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是党和政府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抗震救灾精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赋予以人为本新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主要体现于把生死营救作为执政党的最大政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体现于为受灾群众播洒人文的最大关爱。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注重人际的关爱。人从孝亲开始，树立爱心，然后推己及人，将人类社会推向世界大同。这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理想。《孝经》提出了“博爱”的理念，《礼记》明确反对身份、职业的歧视，认为即使是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小贩，也“必有尊也”。孟子主张把“仁”与“礼”存于心，进而去爱人、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以此达到全社会彼此爱、敬的境界。《弟子规》说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是对中国式的人文关怀的最通俗的表述。^①

北京奥运会第一次明确地以“人文奥运”为旗帜，从而向世人昭示本届奥运会将致力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使奥林匹克运动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人文奥运，是以人为本的奥运。人文奥运关注人，热爱人，提升人，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唤起人类对人自身可贵不可轻的不断体认、无限珍视。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先生说，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是将人塑造成“将身体活动、艺术和精神融为一体而趋向一个完整的人”。^②

但是，我们当今的公安文学创作中却普遍缺乏人文关怀。如朱维坚的长篇小说《使命》中的林荫任清水市公安局局长时，为了与当地黑恶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勇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冲破重重阻挠，迎来正义的曙光。可惜公安作家朱维坚没有提及林荫的家庭，文本中仅附带点了一下，说他的家还没有搬到清水市来。这样运笔，就把林荫局长写成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以为，尽管《使命》塑造了林荫局长这个典型，却不具备人文关怀意识。

人民警察是和平时代的英雄，必须为人民付出，必须为人民服务。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无条件地勇往直前，舍小家顾大家，这是历史理性使然。那么，何谓历史理性？它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性评价。^③在那场罕见的雪灾中，人民警察做到了；在抗震救灾中，他们表现得更加出色。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肩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三大历史使命的公安机关对促进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下的绝大部分公安文学作品都有不同程度地表达，像武和平的《掩盖》、张策的《无歌之夜》、贾文成的《浮尘》、杨老黑的《模范中队》等。作品中的人民警察都怀有高度责任感，都有为公安事业奋斗不息的献身意识。这个范式的价值观是高扬历史理性精神的，人文关怀却很少提及，这是当前公安文学创作中普通存在的不足之处。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④它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总主题，是“善”的集中体现，其与历史理性共同筑起文学的真善美功能价值体系。

文学精神价值的理想是让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保持张力和平衡。但是，如今的公安文学大都钟情于前者。而对于后者，花费的心血较小。即使有的话，也是人民警察如何对他人实行人道关怀的，如贾文成的《煤殇》中的女警察给陆雯洁送衣服的情景。或者是警察之间的互帮互助，如范东峰的《风雨太平镇》中的派出所所长李金玉对农村警察田超的关照；还有但远军的《滴血的承诺》中的警察对警察家庭的帮助。文本中却鲜见人民警察得到人道关怀的细节或故事或场景，更多的表述是人民警察得不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人民警察受侮辱和委屈及被误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为了表现警察的崇高境界，为了突出历史理性，在构建警察形象时，让警察有家不能回，有病也不能休息，满负荷地像机器一样运转。人民警察最后的结局都不完美，要么病了或残了；要么牺牲或是孤家寡人。如武和平《掩盖》中的刑警胡子仇金虎顾不得休息，与逃犯进行恶战的情节：“大船起火后，胡子仇金虎在海水中折腾了一夜，将近黎明时分，筋疲力尽的胡子突然栽倒，薛驰一摸他的脑袋，烫得像火一样，便命他回家休息。”胡子不情愿地返回队里，将枪锁进柜里，准备回家，没料到发现了逃犯咬子邱建设。张策的《无歌之夜》中的刑警分队长东方启明要与老婆离婚，同事问是怎么回事？东方启明说：“什么怎么回事？我知道怎么回事？我上案子了，连轴转，回不了家。那天终于抽空回去说换换衣服，她说她要离婚。”同事劝他哄哄老婆。他说：“怎么哄？警车等在楼下，去河南驻马店抓人，大家可以等，案犯也等吗？我只能走。她说，你走了就别回来。”小说中还有一个更残酷的细节，那就是警察上案子了，妻子怀着孕，自己搬粮食缸的时候流产了。贾文成的《浮尘》中的刑侦支队长高一凡去北京接妻子时，在地铁里发现“5·24”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于晓龙，于是向当地警方求援，投入到大清查之中，连妻子感冒发烧都不知道。小说中的警察牺牲得太多太多，“不仅仅是生命，更多的是家庭、亲情、爱情，甚至是健康的体魄啊！”尤其是主角高一凡，不仅得不到妻子的理解，支队长的职位也被撤了。对他来说，工作是第一位的。有好几次，与妻子呆在一起时，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根本就抽不出时间来与妻子交流沟通，增进感情。朱维坚的《暗算》中的刑侦副局长李斌良离婚了，女儿跟前妻一起生活。因工作性质特殊，他难得有机会与女儿呆在一起。小说中写到正当他与女儿手牵手在街头漫步的时候，案子发生了，他便丢下女儿拔腿猛追。结果是凶手没有抓到，反倒受到受害人的奚落。杨老黑《模范中队》为了擒拿费彪，耿指导设计了几套方案，开始了度日如年的蹲点守候。“宰相（耿指导）和队员小丁租住的一间小屋，在一家居民的三层小楼上，屋内既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燃具锅灶，只能用一个小电炉煮方便面充饥。宰相这一阵子瘦多了，瘦得脖颈儿只剩下两条青筋，咳嗽起来，青筋暴突，喉头一上一下的挺吓人。小丁说：‘宰相，你不行就回去休息吧，我自己也能完成任务。’宰相笑笑，说：‘别担心，死不了，不抓住费彪，我哪能死呢。’”当费彪被逮住之后，他真地去了。“医生说宰相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加之体力消耗过大，导致多脏器衰竭……”

以上所列的作品与建国后“十七年”的反映现实斗争的小说的基本范式是一样的，都是颂歌式的作品，也是忠实于生活的作品。但是，警察在文本中被异化了，成了不知疲倦的机器，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马克思曾提出“人性的复归”和建设“全面发展的人”的论点，这就要通过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把人性的复归过程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联系起来。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是专门在人文、人性、情感这块园地上耕耘的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商人、经济学家等不一样。商人、经济学家所重视的方面，他们可以不予关注或少予关注；相反，商人、经济学家所忽略的方面，作家则会全神贯注。这是作家的权力和责任。因此，公安作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工具理性、技术全能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对人民警察的心灵进行慰藉，并写出人性的深度，是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警察的全面发展的，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

文学作为人的高级的精神活动，应该从“人的建设”的理想视野来加以思考。马克思在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时所提出的两个维度，即人文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可以标举为中国当代公安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公安文学是人文领域，理应多一点向真、向善、向美的人文关怀的倾注，少一点非艺术审美视点的历史理性的偏执。因此，今后的公安文学创作中应尽可能多地充满人文关怀意识。特别是要写到人民警察是如何在公安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如何深入到群众中去，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和谐与共，而最终得到老百姓的理解与支持的。也就是说不能把警察写成神，写成没有血肉之躯的机器，写成孤军奋战的英雄。警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情感受挫的时候，也有心理问题，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援助。公安作家只有坚持走这样的创作路子，才写出了警察的真实生活状态。生产出的公安文学作品，才能给读者以温馨，才能给人民警察以希望与信心。

倡导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给公安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启示。公安作家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扬人文奥运精神和抗震救灾中守望相助的优良民族传统，大力提高公安文学创作的质量，生产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安文学作品。

注释：

①彭林《北京奥运如何人文？》中国教育报，2008-7-14

②金元浦《人文奥运 和谐奥运》光明日报，2008-8-7

③童庆炳《现代诗学十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④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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