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是千余年前的香山居士提出来的，其生命力犹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必须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必须以极大的热忱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生动实践与动人的事迹，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诗心常驻的公安诗人郝泽军总是贴近生活、贴近警察，用他那支走进炽热心灵的笔勾画人民警察壮美的生命华章。

郝泽军从一名基层的人民警察走上如今的领导岗位，却没有忘本忘根，而依然铭记着在基层与战友们摸爬滚打的日日夜夜，特别是刑警队那帮兄弟们的团结、谦让、勇敢、豪迈等优秀品质时时激励着他，并化作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他永久的财富，使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民警非常了解，他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我努力为他们做点事，这也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几首赞美警察的即兴之作便在头脑中完成，表现了诗人刹那间的感受，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给予读者美的享受。这些诗作与冰心和宗白华笔下的小诗相似，格调高昂，催人奋进，给人以鼓舞和信心，给人民警察以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如《我们》和《警花出更》即是。两首诗激情奔涌，诗意炽烈，语句间对刑警的礼赞，让每个读过的人内心无不深受震撼和洗礼。

《我们》再现峥嵘岁月，激情澎湃，可归入豪放派之列。其中的“刑警队里/我和你们/朝夕相伴风雨同舟/凝结成一个生命体/像一堵浇筑的墙/使罪恶难以逾越”就奠下了全诗的感情基调。众人划桨开大船，众志成城方能成就大业。如果“我们”心不往一处想，劲不往一处使，怎能对付狡猾凶残的犯罪分子？“危难时刻/你们总是挺身而出/用年轻的生命承载一切/设法让我与危险隔离/口中还振振有词/‘你是主心骨’”。在危险来临之际，也是这帮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刑警兄弟冲在最前面，他们那种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制服犯罪之后，刑警兄弟面对荣誉纷纷退却，却把“我”推向前，这需要何等的胸怀呀！他们才是民族和国家的脊梁，才是当今真正的英雄。他们隐居幕后、成人之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尽情地绽放。

诗歌作为抒情话语，往往表现为直抒胸臆。情感强烈，这就是诗之所以最能打动读者的所在及其一切杰构的基础。郝泽军诗即以感情——当然还有任何艺术都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取胜。如“庆功会上/你们用鲜花把我托起/用掌声把我抛向空中/显耀我头上的光环/理由却掷地有声/‘你最有代表性’。”是的，那声忘情的呐喊犹在耳际。诗人对战友们的钦佩与感激之情凸现在字里行间，因为兄弟们身上所体现的勇敢、担当、疾恶如仇等性格特征是刑警之魂。由是观之，郝泽军诗歌的艺术成就而言，强烈的感情是第一位的，艺术技巧才是第二位的。

相比于叙事话语，抒情话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抒情效果更主要是产生于抒情形式本身。如“我是一棵草/我们是一片绿茵/我是一滴水/我们是一泊湖/我是一块砖/我们一是座大厦”。《诗大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们》虽然基本不采用固定的韵律，但也很讲究诗句的声音效果。以上几句诗的音调、节奏、韵律与语义一起，共同表达了诗人的集体主义情结及低调行事之愿望，正如牛顿所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诗歌《我们》表达的是诗人对昔日战友们的感念，而《警花出更》则是天下所有警花的赞歌。尽管两首诗歌都是刑警的写照，都是刑警之魂的发掘，却各有侧重。前者直露，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具有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洋溢着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激越情调，可划归抒情诗的行列；后者含蓄凝练，有杜甫沉郁顿挫之风格，应纳入叙事诗的阵营。如果说前者是青春的唐诗，那么后者则是老成的宋诗。

《警花出更》首尾两节是环境描写。从整首诗来看，环境和背景描绘与故事情节相得益彰，和警花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处境密切地配合，为作品创造出一种优美生动的现实主义具体性和真实性。在风、雨、雷、电的肆虐下，不谙人生况味的女刑警毅然接受挑战，毫不畏惧，如“花季般的年龄，/一双纤细如玉的手臂，/毅然举起盾和剑的沉重，/从此她与辛劳危险伴舞”就是例证。

“风，你能否轻轻地刮？/雨，你能否慢慢地下？/雷呵，快屏住声息吧。/闪电，请不要这般张狂。/难道你们要摧残一朵蓓蕾！”前后呼应，在回环往复中痛斥罪恶，弘扬刑警之魂，加深着对女刑警感佩之情，强化了艺术效果。风、雨、雷、电是邪恶势力的隐喻，诗人用它们来象征对敌斗争的残酷与激烈，从而反衬出刑警的英勇无畏。“面对血腥她目光冷浚，/珠玉般的牙齿格格作响，/勘查现场她心细如丝，/毫发纤痕曾锁定多少元凶；/排查走访她亲和睿智，/套出许多牙缝中的线索；/缉捕逃犯她巾帼不让须眉，/灵巧的身影总往前面冲。”警花驰骋在战场，英姿飒爽，“不让须眉”。破案的过程是曲折而充满艰辛的，“侦查破案就像大海捞针，/她的脚底像装上了滑轮。/多少个日子呵，/分不清白昼和黑夜。/她的神经在高压下幻觉，/亡灵正引导她靠近疑凶。/她的目光聚集在显微镜上，/比对，分析，鉴定……/ 凝声敛息中她突然跳了起来。/她向老队长报告结果时，/舌头颤抖竟语无伦次。”诗人用寥寥数语，就将刑事破案的整个流程浓缩其间。如果换成小说这种艺术样式，生动的故事和感人的场景固然热闹，但是却缺少“空白点”，不能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

诗歌要有生命力，炼字与修辞造句同样重要。唐代诗人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诗人郝泽军在酝酿作品时炼字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并不亚于公安一线的刑警来回奔走调查取证、蹲点守候布控抓捕。

两首诗都具有概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有必然性或普遍性，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艾略特曾提出，诗以非个人化为好，也就是强调诗的普遍性或概括性。因此，两首诗中的刑警只是概括的意象，没有说明是哪个城市的、哪个地方的。诗中的刑警是新时代警察形象的代表，他们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由于受西方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中国形象被西方媒体给妖魔化了，从而导致西方公众对于中国形象的隔膜和误解。这两首诗歌远离后现代话语，用中国传统的诗性话语来挖掘民族神韵，凸现民族底蕴，塑造民族形象，极大地提高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地位。

诗歌的主题能否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浓郁的时代特色，是关系诗歌生命的关键。以诗歌反映时代，是诗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是自古以来优秀诗歌世代相传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所喜爱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都是例证。两首诗与时俱进，真实地记录了如火如荼地公安一线生活，展现了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民族精神的写照。如《警花出更》中的“任凭夜空鼓噪摇曳，/她依然一脸安详。/突然从她的腰际传出，/一阵短促的声音，/传呼机的红灯在闪烁，/她掀起长长的睫毛，/异常敏捷地扫视屏幕：/‘出现场’！/她急速地披上雨衣，/拎起勘察箱连同/——疲惫，/一起消失在雨夜里。”破案之后来不及庆贺，因为瞌睡太多。辛劳的女刑警疲倦之极，电闪雷鸣也唤不醒。传呼机一响，她却一骨碌就爬起来冲进雨夜，不懂公安工作的以为这节写得不真实，说把女刑警神化美化了。其实不然，只有从事公安工作的同行才知晓，职业养成教育铸造警察意识。娇美的刑警能快速出现场，那是职业习惯使然。此节是间接地颂扬刑警之魂。

那么，促使诗人动笔赞美刑警的症结在哪里呢？青海省副省长诗人吉狄马加说：一个诗人写作的出发点是他的心灵、良心和思想。写作必须是从真正的心灵实践和灵魂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流淌出来的一种情感溪流。那是一个诗人的源泉。良心是一个诗人必须有的一种内心的道德法则，他必须要有良知，思想中必须要有崇高的精神。

文如其人。具备崇高精神诗人才能创造崇高之美的诗篇。欣赏郝泽军的至文，读者似乎已触及他的灵魂深处。(注：《我们》和《警花出更》两首诗发表在2009年2期总第五期《诗沙龙》杂志上)

附郝泽军小传：郝泽军，男，汉族，大学文化，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长期在基层公安机关工作，历任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刑警大队长、区公安局副局长、区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准格尔旗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鄂尔多斯公安局副局长、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等职。先后发表小说、诗歌、通讯等作品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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