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真挚 催人泪下——评沈雪的散文集《月亮笑了》
在出差途中,接到贵州沈雪的电话,听其声音,好象比我年轻多了。目睹了她的《月亮笑了》散文集后,从那字里行间才推测其芳龄与我不相上下,不由自主地为她笔端流露出的细腻情感而折服。毕竟她还年轻,而巴金老先生直到82岁高龄才完成讲真话、抒真情的《随想录》。
散文在几种文学体裁中是最难定义的。南帆说:“中国的散文源远流长,名作纷呈,但是,这些散文并未遗传下一套相应的惯例或者成规。事实上,散文的文体不拘一格,它的边界完全撤除。散文可以兼容诗的成份、小说的片断或者论文的雄辩,散文的内涵模糊不定。多种文类都可能以不同的比例、不同的变异栖居在散文之中。这时人们可以说,散文的首要特征是无特征。”据此,《月亮笑了》当属散文集,分为“从警感悟”篇、“案例实录”篇、“思绪纵横”篇、“阳春白雪”篇四部分。其中的“从警感悟”篇是本人论述的重点。因为这些篇章与警察联系甚紧,是女警沈雪心灵的展露。
真诚,是《月亮笑了》的灵魂,也是巴金六十年创作生涯中始终奉守的信条。巴金推崇法国作家卢梭的诚实,推崇鲁迅写的全是讲真话的大书,竭力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坚持写作和生活的一致,人品与文品一致。沈雪掏出心来写《月亮笑了》,在文中把心交给读者,以心换心。
其中,《大哥的眼泪》写的是身边同事刑警大哥的“眼泪”,也是沈雪自己的眼泪。可以想见,公安作家沈雪是含着眼泪在写,为刑警大哥,为所有类似刑警大哥的警察而流泪。刑警大哥“从警已整整十五个年头。十五年来,他经历了无数的枪林弹雨,亲手抓获的犯罪分子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早些年,他曾化装成毒贩打入贩毒组织内部,整整半年时间没跟家人和单位联系……那时,儿子才两岁……在无尽的思念和担忧及无柰中,大哥没有流泪。”“一次,大哥带人抓一名抢劫杀人的犯罪分子,负隅顽抗的犯罪分子随身带着手雷和菜刀等凶器……大哥身上已被砍了五刀。其中左手的动脉血管被砍断,左腮处也被砍了一刀……后来大哥在医院抢救缝合伤口时,听医生说不用麻醉药恢复要快一些,硬咬着牙让医生活生生的缝伤口,那钻心的疼痛没让大哥掉一滴眼泪。”但是,“当大哥收到法院的传票时,这个曾在刑侦战场上叱咤风云十多年的大哥,心深深地颤栗了。”因为刑警大哥的妻子误解了他。“为了尽早破获该案,大哥组织刑警兄弟们在公园蹲点守候,考虑到罪犯的作案手段,他决定叫队里的内勤女民警廖某和他化妆成情侣去钓线……,跟踪而至的妻子一下子冲到了他们的面前,扬手就给内勤几个耳光子。第二天,不明事理的妻子又冲到单位大闹一场,弄得大哥十分尴尬。”最后,大哥的婚姻就名存实亡。“从法院大门出来,牵着8岁儿子的大哥看着刚办完离婚手续的妻子走向停在外面等候的一辆豪华轿车,一个身段微胖的男人忙不迭地跑出来替她拉开车门时,大哥流泪了。”古人云:“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乡间的守望》中的另一名刑警大哥使命感忒强。当儿时的伙伴邱老八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后,刑警大哥不顾村民们和村长的劝阻,执意将邱老八扭送公安局。“村长说:‘你要把他抓走了,他的儿女怎么办?我们村里承担不起哟!’”“‘没有人养我来养!’刑警大哥吼道。”刑警大哥的正义感在只言片语中昭然若揭,他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宽广胸怀也跃然纸上。他与大嫂之间的相互体谅和关爱,更让人感动。大嫂理解并极力支持刑警大哥,“常常伫立在她家宅子边那块突兀在几株摇曳的油菜花中间的岩石上,凝神眺望着刑警大哥工作的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孤独的身影酷似一尊守望的石像。”
《法医老胡》开篇点题说同事老胡(胡仁强)“犟”,电视台警方特别报道组来采访他的先进事迹,他严辞拒绝。他的这种“犟”劲用在工作上就是表现为执著与投入。“他把责任看得高于一切,他心里装的只是百姓,他在医院病床上检验的伤者占活体检验的22%,而这些伤者分布在全县的各个医院。如果不是责任,他完全可以让其亲属把伤者背到他的办公室,不必亲自去病床鉴定。如果不是责任,他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双休日去过过他唯一爱好的垂钓瘾……”。“清清白白做人,公公正正做事的老胡”总是穿梭在臭不可闻尸体中埋头苦干,毫无怨言,“他根本就无暇顾及世俗名利权势的纷争,他常年保持着那颗一心为民的心就已经足够了。”
一般说来,小说注重刻划人物形象;但是,“谁说只有小说擅长写人物,散文不能呢?”(周立波:《散文特写选·序》)。沈雪同志在散文特写创作中,成功地描绘了一系列感人的人物形象,如两位刑警大哥、法医老胡、陪着犯罪嫌疑人过三十岁生日的同事、警嫂等。所有这些形象不像小说那样是通过想象、虚构、概括、综合等方式而构建出来,而是如实描写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真人真事,没有虚构和夸张。
这些警察是沈雪朝夕相处的战友,故她能刻划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由于篇幅所限,沈雪没有对笔下的警察进行心理开掘,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外貌描写,但是这些伟大的警察形象足以让我们在大脑中去再次塑造。就拿离了婚的那位刑警大哥来说,他的心在滴血,为自己不被前妻理解而伤心流泪。天下有多少像刑警大哥那样,为了一方的安宁,他们常常面临着事业与家庭的两难困惑。但是,在信念、理想的支撑下,他们终究选择了前者,冷落了家庭。正如沈雪在卷首语《不栖鸟——写给警察》中所言:“熬夜、挨饿、受伤、受屈,是每个警察都有过的经历。在别人的眼里,我们身上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无奈,我们也有父母兄弟、妻子姐妹,我们也有七情六欲、诗情画意,我们也渴望与亲人的天伦之乐,也期待和爱人的花前月下,可是面对一起起突发的案件,面对一个个凶狠的歹徒,我们却别无选择。”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人民警察必须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就必须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
沈雪笔下的警察是那么真切,那么感人,就是因为她了解这些人,熟悉这些人,热爱这些人,她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生活和战斗的主人。她与这些警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与他们同工作,同战斗,同甘苦,共命运。沈雪根据自己亲历的事实写人记事,歌颂警察,歌颂正义和真善美,抨击假恶丑。通过对感人的生活片断的撷取,自然流露和尽情地渲泄内心抑制不住的激情,表达了对人民警察的钦佩之情。
文学是以情感人的,作家塑造艺术形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向读者传达自己对人生的情感体验,以便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情感并受到强烈的感染。所以,文学作品总是带有情感表现的性质,总是充满了情感。这里所说的情感当然都是指真挚、健康的情感,因为只有情真意切,作品才会动人心弦,感人至深,才会有长久的魅力:若是虚情假意,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只会令人反感。①要想传达出真挚的情感,作家除了要对人生、对社会有真切的体验之外,还要对艺术、对读者抱真诚的态度,必须以诚待人,不作假,不矫饰。沈雪做到了,故《月亮笑了》深得其妙。
追求自然天成、真实质朴的美的艺术境界,不着意于技巧,是《月亮笑了》的显著特色;形式新颖,不拘格套,笔法灵活,挥洒自如,是其另一鲜明特色。
作为散文,最可贵的是人,是人的深度表现。《月亮笑了》具有一种极为可贵的自审意识。在《痛与悟》中,沈雪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那严峻、真诚的内省,简直达到残酷的地步。一起伤害案件中的受害者找法医做伤情鉴定,从法医办公室出来后,没带雨具的他面对大雨发呆,我找了一把多余的雨伞送给他。出于感谢,他给我送来一付新鲜的猪肝,当时,我急着要上班,没有留下他吃饭就把他带出了家门。“他那尚未恢复的身体,已失明的右眼,这四十多公里的路程,他摸索着要走整整八个多小时才能走到哟!按时间和他走路的速度推算,他天还未亮就上路了。”我的良心受到自责,感到万分愧疚。为了弥补,我主动帮他写了一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状到检察机关。“案件宣判完毕的当天,他和妻子买了一些水果,再次来到我家中,感谢我为他写的诉状。这一次,我再也没敢怠慢,强留他们在家中吃了一顿饭,是以一种赎罪的心情。”
还有几篇是民警手记,那分明是失足者、缓刑犯、死刑犯的内心独白,是人间亲情的礼赞。在让读者为那些不幸的人及家庭扼腕叹息之余,同时还告诫读者珍惜自由、青春与生命,做一个理性、理智的守法者。
总之,沈雪的作品处处坦露自己的心灵,感情真挚,以一名警察的视觉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并从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素材进行提炼和概括,讲真话,抒真情,催人泪下。
沈雪在同龄人中已属佼佼者,像她这个年纪就出版专著,实属不容,我本不该挑刺的。俗话说得好,“道吾好者是我贼,道我恶者是我师”。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于是,鄙人在此作一次恶人,并当一次老师,指出沈雪文中的病痛:就作品而言,语言不够简洁,还有待提炼。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不可宽恕的错误,那就是第17页的第一段中“谁知反应敏捷的犯罪分子右手随手拿起菜刀,猛地朝(刑警)大哥砍去……”。在我的印象中,“反应敏捷”通常是褒义词,用在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身上不妥,在它的上面加上引号倒是可以的,或者用来描写刑警大哥就更酷了。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进步,语言如何翻新出奇,后现代主义如何肆虐,词语所包含的爱憎情感是不可削平的。
当我写下以上这些话语的时候,尽管眼睛发胀,手腕发酸、手指疼痛,但是比起公安一线人警察的所作所为,又算得了什么呢。正如公安作家沈雪在散文集《月亮笑了》前言《用文字点缀生活》中所述:“在无数个与文字为伴的夜晚,我看到自己在健盘上敲下的一行行文字,想到这些文字能够带来让百姓更多的了解警察、支持公安工作的效果,心里便会有一种由衷的喜悦。”
是的,所有的公安作家们所从事的公安文学创作,都是为了写出警察的真实处境,从而让人们知晓警察,并进一步理解警察、尊敬警察,甚而崇拜警察。本人所从事的公安文学解读,一来可以向作家反馈社会的接受信息,二来可以用助于公安作家总结创作上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更深层的意义与公安作家们殊途同归,那就是为可爱的人民警察提供精神动力,为他们鼓与呼,为他们呐喊助威。于是,我也感到很幸福。(注:沈雪的散文集《月亮笑了》,于2007年1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刘安海 孙文宪《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4、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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