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萍水相逢》真的让我难以释怀，因为公安作家但远军写出了警察的真实状态。除了公安作家黎明（见本人拙作《一个公安作家的命运沉浮》）在文本中的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条了解当今公安现状的路径之外，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公安副局长杨再途的在场，更是让读者读懂了公安系统里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评判作品，它还可划归政治小说的行列。

长仁县公安局的杨副局长是作为“这一个”而存在于小说中的。这个警察形象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时间的所有公安文学作品中的警察形象是有实质性区别的。解放后一个时期，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来规定文学活动，就要求文学只能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反映和认识这个现实。按照这种理论，所有的对象主体（人），都被规定为阶级观念的符号，被规定为阶级机器上的螺丝钉。这种理论要求人完全适应阶级斗争，服从阶级斗争，一切个性消融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之中。这样，就发生一种奇特的现象：人完全丧失主体性，丧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①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物，而是阶级观念的抽象符号。人本主义蜕变为物本主义，文学也不再是人学。当时的公安工作为了积极配合政治运动，公安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非常鲜明的阶级色彩或政治色彩。同时，由于公安题材小说的人物更集中地表现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常常处在敌我对立、善恶相斗的极度矛盾斗争之中，人物性格一般都具有鲜明的特征。由此也带来了既往此类作品中人物的脸谱化倾向十分明显：反面角色必然要面目可憎、贼眉鼠眼、鬼鬼祟祟，公安干警一定要英俊、干练，气度不凡。正面人物身上的缺点和反面角色身上的特长往往是作者回避的问题，而“中间人物”在此类作品中更为少见。^②《萍水相逢》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但远军同志多年公安工作生活的体验。他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凭借在警营中铸造的警察意识，实事求是地构建当代警察形象，较为全面地塑造各种类型的警察人物，真诚地讴歌警察中的英雄，如公安作家黎明、民警夏茜、刑警大队的马飞大队长、重案中队的白岩队长、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杨再途等；并大胆地痛斥警察中的败类，如局办公室主任马道任及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项锦利之流。正因为有这些害群之马混在公安队伍之中，公安工作开展起来就显得异常地艰难。难怪公安作家黎明说：“中国的警察活得累，不仅仅是身累，心也累，身在警营，你需要时刻警惕的不是犯罪分子的明枪，而是自己人在背后使的暗箭。”言下之意就是指那些整天不琢磨工作只琢磨人的害群之马造成了公安工作的被动。

千古以来正义长存。杨再途副局长为首的共产党人与以公安局局长项锦利为中心的邪恶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读者从中获得了阅读的快感。

杨再途这个人是不能用好坏二字进行形容的。正如黎明给他的搭档夏茜所分析的那样：“我刚才不是说过吗，杨局长有正义感、责任心，所以站在他一边，但他同时也很狡猾，所以，我和他之间保持着距离。也许‘狡猾’这个词在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身上不妥，可离‘狡猾’其他的字眼都不适合杨再途。他在刑侦战线摸爬滚打二三十年，设想吧，二三十年是个什么概念。表面上豁达、爽快，不存心计，实际上他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再大的疑难案子到了他的手里，都会顺着他的思路尘埃落定。苏大豪那样的大案，他偏让我去办，什么意思？他知道我不畏强权，他相信我能将小姐死亡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便利用我，一方面利用我不畏强权的个性；另一方面，利用我多年积累起来的办案经验和办案能力……”

杨副局长的“狡猾”还有多处表现。就查抢劫案来说，他从心底来说是支持马飞大队长和重案中队的白岩队长确定的办案人选——夏茜，而且是背着局长项锦利统一了口径的。“也行，不过汇报时我最好不在场。你们直接找他（项锦利），看他怎么表态。他要我来参加，更好，我就顺水推舟……”。等到项锦利真的找他来“商量”办案人选时，“杨再途把脸阴沉下来，没好气地责问马飞和石岩：‘你俩在背地里搞些啥名堂？夏茜牵扯到黎明的案件，组织还没查清楚，就又让她去上案了，你们眼中还有没有一个组织观念？不过，既然项局长发话了，那就让她去吧，盯紧点，别让她再出事，否则拿你俩是问，长仁县公安局不会有第二个杨明，出了差错，掉了副大队长的位子还能捡一顶派出所所长的帽子……’”杨副局长的此番话一语双关，一是表面上像是在批评自己的爱将马飞和石岩，实质是故意演戏给项局长看，间接同意了项局长的决定；二是在项局长对杨明的职务安排问题上是不同意。

政坛老手项锦利已听出的话外之音，忙劝杨副局长：“老杨呀，你忙，心情不好，可以理解，但凡事得想开些，上了年纪，千万要保重身体。”接着，他和老杨谈起了黎明的案子，杨再途说：“‘我也仔细想过，黎明真的强奸了刘瑗，接到报警我们也该转给福州警方调查。黎明懂法，他知道我们在处警程序上是错误的，可他故意不说，他心里琢磨的是啥呢？’杨再途是在敲山震虎，他暗示和提醒项锦利，事情不能做绝了，否则不好收场。”

如果说杨再途常务副局长和项锦利局长的这番唇枪舌战是“明争”的话，那么“暗斗”就更精彩，从侧面写出常务副局长高明的斗争策略和罕见的智慧。为了追查对黎明有利的录音材料，杨副局长暗地与夏茜在长仁大茶坊碰头，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搞公安工作，要确定一个人有罪无罪，必须拿出证据。我们是校友，虽然所经历的事情，所接受的教育，和彼此的年龄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仍然希望你相信我的人格，相信我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所持有的坚定立场。我是老大哥，我只想用事实来证明黎明是无辜的，而不愿看到黎明确实借工作之便强暴了某个小姐的悲剧发生”。“不把项锦明弄翻和把项锦利扳倒，黎明就没有清白之日。一个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整一个小民警，太简单太容易不过了，纯属举手之劳，稍设一个圈套，让你钻进去，你就出不来了。你要扳倒他，是个人的名义，势单力薄；他要整倒你，是组织的名义，又披着法律的外衣，重如泰山压顶，由不得你弯不弯腰；弯腰，留你一口气喘息，不弯腰，直接要了你的小命。你不要把我们所处的环境想得太美妙了，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斗争，中国是这样，外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了那录音磁带，我就可以向滨江市公安局，向县委主要领导反映情况，让项锦利回避黎明强奸案的调查。 我是常务副局长，我还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项锦利以组织的名义整黎明，我也可以以组织的名义拯救黎明，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杨再途说到最后，慷慨激昂，两眼迸出了火花。”

从以上这番话可以看出，面对强大的政治对手，富有正义感的杨副局长刚正不阿、挺身而出、敢于碰硬、毫不畏惧，充分展示一个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个人物就开始丰满起来，他不再是“高大全”，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思维的。

杨副局长和马飞大队长与白岩队长一起讨论录音磁带问题时说：“还是老话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透露半点风声，所有的行动都得考虑周全、秘密进行。我们是在虎口拔牙，办砸锅了，你我吃不了兜着走不说，还得连累黎明、韩静，以及像夏茜那样站在我们一边的同事。”

不怕牺牲是指人民警察为人民公安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奋勇献身的道德行为。谨慎的杨副局长为了法律的尊严，他豁出去，欲以生命来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他对马飞说：“你不能忍，我更不能忍，权力是他妈什么东西，竟然能如此的颠倒黑白。行，你不怕我也不怕……”“马大队长说得好啊，我们只有此路可走了。他（项锦利）想利用权力一手遮天，我们就得利用更大的权力掀翻他。官场啊，斗与不斗由不得你……”

公安作家但远军在构建杨再途这个常务副局长时，是动了很多脑筋的。他所花费的心思不亚于笔下的杨副局长。“老谋深算”的杨再途骨子里是正直的，但为了自己和下属的前程，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不得不在强大的项锦利面前装神弄鬼，伪装自己，那是一种理性的“狡猾”，也是迫不得已的。他表面上在上司项锦利面前言听计从，心中却自有分寸。

随着情节的发展，斗争形势的变化，杨再途也由原来的“胆小怕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我以为，但兄这样运笔，不仅写出了公安里面政治斗争的残酷，更是写到了杨再途的内心深处，写活了 “这一个”，增强了真实性和可读性。杨再途这个圆形人物就凸现出来了，而不再没有深度。美国当代颇具挑战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费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深度模式的消解。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它的平面感，“一种新的平面（flatness）或无深度（depthlessness）的感觉，正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③因此，我们拒绝后现代。特别是在公安文学作品中，我们读者依然喜欢有历史感、有情感的警察人物形象，依然爱读像《萍水相逢》这样充满复杂情感体验的作品。

杨副局长终于忍着病痛，拖着羸弱的身躯向滨江市进发，在路途中有惊无险。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老杨一眼就识破了那辆紧咬着他们的双排座客货两用车，他推测是项锦利在背后耍手腕、弄诡计，企图加害他。

在长仁县公安局的上级公安机关——滨江市公安局纪委办公室，老杨口头汇报的项锦利涉嫌打击报复黎明的事件。末了，他说：“我是一个老警察，也是公安战线出生入死的老领导，我凭着即将散架的老骨头和尚未泯灭的良心，请求组织，查清事实真相……”这是一个多年接受党的教育、永葆警察意识的成熟党员的一腔挚言。

大年三十，正是万家团圆的日子，老杨却撒手人寰，其景悲壮。临终之前，他还惦记着工作，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赤诚和热爱，谱与了一曲浩然正气之歌。他的英勇事迹将教育激励着现实中的广大公安民警以其为榜样，继续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去，以出色的表现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在病床上，肝癌晚期的杨副局长依然关心案情的进展，并且表现得十分坚强，正如医生所说：“病人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痛苦，其实苦不堪言。你们做警察的，都很坚强，你看他，真是个倔老头，整天乐呵呵的哼也不曾哼半声。只有我们医生才明白，他是在用顽强的毅力克制着，尽量让家人放心。”

全书中还有许多细节来表现或衬托杨副局长的伟大与崇高。如内勤向莉说“杨局长是老知识分子，一身正气，又实在”； 当年的同班同学、长仁邻县的岭南县公安局刘局长说：“杨再途是个好领导……他直率、坦荡，没有坏心眼。”倔强的公安作家黎明就是冲着杨局长的人品，才接受了他交办的苏大豪那样的棘手大案。“不过，杨局长的话他（黎明）多半是会听的。几个局领导，能办实事、替民警着想的屈指可数。要么趾高气扬，动不动指手划脚，却胸无点墨：要么笑里藏刀、专使绊脚绳；要么就好好先生……杨局长不同，他提得起放得下，没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一点整人害人的歪心思。他处事干净利落，是非分明……”

整个文本中最能让我刻骨铬心的还是杨副局长用计让公安作家黎明在转押的途中逃跑的情节，他的智慧行径击中了公安局长项锦利的软肋，大快人心。欲知详情，还请读者自己去品味。

窃以为，这部小说的表层意义旨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义就能战胜邪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遇到坏人、恶势力和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应该像文章中的杨副局长一样，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定能战胜阻碍你前进的一切，最终取得胜利！

著名新锐评论家、谭旭东教授在《小说中的美感与道义》^④一文中用一个章节专门评点了此书，称“重庆警坛作家但远军的小说《萍水相逢》是我近两三年来读到的最感人的长篇佳作，在法制文学、公安文学里，它是上乘的；在爱情小说、社会小说里，它也是最扣人心弦和令人难忘的……”。

《红楼梦》是本百读不厌、百说不厌的书。鲁迅先生说得好，“从《红楼梦》中，经学家看到了《易》，革命家看到了排满，道学家看到了淫，才子看到了缠绵，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那么，读者能从《萍水相逢》读到什么呢？秘密在各自的心底。《萍水相逢》是不是经典？能不能久长？定论尚早。但我相信，这是一本言说不尽的书，看了不后悔，尤其是对我们人民警察而言。因为它说出了人民警察的心理话，揭示了公安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是当下公安生活的如实写照。（注：但远军的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于200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入选入选中宣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等9部委主办的国家知识工程推荐书目。据悉，近日，《萍水相逢》已改编成25集电视连续剧，导演和女主角也有了初步的眉目。不久，就会搬上荧屏与观众见面。可贺可喜的是但远军将在此剧中亲自担任编剧和策划。公安作家改编摄制自己的作品，但远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注释：

①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②渤海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学会编《中国小说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

③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s,1990,p9

④谭旭东《寻找批评的空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附但远军小传：但远军，笔名雪地，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民警，一级警督。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历史系。重庆市长寿区作家协会主席，重庆市公安作协副主席，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工程及《中国作家》、《中华风》杂志特别签约作家。  

1989年始发处女作，共著有长篇小说《风华正茂》、《雪落大巴山》、《相会在古城》、《萍水相逢》、“誓言如风”三部曲第一部《滴血的承诺》、第二部《穿越死亡线》、第三部《人在天涯聚散时》及长篇纪实文学《大罗山纪事》和散文集《火红的风雪帽》、《活出男人的样子》等，总计1000余万字。其中散文集《活出男人的样子》2004年8月获“重庆市散文学会成立10周年优秀散文集奖”；报告文学《一次震撼心灵的采访》2004年11月在北京获第四届中国世纪大采风报告文学金奖；2005年8月在北京获世界华人华侨总会文化委员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单位授予的“中国百佳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荣誉称号；《大罗山纪事》和《萍水相逢》分别以“真话的力量”和“正义的力量”入选中宣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等9部委主办的“2005年度国家知识工程推荐书目”。

430035武汉市桥口区古田三路特1号湖北警官学院（北院）宣传部  张友文  电箱：youwen2039@163.com     电话：027  83497528     013971416380

2008-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