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本文重点论述的是湖北公安系统的两位女性作家，即汪淑琴和李晓梅（笔名晓梅）的作品，而不是女性主义写作或女性写作。女性写作是一种文学流派，发韧于西方，而后波及我国。对于中国作家或者读者来说，指称某个女作家或她的作品是“女性主义”的，几乎就等于说她或它是激进的，或有几分怪异的。尽管从20世纪80年末以来，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已逐渐“浮出历史地表”，^①但对于多数女作家来说，仍然竭力回避“女性主义”这一称谓。

湖北省宜昌市的两位公安女作家汪淑琴和李晓梅（笔名：晓梅）都长期生长并工作在三峡一带。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峡的灵秀养育了这两位聪慧的公安女作家。她们细腻的笔触传达的都是刻骨铭心的真爱，即有爱情也有友情，还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文化是文学作品赋有文化氛围、超越时代局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相对于变幻的时代风云，地域文化具有更长久（或永恒）的意义。汪淑琴的长篇小说《悬崖菊》中的悬崖菊就是地域文化的佐证：“这种花在她（戴洁）的家乡，在这个西陵峡口的悬崖上到处都在开的是一种被称为悬崖菊的野花。每当秋天来临，遍地是枯黄的毛草和裸露的岩石，抬眼望去，你会发现在悬崖上、在石缝中，有一丛丛黄色的东西，点缀在崇山峻岭，像撒在荒野中的阳光。”“悬崖菊”是作为意象存在于文本中的。它虽然其貌不扬，但它能装点生活。窃以为，它是戴洁的化身。尽管她重症缠身，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钻研课题，攻克《三峡金盾工程》，为科技强警鞠躬尽瘁。

再如小清洁工唱的山歌：“待嫁的姑娘心事多，一会儿流泪，一会儿打呵呵……地米菜，开白花，隔壁的么姑走人家，早晨走露水大，中午走太阳大，把我的脸板儿晒黑哒……”这是鄂西少数民族特有的嗓音。

李晓梅的长篇小说《警仔的旗帜》中的《家在三峡》的歌也是三峡的特产：“……太阳嘛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歇在这个地方；男人们想着这个地方啊，女人们梦着这个地方！啊，三峡我的家乡！……”以上所列的地域文化中的自然景观（山川风物、四时美景）与人文景观（民风歌谣、方言土语、传说掌故）是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可以展示民族魂，还可以丰富作品的文化含量。

就真爱而言，两位公安女作家编织的故事都是荡气回肠，而又凄婉动人的，与新写实代表作家方方和池莉笔下的爱情、人性是大相径庭的，与女性写作中的爱情、人性也相去甚远。《悬崖菊》是一篇爱情神话，有较多的理想成份。文本对一群视爱情为生命的中青年女警察们进行了真诚的讴歌，她们视事业为爱情，事业与爱情融为一体。其间的爱情是深沉而含蓄的，不乏浪漫；同事之间的相互关怀是真挚的，而《警仔的旗帜》讲述的是警仔的友情和爱情。警仔们之间的友情占大部分（本人拙作《警察儿女情同手足》已提及），爱情在小说中占的篇幅较小，但爱得热烈、奔放、直率。

《悬崖菊》中第一章《真心温柔》中的赛男“长得实在不能令人恭维”，而且“老是凶巴巴的”。在出征前，她还与赵春林狠狠地拌过嘴，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她能挺身而出，与赵春林一起装成情侣去诱捕强奸杀人的歹徒。在工作的过程中，两颗年轻火热的心相撞了。第二章《谁是美兰》中的文莉在交警陈志钢昏迷不醒的二十多天里，她悉心照料，为他念《红岩》，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为他讲述过去的时光，甚至发出了爱的呐喊：“志钢，有时我也躲着你，其实我是爱上了你，我离不开你。现在我们都成为了成年人，不约而同的穿上警服，我们共同拥有了幸福的童年，我非常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如果有将来，我……”。文莉用爱的呼唤终于唤醒了几成植物人的陈志钢。文末陈志钢的女朋友美兰出现在病房门口，又为这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增添了几分迷离与忧伤。第三章《悬崖菊》中的戴洁身患乳腺癌住院，抱着独身主义的戴洁的爱情又悄然而至。第四章《风雨柔情》中的文莉与在船上工作的丈夫大伟的爱情是历经风雨才见彩虹，在分分合合中浇灌着始至不渝的爱情之花。第五章《美丽的眼睛》中的盲军人找到戴洁见证爱情。“‘请让我跟你去吧，让我照顾你。’戴洁像是在肯求。”戴洁在雨中泪流满面在送别军人，而王英毅一旁用一柄红色的伞，撑起一片无雨的天空。第六章《今夜微风》中的王英毅面对曾经的妻子在异国他乡发出的邀请及厚重的礼物及出国签证登记表，他内心起过微澜，但最后没有动心，因为他心中已有爱。

第七章《太阳草》中的戴洁将爱移到事业上。第八章《彩虹》中的王英毅不远万里寻找戴洁。第九章《青萍之末》中叙述的是戴洁与张女人之间争夺爱情的故事。爱情是自私的，不能掺杂任何杂质，一味容忍退让的戴洁在自己的爱情遭到玷污的时候，她也会奋力抗争……，……。

《警仔的旗帜》中的爱情是透彻、明朗的。梅小月在任展旗与苗峰之间难以取舍：“任展旗真的是很好，他比苗峰还细腻，跟他在一起，就有一种超常的亲和力，叫你拒之不了。而苗峰呢？那又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人啊！在跟前，满眼都是他；到了天边，你也还要寻找他的声音、哪怕只是一种闲聊，给人的都是一种享受。在梅小月最困难的日子里，是任展旗守在病榻前伴她妈妈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而为了梅小月，苗峰他竟然放弃准备了一年、又机会难得的考研，这个人情太重了，叫她梅小月怎样偿还！而今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任展旗向她表白，做了双心石。可苗峰呢？做的更直白，干脆谈的就是娶嫁。面对这一切，她惟有哭了。”梅小月“总在心中告诫自己不要做‘害人精’，不能玷污这纯洁美好的爱情。

等到阳飒长到谈婚论嫁的年龄的时候，她在苗岭与葛攀岩之间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梅小月叹口气，心里说，‘又一个苗峰与任展旗的故事。’”

梅小月和阳飒都处处小心，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警仔们，以不伤害对方为前提。爱情中包含责任，爱情中尽显忠贞。

综上所述，《悬崖菊》和《警仔的旗帜》的爱情都是健康的，属于古典式的。关于爱情描写也是纯净的。即使写到因爱而内心受煎熬，对痛苦的描摹也是有分寸的，而不是分裂、病态的，更没有性事场景的展露。而新写实代表作家方方和池莉却以先锋的手法、用反浪漫的姿态对传统式的爱情进行了大胆的解构。

池莉从《烦恼人生》开始，就不再有浪漫的情愫。就拿其中的一个细节来说，疲惫不堪的印家厚面对老婆的胡搅蛮缠忍无可忍，“在电灯黑灭的一刹那，印家厚看见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一个念头稍纵即逝。他不再去看老婆，他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这种无意识的一闪念，一下子就暴露出所谓理想的爱情的脆弱、阴暗以至于可怕的一面。其《不谈爱情》更是如此。男主人公庄建非与女主人公吉玲之间是有前提的婚姻。庄建非开始就跌入了吉玲设置的陷井里。他从自己和周围许许多多人那里悟到：“揭去层层轻纱，不就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一个婚姻就这么诞生了”。在小说中，爱情既不是婚姻的前奏，也不是婚姻的基础，充其量是为达成婚姻这个目标而施展的小计谋、小手腕。吉玲在庄建非面前花尽心思，使尽招数，无非就是要庄家和庄建非“必须把她当回事”。而最后真正让庄建非把吉玲“当回事”的原因还不是爱情，而是有着很强的功利目的，那就是不影响他出国深造。方方的《风景》中的七哥更是将婚姻作为改变自己处境的途径。七哥的女人问他：“‘如果我父亲是像你父亲一样的人，你会这样追求我吗？’七哥淡淡一笑，说：‘何必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她说：‘我知道你的动机、你的野心。’七哥冷静地直视她几秒，然后说：‘如果你还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你会接受我这样家庭这样地位的人的爱情吗？’她低下了头。”码头工人的儿子与有着显赫家世而没有生育的女人之间的门弟相差悬殊，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感情基础，他们呆在一起，只能是活着，而不是生活。

女性写作中的爱情早已不存在了，如果说还有爱情字眼的话，那是偏重于情，或侧重于欲，爱与情是分离的。张洁的《红蘑菇》致力于暴露不幸婚姻中的变态心理，基调冷酷。资本家的女儿梦白与教授吉尔冬半路结合，但不同的生活背景引发了彼此的嫉恨：女人嫌对方委琐、缺乏阳刚之气，男方恨女方高傲、有心计。彼此都以捉弄对方为乐事又都无意松手让对方自由。更不可思议的是梦白的姐姐因嫉妒妹妹比自己得意而故意与吉尔冬玩婚外恋的游戏。小说中充斥的是虚伪的爱和相互折磨的婚姻。王安忆的《岗上世纪》更是无爱，只存在性交易。两个彼此并不相爱的人为了一笔交易走到了一起，演绎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性爱悲喜剧。“知青”李小琴为了招工不得不向队长杨绪国调情，杨绪国也逢场作戏。令人惊讶地是双方彼此都有了“重新地活了一次人”的感觉。他们疯狂的性爱是出于原始本能。

所谓女性写作就是把“女子的身体、女子的差异刻入语言和文本的行为”。^②女性写作的首要特征是在自已的话语空间中驱逐“菲勒斯”。所谓“菲勒斯”（PHALLUS），原指男性生殖器形象，是生殖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菲勒斯（或阳具）都处于主位，也就是说依据男性来界说女性：如果说男性以拥有菲勒斯为特征的话，那么女性是以菲勒斯的“匮乏”或“阉割”为特征的。于是女性写作中的男性与女性不是和谐与共的，而是充满尖锐的斗争，甚至将男性逐出文本，诗意的爱情被彻底地解构。

还有一种宣称告别爱情的“身体写作”，更是向男性世界挑战，又带有自虐、自恋倾向。

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爱，不管是爱情，还是友爱，或关爱。爱情作为人类美好情感的一种，它既是尘世的，又是理想的。虽然在物欲、权欲、色欲的挤压下，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出现了种种扭曲现象，但是，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理想，爱情永远是一个梦重复着梦、忧伤掩映着忧伤、喜悦拥着喜悦的地方。^③

汪淑琴和李晓梅笔下的文本处处是和谐，能带给读者温馨与希望，而新写实、女性写作及身体写作只能让读者失望或绝望。在此，本人衷心希望两位公安女作家，凭借自己的坚实的功底、熟练地驾驭文字的能力、丰富的生活积淀和与众不同的公安工作经历，继续坚持自己的写作路数，再上层楼，为人民多多奉献喜闻乐见的公安作品。（注：汪淑琴的长篇小说《悬崖菊》于2000年3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晓梅的长篇小说《警仔的旗帜》于2005年9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湖北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玛丽·伊格尔顿编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自1988年以来首批推出的妇女研究丛书《夏娃的探索》（李小江著）和《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著），1989年《上海文论》第2期推出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专辑等，可视为女性主义“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

②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论文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③刘忠《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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