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二分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大众文化登堂入室。特别是电信技术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传统纸质文学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网络写作让文学无形降低门槛。文学开始与文化合流，新样式的文化批评问世就是很好的例证。文学的深度渐渐被消解，无聊的男欢女爱、虚假的家长里短、廉价的都市故事蛰伏在当代文学中。文学从前的那种神圣感、使命感、崇高感再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气息、世俗气息。   

     与此同时，以“解构”为思想内核的西方文学流派自80年代开始影响我国当代文学，80年代末期逐渐发展成一股消解正统文化和人文传统的、以迎合现代都市市民趣味为特征的艺术潮流。如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写作就刻意地远离崇高、拒绝崇高、躲避崇高。以颂扬人民警察为主旨的公安文学面临此情此景，应积极应对。

崇高是个历史久远的审美范畴，古罗马批评家郎加鲁斯最早把崇高的来源和特征概括为这几个方面：“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高雅的措辞”、“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其中“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从这以后，不同时代的美学家都对崇高作出各自的解说，但肯定崇高的精神性、理想性，亦即强调对物质世界或感性世界的超越性，则是较为一致的方面。关于自然界中的崇高的观念，是和种种壮丽的自然景象分不开的，例如，汹涌澎湃的大海浪涛，辽阔广袤的祖国大地，肃穆宁静的高山雪峰，所有这一切使人满怀着庄严和赞叹的感情。在更大程度上确立崇高感情的是为人类谋幸福而进行的改造自然的日常实践活动：从事宏伟的建设，开垦处女地，征服宇宙，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全新的崇高观念，认为崇高就是人的功勋和创造性劳动的美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说，崇高的概念和英雄的概念是一致的，因为英雄是生活中表现崇高的最鲜明的形式。

人民军队是战争年代无坚不摧的武装力量，但是在和平时期，人民警察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关键时刻，人民警察是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队伍。在人民面临生死威胁时，他们是值得依赖、可以生死相托的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钢铁长城，永远是人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是真正的英雄。在抗击强震中，以最伟大的母亲蒋小娟、最可敬的父亲李国林、最坚强的女警蒋敏和最忠诚的留守者邓波为代表的人民警察是时代的楷模。在奥运期间，多少人民警察自愿放弃休息，在高温酷暑中超负荷地运转，为安全保卫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是人民并没有与他们近距离接触，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还不为人所知晓。因此，我们的公安作家们要抓住历史性机遇，像杨永超、朱维坚、程琳和王建幸四位公安作家那样深入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与人民警察同行，感受他们的生活，才能把警察写活，写出真实的警察。在以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警察为原型进行创作时，一方面全景式地观照人生，表现人民警察的崇高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又通过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塑造感人的警察形象，呼唤人民警察的崇高人格，尽显其英雄本色。

公安文学的重要美学价值是呼唤英雄和崇高，笔者并不认为新时期公安文学已经创造出我们时代的非凡巨人，但它的确已经为此做出了自已的努力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且看张策《无悔追踪》中的肖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和奋斗意识、拼命三郎的硬汉性格，与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何其相似。读武和平的小说总感到一种激情和理性相交织的力量：一方面是燃烧着的火热的激情，另一方面是冷静的分析、深沉的思辩，这两种情绪相交融创造了崇高美，使其作品表现出气贯长虹的浩然之气。贾文成《煤殇》中的主角民警佐拉通过在矿区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搜集证据，遭到各种各样的误解，生命险遭不测。在此过程中，佐拉的高尚品格及精神世界却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催人泪下。还有公安诗人杨锦、川江号子、林涛等用诗歌体裁构建警察的崇高形象。

尽管全国有190多万庞大的人民警察队伍，至今却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茂盛的公安文学，也就是说没有一批经典的警察形象问世，这是令人深思的。虽然目前公安题材电视剧火爆，也为观众奉献了较为成熟的几个警察形象。如当下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由公安作家朱维坚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水落石出》第四部中的警察纳净云就刻画得不错。但是，类似的警察形象在公安文学作品还不是很多，还没有形成气候。因们，我们热切呼唤更多的崇高警察形象问世。

     以构建警察形象为使命的公安文学因其题材的独特，更有表现崇高的优势。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其它题材相比，大部分公安文学作品中的警察常常面临生与死的人生抉择；在这方面，即使是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也由于和平时期的到来而自叹弗如。因此，公安文学在写到警察面临生死攸关之时，更容易突出人民警察的阳刚之气与崇高之美。

    与公安文学中审美的崇高性相对立，小说对犯罪事件的交待及对犯罪嫌疑人的描写，又常使作品进入了对丑与恶的审视之中。从公安文学的历史发展看，50年代到70年代，作品的审美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即公安人物形象皆为正面人物，崇高与阳刚占主导，把警察神化了；而特务奸细、反革命分子都被归入反面人物之列，丑与恶是其标签。这样的作品，是不能流传久远的。因为人物形象类型化、扁平化。到80年代和90年代，公安文学保持了创作上审美趋于崇高，审丑与审恶日趋向人性的纵深方面发展这一基本规律的同时，许多作品开始更注重把警察当作凡人来写，写出其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真实地表现出公安工作能够赋予每个成员的特点。如杨老黑《枪》中的刑警老黑，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他由不理解到坦然地面对。随同他心灵轨迹的变化，读者会与其丰富的内心情感一起或哭或笑。

由此可见，在这人心浮躁，诗意缺乏的当下，崇高的警察形象依然扎根在公安文学之中，而且警察人物形象渐趋“这一个”，这是公安文学发展的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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