事。

　　邰筐:你最初是学中文的，后来怎么又去学了法律?

　　侯马:因为从事公安工作，就必须学啊。我法律是在北大学的，导师是朱苏力，当过北大法学院院长，在中国思想界是最有影响力的当代法学家。

　　邰筐:诗人跟警察，看似不搭界，其实有很多的共通点，他们最需要的几个特质，譬如良知、正义、热血、激情、爱，还有坚持等。真羡慕你拥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多重的体验，多好啊。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可以为保卫咱首都、保一方平安而尽责和出力。随着你的职业生涯，相信你的诗一定会写得更好。

　　侯马:也把一样的祝愿送给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