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作协第七届主席团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全国公安作协为中国作协团体会员。这意味着，“公安文学作家”这一对普通读者来说稍显陌生的群体，正式进入中国作协大家庭。读者也惊喜地发现，长期以来，人民警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批作者队伍，在忙碌中坚持讲述属于中国公安干警的故事，为繁荣我国警察文化做出贡献。

    相对于全国总数多达190多万的人民警察而言，成立于2005年3月、会员在800名左右的全国公安作协，只是公安系统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就是这800多位作者，以及更多的分布在公安系统基层的写作者们，为普通民众了解“公安”这个既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稍显神秘的职业，打开了一个窗口。“它是公安和社会沟通的一座桥梁。”上海公安文学创作分会秘书长陆海光表示。

    近距离观察社会变化的特殊窗口

    “公安文学”等于“公安写的文学”？或者“公安文学”等于“写公安的文学”？在大多数读者心中，这或许并不是个清晰的概念。而从诞生之日起，“公安文学”即与“法制文学”、“警察文学”等概念纠缠不清。

    “窃以为，文本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公安人民警察的工作、学习、生活、心里历程、命运遭际等为表现对象即可称为公安文学。在此需要说明‘公安’的特定内涵，即从行政体制的角度来确立人民警察的身份，如上至公安系统最高行政单位的公安部，下至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所中的人民警察才是公安文学中活动的对象主体，且此主体的‘活动’必须在文本中占较大篇幅，否则称不上公安文学。”多年研究公安文学的评论家张友文给出了这样一个界定。他总结，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公安文学应该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从组织队伍而言，公安系统内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另外一个是从文学样式上来讲，社会上各类写公安题材的作品。

    而成为中国作协团体会员的全国公安作协，会员都属于公安系统。“实际上这个题材的作品不是很好写。”全国公安作协秘书长张策告诉记者，他同时还是全国公安文联的秘书长。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他，对当下公安文学的发展状态有着比较清晰而切实的把握:“公安题材相对于其它题材而言，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牵扯到很多法律问题，公安工作本身的规定性问题，甚至一些纪律性问题。不完全熟悉这个系统的作家很难写好这类作品，不在公安系统内的、完全从事公安题材创作的作家不多。而公安系统内部的作家绝大多数从事这个题材的创作，他们才是公安文学创作的主流。”

    公安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学样式，还是人们近距离观察社会变化的一个特殊窗口:“新世纪以后，公安文学伴随着市场经济启动后人性的变化，各种案件的高发、频发发展起来的，它既能够满足市民对社会新闻、案件的兴趣，又可以通过案件展现物欲横流的诱惑下人性的复杂多元，在揭露人性的复杂性、社会的阴暗面等方面，有着很大的空间和优势。”上海作家沈嘉禄更重视公安文学的现实意义，“而且，它把许多法律故事通过文学来解读，实际上也是普及法律知识的一个途径。”

    文学“富矿”如何开掘？

    说到公安文学，大家都认同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富矿”。张策认为，它的题材很丰富，所涉及的题材都是矛盾冲突强烈的事件，不为平常人所知，而这类题材向来很受读者欢迎，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会发表此类题材的作品。并且它与社会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步发展，能最迅速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动。但公安文学虽遍地开花，却水平不高，似乎难有让普通读者印象深刻的作品，也很难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与它的“兄弟”——火热的军旅题材文学作品相比，公安文学稍显“寂寞”。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作家都面临这样一个状态，生活里的故事几乎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抛开文学的因素，每个人的作品你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只要写出来就会受欢迎。但是，这个优势也使公安系统作家的写作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单位破了一个大案，他们就原封不动地把案件写下来。这类作品或许还达不到报告文学的标准，只是一种‘大通讯’的写法，但文章只要发表就可以引起关注。这就造成了有些作家不太注重在文学理论、文学技巧等文学创作本身的问题上进行探索，作品的文学性比较低。”张策表示，“这个矿太富了，你就不知道怎么挖了，甚至乱挖，挖偏了，挖错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

    公安题材的“富矿”孕育出大量文学作品，仅去年的第九届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就有72个长篇参评，但这些作者似乎都更倾向于在作品中营造“故事性”，却缺少一些文学性的想像力和概括力:“这些长篇大多数是猎奇性的，把案件弄得更蹊跷一些，人物关系弄得更复杂一些，情节弄得更神乎其神一些。但对人物的描写和剖析都还不够，语言和结构就更不讲究了，基本上比较多的作品，都停留在讲清楚一个故事的层面上。”张策这样评价这些作品的不足。

    此外，“我感觉评论对我们多少有些忽略，好像在他们的心目中，公安文学还不够评论的层次，也难怪，我们的水平确实有待提高。”为此，全国公安作协准备筹建一个理论分会，专门培养本系统的评论作者。

    “不少作品人物情感单调，缺少独特性格，有鲜明的道德化倾向和善恶观念，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比较严重，大多属于扁形人物。但一部优秀的公安文学作品，需要真切描摹公安们内心的苦闷，及他们是如何在公与私、情与理之间作出搏斗，必须建构血肉丰满的警察形象，展现真正的崇高，不是伪崇高或虚假崇高。”张友文说。

    公安文学难有“大作”，另一个原因在于很多公安文学作家都是业余作者:年长的一批作家很多没接受过正统教育，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的提高相对而言比较慢。“业余”的另一层涵义是，大部分作家都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而他们的工作一般都比较繁忙。“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不保证休息”，“80后”公安文学作者江苏烨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他那部10多万字的小说《新警出击》是在因献血得来两星期休假里赶出来的，再利用之后的空余时间慢慢修改。“我是每天早上送儿子上学，回来再写一个小时，这样坚持了三四年。”上海《东方消防》杂志主编李刚则用这每天挤出的一小时，创作了一本诗歌专辑。他同时表示，一些刚刚起步的公安文学作者缺少足够的发表阵地，作品只能在公安系统的刊物上发表，这也影响了公安文学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

    公安系统的作者需要提高作品的文学性，非公安系统作家在写此类题材时，虽然人性刻画深入，文学性强，有时却会犯一些基本常识的错误，且不够了解变化发展的公安系统。“现在一些影视剧中出场的警察，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处事和装备。其实近些年我们和国际接轨，刑侦手段等都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是没有很好的作品及时表现。”江苏烨说。

    加强对基层作者的培训和发掘

    “作家们有技巧，我们有素材。”陆海光这样说。作为上海公安文学创作分会的秘书长，他一直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让更多公安文学作者从有经验的作家那里，学到表现“素材”的“技巧”，并已取得一定成绩。他介绍，这个创办于1986年的协会，已经于2006年3月加入上海市作协，成为上海市作协吸纳的首个团体会员。在近十年时间里，分会已有近200名成员，其中有8名分会会员加入了上海市作协。

    陆海光致力于的，是将上海公安系统的“文学爱好者”培养成“作者”的工作。“我们的作者，一开始大部分都是文学爱好者。作品的发表会对他们起很大的鼓励作用，支持着他们继续写下去。”他一边编辑《东方剑》杂志，一边组织年度的公安文学大奖赛发掘新人，细细审读参赛的每篇文章，努力发现其中的闪光点。平时，分会还定期举办笔会、电影观摩会，帮助会员出书，邀请作家对参赛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点评，帮助作者获得切实提高。而公安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也让这些前辈们发现了不少新苗子。

    “举办笔会的时候，不同警种的年轻人可以在一起讨论交流。”江苏烨也是上海公安文学创作分会一员，在2004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之前，他对这一职业的印象仅仅停留在香港TVB的电视剧，甚至在一开始做巡警时还会问出“为什么不配枪”这样的问题。如今，这个已经先后做过巡逻、治安、调研等工作的年轻警察，将自己由一名大学生到人民警察的经历，写成了10几万字的《新警出击》，在《东方剑》杂志连载。他能有今天的收获，上海公安文学创作分会可说功不可没。

    张策则在评奖时发现了天津铁路公安处派出所的普通民警李小重，其长篇处女作《走火》通过对一名普通铁路公安日常生活的描写，反映出人生百态。“尽管目前我们有了一批开始注意文学结构，注重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生活意义的作家，但对于我们这个190多万人的队伍来说，还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加强对基层作者的培训。”在张策看来，这次全国公安作协加入中国作协是一个契机，“既然成为团体会员了，我们还将求助中国作协，请作家走进我们的队伍进行培训，带领我们的作者提高。”他设想明年与中国作协合作，邀请知名作家到警营体验生活，同时举办一些笔会和作品研讨，逐渐推出自己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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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至1966年，公安文学草创期，作品以反映剿匪和反特斗争为主要内容，主要代表为部队作家，如史超的《擒匪记》、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后改编为电影《神秘的侣伴》)、公刘的《国境一条街》、张志明的《赵全一案件》、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改编为电影《海霞》)。

    1977年至1982年，经历“文革”的创作荒芜后，公安文学出现复苏，出现一些名家名作。如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文兰的《幸存者》、李栋、王云高的《审判》、兰玉文、蒲漫湘的《一封未写完的信》、彭荆风的《爱与恨的边界》、冯苓植的《神秘的松布尔》、木青的《幼林里的墓碑》等。

    1983年至1989年，公安文学的主题内涵、创作视角、艺术方法、审美风格趋于多样化。张策、张卫华的《女民警的坎坷经历》、陈田树的《首长车四时通过》、苏铁的《无名花的土地》等作品表现人与现实的矛盾中，警察的个体人生价值和社会实际价值之间深刻的冲突。海岩的长篇小说《便衣警察》和中篇小说《死于青春》、《我不是个好警察》，曹策前的《古堡》，钟源的《出探》等通过对政法公安战士人生价值、生存状态、思维方式、历史使命的反思和领悟，在各个领域中展示还原警察的个性、品格、情操。

    1990年至今，公安文学蓄势待发。1999年，《文艺报》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题材文学征文，使公安题材走向全国。非公安系统的知名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盟于公安题材小说的创作，为公安文学带来新鲜气息。《警方》杂志社组织几十名当代作家如叶兆言、苏童、陈建功、范小青等，以“积案组”为总题创作了人物连贯、故事各异的系列作品。公安文学研究也进入轨道，1993年9月，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公安文学史稿》出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将中文系正式更名为公安文学系，专门从事公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