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侦探小说的起源，可以追遡到古书上记载的各种案例，也有一说即起始于公案小说。

　　公案一词，原指旧时官吏审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说，就是围绕旧时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断案、结案而创作的故事，是旧小说的一种体裁。

　　我国公案小说源远流长。早在1500多年前的《搜神记》一书中，就曾记载刺史严查追问根由，取得证据，迫使一女子终于承认自己“以淫杀夫”的公案故事。唐宋传奇文中，也有不少属于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谢小娥传》，宋代的《错斩崔体裁》（即《十五贯》），以及后来元人创作的《简帖和尚》，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水浒》《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许多篇章本来就是公案故事。

　　清代以后，公案小说进入了鼎盛时期，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施公案》和《彭公案》。南宋时的包拯，明清时的海瑞，也破获了不少疑案，这在《七侠五义》《大红袍》等通俗小说话本中，均有详尽的描述。这些构成中国侦探小说的雏形和素材。

　　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通过三家冤案刻画了酷吏草菅人命，作者借书中白子寿之口请出老残，说，这种奇案，它岂是寻常人能办的事？不得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可见，神探福尔摩斯已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在这些作家的努力下，中国公案小说在最初写法上更加讲究生动性与趣味性。应该说，这类案例与故事都为中国近代诞生侦探小说打下了基础。

　　从1887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理小说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时期，大家通常将这一时期命名为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当侦探小说在英、美等国迅速前进的同时，我们的先行者们也将这种流派和新的思潮引进到中国，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国接受的是前苏联文艺思想，认为侦探小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犯罪问题，禁止出版30年代的侦探小说。

　　新中国早期的反特小说中，公安人员的形象总是伟岸的、高大的、正面的，敌特的形象总是猥琐的、偷鸡摸狗的、丑恶的。人物创作过于“脸谱化”，使得广大读者很容易就能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实际上这也剥夺了读者参与其中的乐趣，违反了侦探小说本身固有的与读者同乐的原则。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量的惊险反特小说，包括程小青、孙了红等人也曾配合宣传攻势撰写过弘扬正气的惊险小说和反特小说。读者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阅读这一类的作品。

　　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众多，出名的作品也不少，但是真正称得上有水准的却寥寥无几。其中路达、文夫创作的《双铃马蹄表》（即《国庆十点钟》），白桦创作的《无铃的马帮》（即《神秘的旅伴》），陈治洪、王文林、马家骥创作的《铁道卫士》，林欣的《“赌国王后”牌软糖》，还有《黑眼圈的女人》《深夜来客》《谋杀没有证据》《人心莫测》等可算是佳作，很多都被改编成电影，轰动一时。

　　当然，那个年代的作品也并非全都是反特小说，也有一些是描写刑事案件的作品，其中国翘创作的《一件积案》就是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好作品。《一件积案》的风格接近于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品，属于古典解谜类小说，这在反特小说铺天盖地的年代非常罕见，类似的作品还有《一具无名尸体的秘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反特小说人物“脸谱化”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侦探小说选材的面也渐渐开广，还出现过描写重大经济诈骗案的小说，如张志明的《赵全一案件》，还有描写公安人员生活的《金色的盾牌》《臂章的故事》等，描写如何感化、改造特务分子的小说《生死关头》《生路》等等。

　　到“文化大革命”前，侦探小说的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公安法制小说这一个类型，这一时期为中国的公安法制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得我国的公安法制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文坛再次陷于孤独和寂寞，不仅柯南道尔的作品被视为毒草，而且反特小说也被迫停止出版。在10年中，我们除了看到《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少数几部作品外，就是革命样板戏一统天下。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手抄本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中最奇特的一页，“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早出现的手抄本是用来抄录“语录”的，之后才有小说、故事的抄本。手抄本的内容主要来自于民间创作，是民间地下文化的一个分支。由于种种原因，手抄本常是匿名写作，即使署名也是只署笔名。喜欢它的读者在私底下互相传阅，或又再抄写，而在抄写过程中再根据自己的想法对抄本进行增、删、改，因此，同一内容的手抄本会存在相当多的版本。手抄本的创作形式非常自由，大部分作品的叙述比较口语化，文字相当粗糙，但极具故事性。“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各类手抄本，有很多是讲述侦探故事的，由于创作者的阅读量和视野所限，这些抄本仍然保持了五六十年代前苏联作品和反特小说、电影的创作模式，但更注重情节的曲折和惊险。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抄本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反特小说的一种变异体，是公安法制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畸形流派。

　　“文化大革命”的手抄本，是群众对“四人帮”进行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手抄本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性行为，是广大读者对时事、对政府所进行的无声抗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0年到1976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手抄本就达300多种，超过70%的年轻人曾经抄写、传阅过手抄本。当时比较流行的手抄本有《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梅花党》《叶飞三下江南》《第十三张美人皮》《地下堡垒的覆灭》等。其中以《一只绣花鞋》（张宝瑞著）流行最广，知名度最高。

　　张宝瑞，“文化大革命”手抄本的代表作家，现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300多种手抄本中，有20多种出自张宝瑞的手笔。其中有《一只绣花鞋》《一只绣花鞋（续）》《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以及《龙飞三下江南》等。

　　1969年，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一年后被提升为生产班长，由于他能说会道，而且善于编故事，特别受到工人们的喜爱。每到午休或晚班时间，只要张宝瑞当班，工人们就会自动聚集到他身边，听他讲述“梅花党”的故事。1971年，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一只绣花鞋》，最初的《一只绣花鞋》大约只有4万字，已经颇受好评。1974年，他又执笔重写《一只绣花鞋》，这次小说的篇幅拉长到了12.5万字，小说被工工整整地抄在了笔记本上，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一只绣花鞋》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抄本被传抄到了大草原、戈壁滩，《一只绣花鞋》抄传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终走遍了大江南北。

　　正如张宝瑞说的一样：“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大革命’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70年代末，文艺政策有了悄悄的改变，文坛开始涌现反特题材的小说与影片：如《熊迹》等。

　　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被真正大批量地引入，培养出了一批中国的侦探推理迷。随着他们的成长，侦探小说的引进开始形成规模。而侦探小说大部分仍是翻译自外国作家的作品，中国人自己的侦探小说很少。有人说中国一直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侦探小说。止庵先生就这个问题曾这样分析道：其实我们明白了西方的侦探小说的发展脉络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就很容易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侦探小说了。在中国文学里，比较接近侦探小说的是公案小说，像《狄公案》《包公案》《海公案》《彭公案》，还有《三侠五义》《小五义》等。其中有没有侦探形象呢？狄公、包公、海公、彭公都算；有没有相当于警察的形象呢？展昭等人也算。有没有罪犯和案件呢？当然也有。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破案不是靠的逻辑推理。

　　构成西方侦探小说核心的实证和逻辑，在这些作品里不能构成核心。具体说来，实证多少有一点，但很不够；逻辑则基本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实证和逻辑恐怕相对是比较缺乏的。它们从西方介绍过来很晚，而且至今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运用。中国的公案小说不能成为侦探小说，是因为它破案的方法不对。在公案小说里，当案子破不了时，就靠托梦之类的方法来解决。虽然说日本现在有些侦探小说也有这种东西，与魔幻悬疑小说混同一体了，但这不是真正的侦探小说。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批专门的侦探小说作家。在国外，类型文学有作者，有读者，自成天地。中国的作家过去大概只想当纯文学作家，读者也只认可纯文学作家，所以在中国很少有类型文学，很多作家不愿往这方面发展。虽然现在有些写魔幻悬疑小说的作家，开始走类型文学的路子，但是他们虽然很能挣钱，社会地位未必很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侦探小说的背景本来是虚的，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对号入座。中国的侦探小说没法写“大案要案”，假如写了，当地有关方面可能会声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是你要说这纯属虚构，读者又不爱看了。这就涉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习惯把文学看做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读者也想从文学中看社会。而真正的侦探小说是与社会无关的，读来只是为了消遣而已。我们的大多数读者还没有习惯为消遣而阅读，而阅读这种接受信息的方式本身又开始衰微了。好像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出现了为消遣而阅读的读者群，但人数与国外的侦探小说读者群还是没法比的。

　　就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境遇，活跃于公安文坛的公安作家张立波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推理小说我读过的不多，这可能源自对我中国刑案侦破的经验，虽然这不是一码事，但确实影响了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我所读到的和所写的以案件侦破为故事结构的小说，严格意义上说更像是侦探小说，如果可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话，就叫推理侦探小说吧。谁能说侦破案件没有推理呢？”

　　回忆起阅读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感受，从《点与线》，到《隔墙有眼》《雾之旗》《盗卖赛马情报的女人》，张立波坦言，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与推理小说的区别，那种思维逻辑的缜密，层层推进的紧张和压迫感，是绝无仅有的一种享受。而侦探小说，能把虚构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写成当代名人的柯南道尔，也曾经带给了他关于文学的最初的兴奋。接下来，是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有类似的快乐体验。可惜，中国没有产生福尔摩斯和波罗这样的土壤。原因如同没有松本清张和柯南道尔，以及更多没有的原因。

　　早年曾以《渐入佳境》跻身于侦探推理小说行列的公安作家彭祖贻是一位资深刑警，他在写作时自觉不自觉地写了一些侦探推理小说。彭祖贻说，福尔摩斯、亚森·罗平、艾勒里·奎恩，是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们熟知的外国侦探形象，既然外国有，便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了，一般的说法是“中国的福尔摩斯”或“中国的柯南道尔”，这似乎成了代表侦探小说作家水准的一个标志，已经有很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在为此而努力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做不做这件事没关系，他在自己的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侦查员们一般的都比较“原生态”，跟他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刑警们更接近一些，因此，在智慧方面便逊了一筹，光环也弱了许多甚至完全没有了，除了必要的情节设置之外，更多的是从人性、人物命运、情感诸方面去开掘人物内在的东西，注意案件的时空背景的诠释。彭祖贻告诉记者，也不知道这是属于弱点还是特点，他只能根据存在就是合理的理论来说，“原生态”的侦探形象也是侦探小说所需要的。

　　彭祖贻不喜欢那种从叙述语言、人物外形、情节设置诸方面都一味模仿外国侦探小说的那种中国侦探小说，比如说像福尔摩斯那样也叼着个烟斗、拿着根手杖什么的，就不像中国人了，读起来腻歪；再比如说，现实的中国是没有私家侦探的，如果硬编出私家侦探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破案，就太“失真”了。因此，在充分发挥想像力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小说情节、人物的时空背景是很重要的，在行文语言方面也需作出必要的选择。如果只有一个“中国”的壳，其余都是在模仿西方人的写作，味道也就不正了。

　　创作过以洪律师为主角的侦探推理小说的法学博士、作家何家弘教授希望中国的推理小说能够繁荣起来。推理小说不要单一，名目繁多、范围覆盖广一点会比较好。欧美犯罪文学的称呼相当多，也没有一定的准则，现在基本就叫犯罪小说。何家弘认为要培养读者对推理小说的阅读习惯，这是最重要的，培养阅读习惯对整个社会也有好处。因为阅读这个东西，是一种互相影响的事物。就比方说武侠小说吧，大家都看武侠小说，谈论武侠小说，就使得武侠小说热起来了。推理小说也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推理小说有这个能力。现今的社会，网络和电脑对纸平面的阅读冲击影响太大，但是人应该回归纸面阅读，阅读书本才是人生的境界。

　　著名作家、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会长苏叔阳对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侦探小说是智者的“游戏”，在营造虚幻的真实中扫荡现实的污浊和罪恶，让读者在解谜的兴味中体验生命的价值与力量，因此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应当重视的文学样式，是一种应当普及的艺术。小心，不要让展示污浊与罪恶的企图熏染了理想的纯洁，让张扬正义成为变相的欣赏邪恶。

　　社会的正义与罪恶的较量永在，人们探秘的欲望永存，生与死的思考永不会停止，这一切都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丰足的元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的丰收期总会来临。

　　（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洪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系主任、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理事宋强，《推理之门》网站老蔡对本文亦有贡献，本刊及作者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