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8期《啄木鸟》上刊用了黎明辉的短篇小说《警队有块倒计时牌》后，同年第8期《小说选刊》转载。此小说与他的《最后一班岗》（发表2008年第四期《啄木鸟》）的主题相同，都写出了警察的无私奉献意识。正如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邵燕君所说：八十年代“文学变革”在提出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命题时，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写作内容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可开掘之处了，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从形式的层面切入，则可以有无穷的创新空间。也就是说，在“纯文学”的概念里，“写什么”本身已经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了。因此，两篇小说的思想内涵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警队有块倒计时牌》是写为钱操碎了心的刑警支队长张公提着人头到乘火车去北京鉴定。在火车上，当别人吃着卤鸡腿的时候，手头拮据的他只能在一旁闻着香味，同时还担心尸臭味从那严严实实的塑料盒里溢出来破坏了人家的食欲。在途中，他无心欣赏窗外的风景，而是盘算着口袋里的四千元公款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约，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这年头，公安工作经费缺口较大。张公所在的分局刑警支队正在筹建刑警技术室，达标验收已进入倒计时状态。为此，专门还挂了一个倒计时牌。经费到不了位，到年底技术室不可能达标，“所以从内心来说，李局长很想叫刑警支队把那块倒计时的牌子从楼道墙上摘下来。”到了北京，精打细算的张公只能住在不知名的旅馆。为了节省在北京的开销，他托熟人找关系求人，才将那鉴定给提前做了。出于答谢方面的考虑，他又想到那个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个高中同学来买单。这样一来，“张公本想客请了钱省了，可以坐飞机回去的，但转念一想，机票要1300元……，节省的钱可以回去买几百升油，队上的车子又多了此燃料……”

谁说历史是必然的？历史其实是多重偶然才促成了必然。当年拿破仑的援兵不走错的话，欧洲的历史就会重写。刑警支队长张公的牺牲也是多重偶然因素使然。如果张公贪图享受，乘飞机回家，又快又舒适，就不会有事。如果那天没出意外，也就是没有遇到暴雨，山体不滑坡，他就不会献出宝贵的生命；如果在关键时刻，他不是想着他人，也会好好地活着……

恩格斯曾指出：“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的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正因为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存在如此辩证的关系，恩格斯又指出：“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由此可见，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隐藏着的必然性。张公的悲壮之举从字里行间溢出的只是些偶然因素。实际上，他的英勇献身又是一种必然，是其内在警察意识的外化。因为人民警察的无私奉献意识时时萦绕在张公的脑际，在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他才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在张公去北京的前夕，他还劝慰自己的搭档龚政委：“再难，我们还是要干工作，还是得破案，谁叫我们这辈子当了警察呢。”埋头苦干、不怕牺牲就是张公真实的写照。

《最后一班岗》中的派出所老陈从副所长的位置退下来后，马上就要休息了，他完全可以悠着点，不必拼命地工作。但是，有着多年警龄的他依然挚爱着公安工作。大清早就起床了，到警务室上班才七点钟。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老寿星王老太婆找针。他正在网上搜索针厂，手机响了，电话那头哭着说王大兵又出去买粉去了，拉也拉不住。老陈马上给城里的几个派出所和警务室打电话，请求警察同行截住他。

在近期召开的公安部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在公安工作中处理好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维护群众现实权益的关系，既全力以赴地做好奥运安保这样的大事，也要尽心竭力地做好为民解忧的小事，拉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

老陈的所作所为就是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体现。他每天处理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譬如替老太婆找针、放发二代身份证等之类的琐事，但他做得很认真。就拿找针这件事来说，老陈完全可以婉拒或一推了之，但老陈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在买不到针的前提下，他开动脑筋想办法，找来磁铁，系上麻绳，在太婆家多次捣鼓，把她丢了十多年的针都找到。太婆的眼泪也润湿了。

当前，公安部党委又提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老陈与人民群众直面碰接，不推诿，不敷衍，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坚持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也就是正在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而尽心尽责。

老陈不仅管贴瓷砖之类的“小事”，还去管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大事“。当他与青工一道把警务室的灯箱挂好之后，本该喘口气了，却又有人来向他报告说，丁小三正在用针管注射毒品。老陈急匆匆地赶到现场，将丁小三逮了个正着。丁小三还耍赖狡辩，拒不承认是吸毒，仅仅是唱唱歌而已。老陈上前去扭他的手，丁小三不仅不怕警察，还故意把针头朝上蜇向老陈，“用他那杀猪般的嗓音在号叫：老警察！我与你同归于尽！”面对困兽犹斗的丁小三，老陈没有胆怯退缩。当丁小三从窗口跳下后，“腿脚不灵便的老陈快步跟下楼，鞋底在坚硬的水泥楼梯上噔噔作响，两腿被震得生疼。”追不上丁小三，老陈就在路口守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守了个把钟头，又一辆中巴开过来了，突然，丁小三从对面的路口张张惶惶地蹿过马路……老陈瘸着腿奔出……老陈对丁小三说，你跑！我跑不过你，但我守得到你！”

老陈好不容易将丁小三抓获，并移交给派出所之后，才回头简单地包扎凝血的手指。接着，他又将“那两个新身份证给主人家送去”……处理完所有的事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半夜里，老陈在睡梦中被弄醒，“所长告诉老陈，民警在审查丁小三时，得知丁小三是艾滋病患者。”“经医院检查，老陈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

读到这儿，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警察老陈感到惋惜。同时，被他的那种爱岗敬业的精神所打动。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像老陈这样的警察何其多也。正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换来今天社会的安宁与和谐。

明末清初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所谓“澄怀格物”，就是要求作家在积累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虚心静虑，排除一切杂念的干扰，进行反复的酝酿和推敲，才能使所要描写的人物在心中活泼起来。正因为公安作家黎明辉熟悉公安工作，读透了人民警察，才能写活张公和老陈。

《警队有块倒计时牌》和《最后一班岗》都旨在颂扬人民警察的奉献意识，只是言说的方式不同而已。奉献社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和平年代的人民警察只有甘愿牺牲，讲求奉献，方显人民警察的魅力，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尊重。

我们广大读者无疑会对两文本中的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从深层次地了解了人民警察。与此同时，两篇小说也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那就是公家机关的经费问题何时能落实？人民警察的非警务活动牵扯了大量警力，如何让有限的警力用在刀刃上？赤手空拳的人民警察面对有传染病的犯罪分子怎么办？……公安作家黎明辉像茅盾先生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诸多问题，却没有给我们读者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令人欣慰的是张公的牺牲换来了刑警技术室建设步伐的加快；老陈染病后，所长知晓了……

附黎明辉小传：黎明辉，重庆市公安局民警，重庆市公安作家协会会员。1957年出生，此生以两件东西为职业，一支笔一把枪。在公安报做过记者、编辑，而后在分局当过政工秘书部门领导。2006年退居二线，从事小说创作，有中短篇小说若干在《啄木鸟》、《西南军事文学》、《长江文艺》等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代表作《警队有块倒计时牌》07年被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入0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本。

430035武汉市桥口区古田三路特1号  湖北警官学院（北院）宣传部  张友文 电箱：youwen2039@163.com电话：027 83497528 013971416380       2008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