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黑的中篇小说《枪》写得真不错，不愧获公安部金盾文学一等奖。其中的含义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尽的，正如鲁迅所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密事。”原打算写一篇较时髦的评论，用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理论来评说两名警察即老黑和大鱼的恩恩怨怨，旨在说明该文本是在解构兄弟情谊。因为这两名警察的关系从读警校开始就非同一般，不仅是同乡，而且家境相似。毕业后分在同一刑警支队，合租一间民房，同一口锅中吃饭，“像正经过日子的小两口”。自从两人结了婚成了家以后，他们的命运轨迹就不同了，他们之间情谊就不再像读书时那样纯真。工作中暗暗较劲，各自想方设法破案捞功。在竞争副支队长一环中，老黑与大鱼的关系彻底破裂，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解构理论是以思想和语言游戏对“中心化”的结构主义加以拆解。其策略是通过颠覆言语/书写的二元对立，移位中心和边缘，消解形而上学。如果照搬这一理论，那么对公安文学评论的打击是致命的。公安文学评论是另一种方式的公安文学创作。公安文学的义务是建构警察形象、讴歌警察、赞美警察，振奋民族精神、突出英雄主义。否则，就称不上公安文学。

因此，还是沿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较为合适，借用西汉董仲舒的“诗无达诂”分析之，即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首诗可有不同的解答。《枪》讲述的是由枪引发出了两个从偏僻农村走向城市的警察命运。老黑是阴差阳错地上警校的。他从小就没有立志当警察，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这样就写出了一种真实的入警状态，与传统的写法就有所不同。由于家乡的派出所所长李胖子一向在村里“耀武扬威”，加之在酒桌上给老黑灌输枪的威力，于是不成熟的老黑对枪顶礼膜拜，希望早日配枪，以便光宗耀祖。大鱼上警校动机也不阳光，并没有抱着惩恶扬善、服务人民的宗旨。与老黑一样，大鱼幼嫩的肩膀上过早承担着家族的责任，因为他爹“被诬告贪污判了六年刑，在监狱里蹲了五年才得以平反，返回家就病倒了，一病就是十年。”他把发誓考警校作为全家人翻身解放的信念支柱。

他俩从工作之日起，就渴望配枪，因为“枪是一种荣耀，枪代表着权力，代表着地位，枪是刑警成熟的标志，枪给刑警蒙了一层神奇的光环。”《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可见，吹嘘炫耀是人的一种本能，对权力的妖魔化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毒所致，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权力意识。

小说没有写这两名警察公正执法的艰难和困惑，而是用大量篇幅写出了他们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力的影响下，过着并不是扬眉吐气的日子。世俗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复杂，社会的阴暗面让两个一腔热血的青年警察感到茫茫然，感到无所适从。由于不成熟，还一时冲动，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举动来。

“我俩（老黑和大鱼）真正把个人交给了集体，完全称得上是两个工作狂，拼命抢苦差事，从不知累，更不叫苦，那股子热情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由于他们出身卑微，无根基无背景，拼命付出了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即配枪在身。“我俩老老实实地排了五年队，枪发了一批又一批，却总是没我俩的份。我俩仍耐心地等待。我俩特别能理解局长的苦衷，不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争，不和市长的儿子争……我俩也不和那些特殊人物争，特殊人物各有各的背景和理由，我俩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我俩靠的只是实干，靠的只是贡献，靠的只是老老实实地排队。”

从分枪的事使老黑和大鱼清醒了：“我俩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少和无足轻重，我（老黑）明白自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可是，可怜的是家族中的人并不这样看待我，而且越来越多地将家族的重担搁到我单薄的肩膀上。”大鱼的情况更糟，他们家“几辈子受副乡长一家欺负。自从大鱼穿上警服那天起，情况有些好转，副乡长以为大鱼将来有发展，所以行为上大大收敛，还设法讨好大鱼。后来见大鱼不过如此，便翻了脸面，露出真相，对大鱼家不客气了。而且这时副乡长荣升为乡长，乡长的家人更是肆无忌惮，对大鱼家横加指责，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乡长的势利眼是因大鱼“这么多年连枪都没有混上。”

有了枪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怪不得男人们都想拥有权力和枪支，原来这与男人原始的本能和欲望有关啊。”就连老黑的女朋友巧巧与之见面后，“而是先吻了枪。”在这里也写出了人的本能，即真实的人性，再次渲染了权力崇拜意识。

枪是菲勒斯的别称，让大黑的情人痴迷，让她的“两眼喷射出强烈的欲火。”文本中枪的含义是深刻的、多重的。不仅是代表菲勒斯中心主义，即男权中心主义，“枪还有一个名字叫二斤半。这就是说枪同刑警的生命一样重要。这个说法来自于一个等量代换，据说一个人脑的重量差不多是二斤半，把枪叫做二斤半，意义不言自明。”“二斤半”即“二百五”，是蠢才的代名词，也就成了一句骂人的俗语。在此，公安作家杨老黑就写出了一种哲理。权责是相互依存的，权力大，责任也大。枪是权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能带给人荣耀，也能惹祸。果然，“我（老黑）带上枪的第二天就出了事故，我的枪打偏了，我因此差点把大鱼送回老家去。”

因此，老黑有时称枪为“二斤半”，认为它是负担，玩得不好就有受处分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有时老黑的妻子“拍着枪像拍着我的儿子，”“妻子擦枪擦得很细，像给儿子洗澡一样，胳肢窝里，屁眼里都给它洗得一干二净。”小说中多次写到枪已变成家庭中的一员。由此可见，枪在老黑家人心目中的地位。

当枪已成为老黑生命的一部分时，公安部下令“刀枪入库”，因为公安部通报和媒体报道有关刑警持枪犯罪的事实。于是不问清红皂白，迫使老黑与枪宝宝分手了。这样就写出了一种荒诞感。小说中处处充满这种感觉，譬如起先老板介绍老黑与油油谈对象，结果是大鱼与油油结婚了。又如老黑的配枪不是凭本事干出来的，而是沾了大鱼的光。不经意之中写出了人生的变化无常。

整篇小说围绕枪做文章。从两名涉世不深的警察渴望配枪到最后一个自动交枪，到另一个因枪引发的毁灭悲剧，就写出了一种历史感、沧桑感、命运感，更是写出了一种人生哲理。老黑带着枪专程回老家，在爷爷坟前放了十几枪，乡邻“满脸现出讨好和巴结的神态。”当我向退休赋闲在家的派出所所长李胖子显摆枪支的时候，他连看都看不一眼，只是淡淡地说：“我还是那句老话，这枪咱是替老百姓掌的，你可要把枪把子握住啊！”看似轻松的一笔，就写出了警察的责任意识，起到了建构警察意识之功效。

 老支队长对枪的看法与李胖子如出一辙：“关于枪，应该淡泊，更应该超脱。”老黑与大鱼在竞争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职位时，有人在背后捅刀子。满腔郁愤的他肾结石也犯了，经过病痛的折磨，他幡然醒悟，淡泊名利，主动将“88661020”号枪上交。由此看来，老黑是真正成熟了。正像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言：“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由此可见，老黑已淡泊名利，不再看重身外之物，算是是彻底地成熟了。

大鱼与老黑不同，他将功名看得忒重，以至不能自拔，甚至不择手段在背后针对兄弟耍手腕，做假检举老黑，结果越陷越深，走向自我毁灭。因为大鱼已丧失了人性，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以为，杨老黑写这篇小说，是不是与德国的美学家席勒想到一块去了，即追求以文艺达到人性的完整。席勒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人性是完整的，即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智与想象的统一。后来由于社会的分工和文化的进步，人性被分裂了。为了拯救人类，克服人性分裂的异化状态，席勒找到了美和艺术。

    阅读《枪》，把握正确的人生航向，体味健康的人性也是小说蕴含的主旨，也应算作枪的另一寓义。

拉杂写来，意犹未尽。正如陆机的《文赋》所言：“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此文本除了让我读出了悲壮与感动，还有发人深醒的细节，那就是文末最后一句话：“我的泪水泉涌而出，因为 ‘88661019’号 与‘88661020’号曾经是兄弟。”

大鱼将纠缠他的情人开枪打死，自已开枪自杀，手中的枪号是“88661019”，与老黑的“88661020”号是紧密相连的。

如此佳作，能让我们读出沉重，绝不是后现代的附属品，自然会引发读者深思。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在这个消平深度的时代，能读到这篇小说，甚幸！

题外话：小说中写到两名警察都有情人，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处败笔，评价说对警察形象有所减损。我不这样认为，因为鲁迅说过英雄也性交。只要警察能担负起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三大政治任务就可以了。警察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朋友情人。杨老黑如此运笔，才算是真正的人性化写作。

另外，该文本还有一个看似不可信的情节，那就是老黑在破案无门时，“在苦思冥想中睡着了，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来到一个奶牛场，看到一个黑瘦的老头正在用大把的钞票喂奶牛，而奶牛场的环境我十分熟悉，可又说不准是哪儿，我很着急，一着急就醒了。我醒后反复回味这个梦，突然明白那个拿钞票喂奶牛的老头就是我们要找的会计师。”这是一般作品中很少具备的神秘意味。

对于梦境尽管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但是从俗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得知，这也是合符情理的。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人民警察的敬业爱岗意识，也与老支队长那番话相吻合，即“三流侦查员需要借枪之力，二流侦查员与枪和谐一体，一流侦查员不需要枪。一流侦查员需要想象力。”侦查破案学问大着呢，充分发挥想象力，从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柳暗花明又一村。小说表面是在讲破案，实则是在写人生。

（注：杨老黑的小说集《午夜追魂》于2008年4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枪》系集子中的一部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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