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袭警事件频发，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本应是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违法人员心存畏惧的一支钢铁队伍，现在却变成了弱势群体，成了不时被他人袭击的对象。由此可见，当下警察的崇高感、威严感大为削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让警察形象再次高大起来，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借助法律、行政等硬性手段之外，像大力繁荣公安文学之类的软性措施也不失为良策。因为，公安文学真实地描绘了警察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塑造了新时代的警察形象，其间必然透视出感人的警察精神和伟大的人生理想。因此，复兴公安文学迫在眉睫。

我国真正出现“公安文学”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5年，《蓝盾》与《水晶石》杂志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文学大奖赛，第一次举起了“公安文学”的旗帜。1988年公安部“金盾文学奖”的评选，正式启用了“公安文学”的提法。1999年，《文艺报》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题材文学征文，使公安题材走向全国。那时候，公安文学着实是火红过一阵子的。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制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竞争，带来了经济繁荣。同时，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文学显得异常尬尴：一面面对的是芸芸众生，一面又得面对由市场经济带来而显得格外重要的货币。正如当年文化人从事创作不能不顾忌诸多政治因素一样，那时的撰稿人已少有不考虑是否卖得出去的问题。一部作品是否能出版，已不再取决于你是否耗尽了心血或作品本身具有何等价值，而取决于市场需求，取决于是否能够带来利润。于是文化人的自由创造成了受到市场需求支配的不自由的制作，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成了面向书商和市场的订货式的批量生产，文化人已开始把写作当作“写字”的行业来操持，作家也因此成为“写字师傅”。作家单纯为金钱而写作，以一味地追求销量为目的，以搞笑来招揽读者，醉心于欲望的渲泻，躲避崇高，拒绝神圣，远离宏大叙事，沉溺于猥琐与鄙下。于是，小说中的人性阳光面被掏空，人性的低劣阴暗处处可闻，不再让人读出温馨，其审美功能也随之消失。

2000年金秋，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近年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出现了种种反文化、反文学的论调，到处都在讲“文学的死亡”、“艺术的终结”。有人说，“文学是一个堆积着美好感情的垃圾场，一个充满‘美文’的博物馆，已经寿终正寝了”。

国内外的文学现状如此，生不逢时的公安文学走向凋敝萎缩也是必然的。因为公安文学是以建构国家形象，赞美讴歌警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主旨的，而后现代主义却是以嘲弄本质、恶搞中心、颠覆传统为乐事的。

但是，人民警察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她始终必须是挺拔伟岸的，是一座永不倒下的丰碑。居其宏教授曾指出：塑造国家形象是全球化语境中艺术作品的重大使命。如果说以往的创作实践更多地在一种无意识的自在状态进行着国家形象的塑造，并且以往的学术界对我国的形象定位更多是从政治层面着眼的话，那么，塑造或确立中国国家形象在今后的创作与理论实践中将成为一项自觉的、重大的使命。因此，公安作家们必须把警察这一国家形象打造好。

人民警察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人民警察是和平时代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为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和历史进步做出了超凡的贡献。全国190万民警中有大量的、感人的英勇事迹急需公安作家们去搜集整理，并通过艺术的笔法融于公安文学作品之中。每当天灾人祸来临，人民警察总是置生命于不顾，冲锋在前。远的不说，单说在那场罕见的豪雪中，人民警察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紧急疏导交通，确保道路畅通，并热心运送救灾物质，让老百姓渡过酷寒严冬。在汶川大地震中，人民警察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发挥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以最伟大的母亲蒋小娟、最可敬的父亲李国林、最坚强的女警蒋敏、最忠诚的留守者邓波为代表的人民警察临危不惧，舍生忘死。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昂然锐气、浩然正气是值得抒写的。

5月23日《人民公安报》第8版杨锦的《那一刻》和川江号子的《大爱如天》两首诗尽情地歌颂人民警察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6月12日，新华网内蒙古频道•内蒙古公安网公安文化栏目刊发了郝泽军先生的诗歌《蒋敏，我们将记住你的名字》，也是一曲人民卫士的英雄壮歌，在人们心中筑起了千古不朽的丰碑。还有6月25日公安部宣传局网页有一首林涛的《大救援》，那是第一首全景式反映人民警察抗震救灾的抒情长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史诗风范，7月25日四川警察网上有一首查利的《军警察妈妈——献给当代红嫂蒋晓娟》，此诗抒发了警民之间的渔水深情。

6月19日，公安部抽调杨永超、朱维坚、程琳和王建幸四位公安作家深入汶川地震灾区采访。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创作小说、影视剧等作品，深入反映人民警察在大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警察精神。从灾区返回后，他们已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创作中，我们相信具有一定分量的公安文学作品很快就会面世。

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艺术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中，标语、口号式说教仍然存在；某些评奖中的“题材决定论”强化了艺术创作中的这种标语口号式倾向。一些作品迎合西方理念和趣味，钟情于揭示国家形象的落后面，消解崇高，在国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此外，戏说历史人物导致对国家形象的歪曲，戏说革命历史题材对国家形象的误解以及大众文化中的媚俗风和游戏化等，都有损于国家形象。公安文学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落入类似的误区。公安作家武和平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要想写出好的公安题材作品，就要在塑造人物上下工夫，要从“以案写案”过渡到“由案写人”。他所说“人”，如果不是我理解有误的话，那就是偏指人民警察。他的长篇小说《污点》和《掩盖》和以前的作品相比，在刻画人物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那些血肉丰满的警察形象就是国家形象的化身。

奥运开幕在即，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了人民警察必须发挥安全保卫主力军的作用。因此，公安文学应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让其再度复兴。大力繁荣公安文学，写活警察，为警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当下的军事题材创作如火如荼，公安文学应迎面赶上，因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武和平也呼吁加强警营专业创作队伍的建设，使公安题材的作品能够像军事题材作品那样成规模、高水平。

在此，笔者真诚地希望那些熟悉警察生活的作家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走近警察，热爱警察，满怀激情地去表现当代警察，让英雄主义成为我们时代主旋律的最强音，让警察成为我们文艺作品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在写出警察的奉献、忠诚、自律、大局意识之外，还要写到警察的灵魂深处，刻划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为丰富公安文学人物画廊不余遗力，让这些鲜活的警察形象家喻户晓，并在老百姓心目中生根发芽。

430035  武汉市桥口区古田三路特1号湖北警官学院（北院）宣传部  张友文 电箱：Youwen2039@163.com电话：027  83497528     013971416380

2008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