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火红过一阵子。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而混乱的状态。因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渐受到冷落甚至被嘲笑。我国文艺界和美学界出现了一股消解一切崇高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态度的思潮。“玩文学”便成了时髦话语。它一经问世就得到不少文学家的响应，一时间文学界似乎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情绪，要用“玩文学”来对抗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来消解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来抵制“宏大叙事”。部分作家丧失了应有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人民代言人的神圣感、灵魂工程师的崇高感和作家应的人格精神，导致格调低下的“性”、“暴力”、“死亡”类作品的泛滥，使人们逐渐滋生出精神的茫然感、焦灼感和失落感。生活中没有了理想，人类的精神家园迷失在重重雾霭背后。在新潮小说的诸多文本中，流淌着灾难与死亡的淋漓鲜血，铺张着罪恶与暴力的巨大双手，萦绕着绝望的连绵叹息。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晚生代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等可窥见一斑。以颂扬人民警察、讴歌时代英雄、张扬理性、坚守正义、普法教化为主要职责的公安文学自然而然没有市场。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认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种中国的脊梁人物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当前文学只有积极努力地把握和表现这种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物，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可是，有些作家对反映这种时代英雄人物缺乏信心，他们感受不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的力量。这无疑是怯懦的、懒惰的和短视的行为。

人民警察是和平时代的英雄，是中华民族今日的脊梁。人民警察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190万民警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需要公安作家们去发现，去挖掘，去构思。

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和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强调，长期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团结奋战，顽强拼搏，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和先进集体。实践证明，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关键时刻拉得出，危急时刻冲得上的队伍，是一支正气浩然、英雄辈出的队伍，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胡锦涛指出，当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光荣使命。

在那场罕见的大雪灾中，人民警察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国难来临，以最伟大的母亲蒋小娟、最可敬的父亲李国林、最坚强的女警蒋敏、最忠诚的留守者邓波为代表的人民警察强忍着悲痛，以镇静的心理、坚强的毅力、果敢的行动迎战灾难，抗击不测，不仅没有被灾难吓倒，不仅没有屈服于灾难，反而大胆地站起来，走上去，勇敢顽强地与灾难对抗，与死神赛跑，既不放弃一丝一毫获得生命的希望，也尽最大努力摆脱灾难带来的危险和威胁，力争早日消除灾难的破坏性后果，这种抗争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群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由苏历铭、杨锦选编的《汶川诗抄》旋即推出。抗震诗折射着亲情与人性的光芒、浸透了民族价值的馨香、闪耀着民族魂的光辉……再次证明了在国家危难时刻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真切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者的无限哀悼。该诗抄的问世，再次印证了白居易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其中部分诗歌就是讴歌人民警察的，可列入公安文学范围。

什么是公安文学？由于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至今仍然盛行不衰的文化研究的影响，当代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家早已开始对“文学”以及文学的“本质”采取一种历史的、非本质主义的开放态度，并且强调“文学本质”各种界定的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不是寻找一种普遍有效的定义。他们不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概念，而是转向把“文学”视作一种话语建构。

文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公安文学同样如此。为论述的方便，我们还是要给公安文学一个大致的界定。窃以为，文本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公安人民警察的工作、学习、生活、心理历程、命运遭际等为表现对象即可称为公安文学。体裁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剧）、话剧、小品等，与传统分法无异。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公安”的特定内涵。“公安”的英语是Public security ，其范围是相当广的。在我国，同样如此。像保安人员、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及武装警察等也可纳入“公安”的范畴。那样，公安文学容易泛化。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仅从行政体制来划分：上至公安系统最高行政单位公安部，下至最基层的派出所中的公安人民警察才是本文要言说的主体。

公安文学的社会作用体现在通过警察形象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值得赞美的，什么是恶的，应该抛弃的，以影响读者的思想、道德和世界观，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激发他们追求真理的欲望。

公安文学的审美是较为独特的。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其它题材相比，公安文学作品由于犯罪与治理犯罪这一基本命题的存在，故事中的人物常面临生与死的人生抉择；在这方面，即使是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也由于和平时期的到来而自叹弗如。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中，公安文学创作在表现警察人物形象时，审美更强调人物的阳刚之气与崇高之美，叙事与人物形象刻画则或打动人的情感，或通过作品产生极具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意味的丰富联想。

公安文学的重要美学价值是呼唤英雄和理想，笔者并不认为新时期公安文学已经创造出我们时代的非凡巨人，但它的确已经为此做出了自已的努力并以此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公安工作是一种造就英雄的职业，人民警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群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呼唤英雄、崇尚英雄的时代，而我们公安文学具备了塑造英雄、表现英雄、弘扬英雄的空间。

以赞美警察的公安诗歌以其特殊的形式早已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如5月23日《人民公安报》第8版杨锦的《那一刻》和川江号子的《大爱如天》。两首诗及时、迅速地反映抗震救灾这样的重大事件，以题材的重要性、快捷性取胜，铺写了大规模的人民警察救灾场面，以充沛的激情、浪漫主义的色彩，歌颂人民警察“大爱无言”，如雷如电如鼓，气魄雄壮，情调高昂，激动人心，并采用自由诗的形式，产生了直接的鼓动效果，为人民警察加油呐喊。6月12日，新华网内蒙古频道•内蒙古公安网公安文化栏目刊发了郝泽军先生的诗歌《蒋敏，我们将记住你的名字》是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

英雄主义是时代精神的旗帜，是先进文化创作的主旋律。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必须向人民群众特别提供更多的具有充分感染力的英雄主义文艺作品，让英雄主义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信，激励整个社会昂扬奋进的号角。这是党的也是公安作家们的历史责任，是和谐文化建设先进性的重要保证。

用不了多久，以抗震救灾为题材的公安散文、小说、小品等也会相继创作出来。我相信，公安文学会凭借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再度复兴。

多难兴邦。汶川大地震一场千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它考验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也锤炼着我们民族的意志。人民警察面对灾难，表现出的是临危不惧、顽强奋斗的抗争精神。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体现了笃定理想、永葆本色、对党忠诚的崇高品质，体现了牢记宗旨、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体现了忠于职守、不怕牺牲的英雄精神。

当前，我们强调用进步文艺来引领当前中国文艺的多样化发展。这不仅可以对多样化的文艺进行有效的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而且可以确保集中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艺占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因此，当前中国文艺绝不是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发展，而是在进步文艺的引领下发展的。只有强调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作用，才能大力发展进步文艺，才能扶持健康有益文艺，才能拒绝躲避崇高、嘲弄英雄、恶搞警察。公安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她站在进步文艺的行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国家财力有限，警力不足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能复兴公安文学，为人民警察鼓与呼，写出警察的欢乐与苦痛，多写他们身上的优点，写出他们的警察意识和警察情结，从而让老百姓理解警察、支持警察，那一定能为人民警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让他们信心百倍，积极性、责任心、使命感得到最大可能的释放且可持续提高和增强，定能起到“无增长改善警力”之功效。当下的军事题材创作如火如荼，公安文学不能服输，因为两者都是以建构国家形象、弘扬民族精神为主旨的。

尽管警察天天打仗不练兵，军人天天练兵不打仗。军人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文艺创作，甚至出现了专业作家。我们人民警察在蹲点守候中构思，在挑灯夜战中伏案，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公安专业作家，如张策、武和平、杨老黑、王希泉、李培刚、范东峰等。他们笔下的警察已开始鲜活丰满，已具有多面性性格。警察手中的枪是替老百姓掌的，枪口始终对着敌人和犯罪分子。有些作家身在警营，名气也很大，但他们的作品不是以警察为主角，没有写出警察的丰富内心世界，那是万万不能列在公安作家之列的。

在此，我真诚地希望那些熟悉警察生活的作家们的作品中不应缺少警察形象的塑造及对英雄主义的表现。因为英雄主题是当代公安文学所着力表现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公安文学的主旋律。它不但是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公安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也通过公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

因此，公安文学也是警力，振兴公安文学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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