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清明》有刘继明的一部中篇《小米》，文本叙述的是一个美得不可胜收的清纯女孩小米在红粉发廊做按摩，各色人等就是冲着秀色可餐的小米才频繁光顾那家发廊的。河口镇派出所新上任的所长周斌大约为了政绩，和警察王长征来了一个突击扫黄。深恋着小米的男友、镇汽配厂的电工罗海在红粉发廊疯狂地吻小米时，刚好被警察碰上。警察便将此作为一个卖淫嫖娼案子来处理，而且要小米交待其他男人。小米被问得糊里糊涂也就交待了她按摩过的男子。派出所就将这些男子传唤并询问，结果是他们都被以嫖娼论处。被罚过款的男子心里极不平衡，因为他们并没有与小米发生过真正的性关系，只是接受过小米的按摩，自认为是被冤枉的，于是都在寻找小米“把这笔账讨回来”。结果，出租三轮车司机万一将还是处女的小米给糟蹋了。

一、歪曲警察形象

读着这篇小说，我内心在呐喊，不真实，不真实……太不真实了。这就是非公安作家刘继明不懂公安工作所致，整篇小说给我的印象是荒诞的，有点像西方《等待戈多》之类荒诞剧的味道。活动在作品中的两个警察是超级法盲，真是无稽之谈。警察执法犯法的极个别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但不至于像小说写到如此过激，说什么警察开口骂人、动手打人。

首先假使承认是警察弄错了，将一对恋人的搂抱、疯吻当着卖淫嫖娼打击。卖淫嫖娼案子只是属于治安案件，怎么会动用手铐呢？“动用手铐”是滥用强制措施。小说是这样写的：“‘够啦，罗海，你太嚣张了!’”周斌扫了一眼桌子上的记录簿，转过脸，对王长征命令道：‘给我把他关起来。’王长征似乎早就在等着这句命令，周斌的话音刚落，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副锃亮的手铐，走到罗海面前，扬了扬，那意思是：这可怪不着我，我是执行所长的命令。然后，动作异常麻利地将罗海的双手铐了起来，在他肩头拍了一下说：‘走吧!老同学。’ 等罗海被关进拘留室以后，周斌才回到隔壁的审讯室。

现在来分析以上文本。用手铐铐人、关人等强制措施是非法的。滥用强制措施早在1992年就不允许了，从小说中写的时间推断是1998年以后的事情，刘继明真是没有与时俱进。还有，也没有“拘留室”的说法，只有“留置室”的称谓。公安部于2004年8月3日向社会发布的《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中已将“留置室”改称“候问室”。

现在执法活动都讲究以人为本，小说中却写道：“小米来到天鹅洲就病了，高烧39度，额头烫得几乎能烤熟红薯了。她在姨妈家里昏睡了两天两夜，人事不省，呓语不断，她一会儿把脸埋进被窝里哭泣着乞求：我没有，我不知道……好，我说……求求你们，别逼我了!一会儿，她又乞求：我没有，我不知道……好，我说……求求你们，别逼我了!一会儿，她又拉着姨妈的手，嘴里不停地叫妈，快来救我!我好害怕……” ；“小米面对面地看着姨妈，想起自己在河口镇派出所度过的那个可怕夜晚”，这些话语充分说明警察对小米的讯问是不人道的，还用上了恐吓威逼等手段。

更可笑的是警察“王长征打断了罗海，赶紧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并且一边记录一边说，‘凭这句口供，就可以把你以嫖娼罪论处……’” 。作为一名警察，连罪与非罪的界限都弄不清楚，怎么能当警察呢？因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警察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况且卖淫嫖娼只是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是两码事。

“罗海在河口镇派出所关了两天才被放出来”也不真实。治安传唤持续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其中第八十三条中是这样规定的：“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罗海被传唤的时间超期了，他要控告派出所才对呀。还有一点不真实的是小米被警察传唤，竟不让她的爹知晓，这是与“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的条款相相抵触的。

办案程序也不对。讯问嫌疑人应有两名警察在场，而小说中是派出所所长审问小米，警察王长征审问罗海。这是严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

综上所述，文本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不能脱离生活。姑且承认刘继明不懂公安工作，但也不该把警察的办案水平写得如此低下，往警察脸上抹黑呀！且看下面的文字：

“走在他旁边的王长征，恰恰跟周斌形成鲜明的对比：身材瘦长，显得有点单薄，他没戴警帽，头发凌乱，衣领敞开着，大大咧咧，一看就像通常那些作风散漫，吊儿郎当，没有经过什么正规训练的乡镇民警，跟河口镇随处可见的那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王长征也的确像大多数乡镇民警一样，是通过他父亲的熟人关系，没读完高中就被招聘到派出所的，在县公安局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就上岗了。”

 为了鄙薄“作风散漫”的警察王长征，好让他与所长进行对比，还说所长周斌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本人作为一名警察，单知道自己穿的警服没有这玩意。招聘民警早已成为历史，而小说中的情景又是当下，如何解释呢？

更不可思议的是，罗海揭王长征的短：“别以为穿上警服就能唬住人，你王长征什么货色我还不清楚?我可没干过从女生寝室里偷胸罩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和罗海以前是镇中学的同学，同年级不同班。两个人一直不大合得来，曾经为一件芝麻大一点的事打过架，王长征额角至今还留着一块显眼的伤疤。”“罗海几乎是喊叫着道，‘要是在发廊就算犯法，我看首先得把你抓起来才对。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红粉发廊的常客么?’” “罗海满不在乎地斜了王长征一眼，用挑衅的口气说，‘你一直想打小米的主意，有一次把她的裙子都撕破了，别以为我不知道!现在，你该死心了吧?’”

借罗海之口将警察王长征贬成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这与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警察有何区别呢？入警不是儿戏，“逢进必考”，都得经过严格的考试程序，譬如笔试、面试、体能测试等，还有政审这一关。可见，像道德败坏的王长征是绝对进不了警察行列的。

警察形象果真是王长征之流，国家的前程就不妙了，因为警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如何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需要我国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在所有的领域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塑造国家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国今后的一切文学艺术不可回避的、首要的、长期的使命。

文学应当怎样更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国家形象？首先是要真实地反映国家形象和国民面貌。文艺创作者们应自觉塑造国民的主流形象，而反对歪曲糟蹋国家形象和国民面貌。事实上，人民警察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在那场罕见的雪灾中，我们多少人民警察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在抗震救灾中，我们的人民警察总是冲在最前面；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期间，我们的人民警察依然在高温酷暑中坚守。中肯的评价应是公安队伍主流是好的，当然不排除其中有极个别败类。因此，歪曲警察形象不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不明智的。主流的警察形象才是公安文学的精神内核。

优秀文学作品是国家形象的标志。像人民警察一样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艺工作者们应学习“民族魂”鲁迅先生，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口，为国家的兴盛和富强尽到责任，挖掘健康的人性，适当高扬“主旋律”，讴歌国家形象，为把我国形象推向世界而努力，为把我们的公安文学推出国门而努力。

二、精神软骨症

中华民族历来有爱好和平、崇尚和谐的美德，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构建天人合一、追求仁义良善的历史。那些流传至今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总是使我们对逝去的历史充满着诗意想像。比如我们对汉唐雄风的向往不正是基于这种一种传承吗？^①但是检视当下的一些文艺创作现象，不能不令我们对文艺中的颓废情绪表示忧虑。《小米》就是例子。

主要表现在作品中是展露人性阴暗面，精神迷茫，脏话刺耳。《小米》给我的感觉是人欲泛滥，整个河口镇是一片精神废墟。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堕落的生活，乐此不疲地渲染性事场景。小说中的亲情、爱情、友情被彻底地解构掉了。除了小米的精神家园——天鹅洲上还有姨爹、姨妈这对夫妻和禾林表哥、女朋友邹萏这对恋人外，再也没有和谐因素。

令人奇怪的是在河口镇轮番上演的都是单身，如小米的爹、小米的婶娘何翠兰、红粉发廊的老板徐姐、萧副镇长。被派出所传讯的五个男人也是如此：第一个男人田国庆说“我已经27岁了，在河口镇，像我这个年龄，有的连小孩子都快上学啦，可我不仅还没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第三个男人万一说“我是有老婆，可她早就扔下我跑到广东去了。”第二个男人赵洋、第四个男人王金标和第五个男人谢斤夫有无妻子或女朋友，文中并没有提及或暗示。也就是说以上所列的男性或女性的另一半都不在场，包括派出所所长周斌和警察在内，这是值得读者深思的。其实这是一个寓意性很强的故事，两性的缺失必须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人性畸变。

从亲情角度来看，借第二个男人赵洋的嘴说出的是小米爹：“拄着拐杖，胡子拉碴的，看上去脾气暴躁，小米有些怕他。”说明小米与爹呆在一起也愉快不到哪里去。在天鹅洲的姨妈家，小米爹骂小米就是例证。从爱情的角度看，小米不再相信爱情。刚开始，小米有哪么一点点爱着罗海，但因徐姐经常教唆：“男人就是这么一些贱东西，除了他们手里的钞票是真的，你别相信他们嘴巴会吐出一句真话。你就当他们是一群饿慌了的狗得了，对付饿狗还不容易么?” 文尾，罗海要带小米远走高飞的时候，小米说“‘不，我就在天鹅洲，我不去河口镇，也不去佴城，我哪儿也不去啦！求求你，别来缠我了罗海，你走吧!’小米说着，用双手捂住脸，身体像一株被风吹弯的小树扭曲着，突然转过身，逃也似的向姨妈家跑去。”自此，爱情在文本中已成了水中月、镜中花。第三个男人万一说：“我是有老婆，可她早就扔下我跑到广东去了。她是个裁缝，嫌我没有赚钱的本事，一直瞧不起我。后来她去了广东，没多久就傍上了东莞一个有钱的老头”，也是一个爱情破产的寓言，这与胡学文中篇小说《背叛》中的爱情叙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友情呢？那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电工罗海和警察王长征之间的同学情因讯问与被讯问的模式给击毁了，并由仇恨取代。第五个男人谢斤夫说：“人哪，真是不能太好心。我和姚有才同学时关系就不错，可这一次他把我坑苦了。我好心好意帮他的忙，没想到一出事他竟带着那笔贷款跑得无影无踪，害得我替他吃官司不说，还差点儿没去坐牢……”同学情谊在经济实利面前已体无完肤。

要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文本，似患有精神软骨症，不能给读者以信心和力量，情感尽逝，没有诗意，无人间温暖，人和人之间是相互隔膜的，与鲁迅笔下《风波》的人性何其相似，但两位作家历史语景是不一样的。《风波》以张勋复辟为背景，而《小米》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还有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所致。

《小米》不再是宏大叙事，尽是欲望的渲泄。河口镇的发廊真多，有小汉口之称。在老百姓心目中，发廊就是色情场所的代名词，连派出所长长周斌也这么认为。那些进出红粉发廊的人都是冲着小米的肉体而去的。被警察传唤的五个男人对异性津津乐道：第一个男人田国庆说：“没多长时间，河口镇差不多所有的发廊都被我泡遍了。”第二个男人赵洋说：“我的确和小米做过爱。可那是在我的梦中。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们，我特别爱做梦。我不止一次地在梦中和小米做过爱。实际上，小米还没有辍学时，我就做过这种梦。在发廊里开始和她来往以后，这种梦当然就更加频繁了。与一般人不同，我做的梦总是特别清晰，每次醒来，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仿佛真的发生过。奇怪的是，我在梦中和小米做爱的情形每次都大同小异，总是以小米赤身裸体突然出现和我的早泄匆匆结束。”第三个男人万一说：“可她（小米）长得的确漂亮，河口镇的发廊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小姐了，谁不想和她睡一觉呢?为这个，我一直有些不甘心。”第四个男人王金标说：“我王金标这一辈子没啥别的嗜好，只喜欢两样东西：麻将和女人。”第五个男人谢斤夫说：“我闭着眼睛躺在按摩床上，被小米姑娘的小手拾弄得飘飘欲仙时，就觉得自己变成了郭靖和令狐冲，一手拿着宝剑，一手牵着小米姑娘，像仙人一样在古代的青山绿水之间飞来飞去。”

小说中还有一些性事场景，如作为中学英语教师的赵洋竟然还谈以前女朋友的性欲问题，私营服装店老板王金标谈泰式桑拿的快活劲，还有萧副镇长从徐姐身上爬过等。所有这此男人，甚至国家干部也是动物性十足，情欲膨胀，这是非常可悲的。

综上所述，《小米》中的道德框架倒塌了，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感召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悖的。

三、寓言文本

幸好《小米》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仅仅是作为一个寓言文本而存在。前面论及的河口镇男性或女性的另一半都不在场就是明证。

2008年第3期《长江文艺》上，李云雷在《先锋的“底层”转向》一文中指出该小说旨在“通过城市与乡村的对比、现代文明与‘大地’的对比、梦想与现实的对比，以及对周围不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将这一则故事发展成了一个时代症候的隐喻。”2003年3月8日《文艺报》上有桂琳《暧昧而残酷的寓言》，文中指出，“这部充满了寓言意味的小说让我想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刘继明冷静地在故事里游走着，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编织一个完整而充满玄机的故事，实际上却在秘密结构着一个充满文化符号的寓言世界。”读到这些新锐评论家的新鲜言说，作为一名警察的我才稍稍心安，因为文学评论家们都认为这是寓言文本，其间的警察形象就不用再追问了。

哦！是的，河口镇已是一片精神废墟，天鹅洲却还是一块精神家园存在着，扎根小米心中。那里有幸福美满的姨妈一家，也是一个隐喻。“天鹅洲位于长江故道的腹地，是一片野草丛生、芦苇连天、人烟稀少的荒滩古洲。小时候，小米经常去姨妈家玩，跟着表哥禾林钻进茂密的苇丛捉斑鸠、逮野兔，一玩就是一整天，连饭也忘了回家吃，害得姨妈做好饭以后，满世界地找他们，有一次掉进泥淖里崴伤了脚，半个月都不能走路。每年秋天芦花开时，洲子上一片银白，像下了一场大雪，风一吹，漫天飞舞的芦花遮住大半个天空，美极了。”美丽的天鹅洲有小米的童年，那是她倾诉的家园。当她在派出所受了委屈之后，她就来到这里告诉姨妈。

仔细读来，小说处处是寓言。王金标用猎枪打麋鹿和万一强暴小米的行为就是对“世外桃园”的破坏，对精神家园的玷污，也是一重寓言。“枝头残留的菜花零零星星，它们的色泽早已没有刚盛开时的那种金黄和娇艳：即便如此,还是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蜜蜂争先恐后地在花蕾上飞来飞去，似乎它们也知道：菜花凋落的日子已经垂垂有期了。”菜花即将凋零寓示着小米面临厄运。还有麋鹿，是作为珍稀动物受国家保护的，而处女小米也值得珍视和保护，结果是都遭到摧残：一只麋鹿失踪，小米失贞。

“小米发现，天鹅洲变样了。芦苇还是以前的芦苇，洲子上却没有以前那么荒凉了。几幢红砖瓦房替代了过去又矮又破的茅草房，一条直通河口镇和县城的宽敞平坦的柏油路已经开始动工，以前那条惟一通往外面的凹凸不平的土路不久就要被废弃了。”在这块处女地上，我们分明听见了机器的轰鸣声，历史的进步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利益分配不均，碰撞难免，不和谐因素也会出现，而警察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对人民实行人文关怀。这样，矛盾自然产生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说，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反是所有作家面临的一个困境。

但是，不管社会进步的速度多快，人文关怀是不可缺失的。人文关怀是文学永远的精神“母题”。《小米》中那块象征传统的良知、道义的天鹅洲却被王金标和万一之流的恶棍给摧毁了。可惜！

公安作家贾文成长篇小说《浮尘》中的“南洼湖”与“天鹅洲”相似，都是作为一块诗意的栖居地存在文本中的。最后，贾文成让“南洼湖”消失了。对此，我曾对文成兄发出过强烈的抗议：不赞成精神家园——南洼湖在作品中丧失。因为我们读者永远需要华兹华斯，需要席勒，需要沈从文的“人性希腊小庙”。

四、题外话

非公安作家写警察是好事，说明他们心目中还有警察。在此，本人不自量力地建议，作家们写了关于警察的作品之后，在公开发表之前，最好还是请警察看一看，因为责任编辑也不一定熟悉公安工作。只有走了这道程序，才能避免公安工作中的常识性错识。不然的话，让懂行的读者看了笑话，作家的大名大作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虽不至于立竿见影，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影响。

本人身在警营，不时与公安一线民警零距离接触，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民警察的了解，深切地感受到基层警察真累、真辛苦，更主要的是警察的心好苦好苦，他们常常面临着公与私、情与法的两难困惑，遭受他人的冷眼、冷脸，挖苦与讽刺，还有人生攻击。正因为本人理解警察，且深深地爱着人民警察，品着公安文学作品时，才能与文本中的警察无障碍地对话交流，与他们一同欢笑、落泪。在写公安评论文学评论时，流泪的机会也多，很大程度上是为警察的两难选择而伤心。有时候，手无寸铁的警察面对手持凶器的歹徒也要冲上去；有时候，深更半夜的一个电话，他们就得穿衣起床，急奔现场；有时候，年迈的父母弥留之际，他们也不能前往送终……自古忠孝两难全。警服在身，就意味着责任。在公安文学评论中，我力求写出警察的真实心理，让人们听听警察的心里话。刚强的警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苦恼，也有苦闷，也有痛哭流涕时。要言之，警察也有脆弱的一面。为了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警察付出得太多太多，他们的付出与得到不是成比例的。

请非公安作家们在涉笔公安题材时，请多投仰视目光，以讴歌为主，不要恶搞人民警察。如果没有警察默默无闻的奉献，作家们又怎能安心地营造精神家园呢？其实，只要非公安作家对人民警察投入感情，自然就不会嘲弄这一特殊群体。

高明的作家才能胜任写作寓言，还是少拿警察当道具为佳，毕竟警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如果文本目的在于塑造警察的崇高形象，那又另当别论。

注释：

①周景雷 韩春 《文艺的担当和国家形象塑造》《文艺报》2007年4月28日。

附刘继明小传,1963年出生于湖北石首,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出版有小说集《我爱麦娘》、《中国迷宫》、《尴尬之年》,长篇小说《仿生人》、《一诺千金》,思想随笔集《我的激情时代》及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等多部。多篇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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