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文学造成的冲击，有评论家认为，随着西方文化、文学影响的日益加深，中国的民族文学会被越来越弱化和边缘化。因此他们强调回归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和民间文学传统，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可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否则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就有失掉“身份”的危险。这种把全球化和文学的民族性视为二元对立的观点是偏颇的。当代公安文学从它产生那刻起，就坚持其民族性，部分公安文学已开始走向世界，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学价值观。2005年，81岁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专程从瑞典来到山西，寻找一位在大陆很少有人知晓的公安作家曹乃谦就是例证。就像很多年前对沈从文一见倾心一样，无论在哪里接受采访，马悦然总是说，曹乃谦作品是“活的文学”。

当代公安文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系统内的人民警察工作、学习、生活、心理历程、命运遭际等为表现对象，其间的民族性不言而喻。

所谓的文学民族性，就是在民族对内同一性与对外独立性这两大基本属性的制约下，文学所具有的种种民族规定性和民族差异性，以及从差异的比较中呈现的民族特异性。民族性不是人的理论赋予，它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就像人离不开自己的肉身一样，人也离不开自己所属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性来源于人类精神的共通性，处于精神最外层的情感意绪与处于精神最隐蔽的核心的无意识，都需要同样的形式，也创造着同样的形式。人类这种共同性处在特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中，就是民族性。^①

公安作家张策小说集《刑警队》中的《晋监班》中上第一堂课就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警察，必须接受“三个代表”的学习。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这是江泽民首次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5月14日，他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就"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作了精辟的阐述："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指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要求是一致的。"

正因为我人民警察受了“三个代表”的洗礼，因此，《晋监班》中的县公安局局长刘海说出了一番肺腑之言，并付出实践。“张仁啊，‘三个代表’不是只抄在黑板上，说在嘴皮子上，你得心口一致呀。咱是啥呀，咱是警察！咱穿着老百姓给咱的警服，在这儿晋监，当高级警官，可你对得起老百姓吗？我们县穷，我们警察都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信用社、商店，那都是动老百姓心的地方，咱不能不动心啊。我那帮弟兄，没黑没白地干，可他们的家里，老婆下岗，父母有病，乡下那几亩地也没人管，谁不是勒着腰带工作？为什么，不就为老百姓吗？不就为老百姓的性命和那点血汗钱的安全吗？咱这穷警察，再不给老百姓一点安全咱还活着干嘛？！你说，活着干嘛呀？！”

刘海局长不是在唱高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他正在北京晋监学习，得知县里发了大案之后，他想立马赶回去破案，那时请假有严格的规定，他气哼哼地说：“我宁可不晋监了，也不能不破案子！”这位基层的公安局长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像晋监这种与自己的地位、薪水等涉及个人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面临考验的关键时刻，他可以置之不顾。他的确回去亲自参与抓捕逃犯，还受了伤，额头贴了块纱布。

刘海就是和平时期的人民警察形象。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富裕，尽管财政暂时困难，发不出工资，但我们人民警察并没有像西方警察那样去罢工，甚至上街游行示威。中国的人民警察处处从大局出发，为人民考虑，为国家分忧。这是何等胸怀！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情况、语言、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等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种的差别，在各民族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就形成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特点。文学的民族特点，就是在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特点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反映，它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②

歌德以历史发展的观点，论述了民族文学的建立问题，他说：“一个经典的民族作家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会产生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上发现了伟大的事件同它们的后果处在幸运和意义重大的统一之中，他不放过他的同胞的思想中的伟大之处，不放过他们感情中的深沉，不放过他们行为中的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他自己充满民族精神，并且由于内在的禀赋感到有能力既以过去也对现在产生共鸣；他发现他的民族已有很高的文化，因而他自己受教育并不困难；他搜集了很多资料，眼前有他的前人做过的完善或是不完善的试验，如此众多的外在与内在的情况汇总在一起，使他不必付高昂学费就可以在他风华正茂之年构思安排一部伟大的作品，并能一心一意地完成它。只有具备这些条件，一个古典性的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才能形成。”^③在这段论述中，歌德清楚地表明：一定民族文学的建立，一位伟大的民族文学作家的产生，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民族生活的土壤，而民族的统一则是形成民族文学的重要前提。同时，民族文学的形成，又不能脱离民族的文化传统。

“做一个县公安局长，做一个穷县的公安局长，做一个优秀的县公安局长，刘海这些年感受颇深。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局长甭想有任何实惠，有的只是劳累，只是穷苦，只是没完没了的工作和家人的埋怨，刘海都认了。”刘海除了在政治理论学习中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外，更主要还是受中华民族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传统的影响。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尊重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伦理传统却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各有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由此而达到“群体和谐”、“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会状态。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社会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往往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能够比较团结，和谐一致。同时，在群体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能同舟共济，比较具有人情味。^④《晋监班》中吴虹梅政委组织晋监班的同学们为一民工捐赠款，就是富有人情味的感人情节，这在当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是没有的。

西方国家尽管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冷漠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是情感的消失、人性的异化、精神的虚无。我国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写作、晚生代等就是受西方思潮与文化的影响，通篇是死亡、性、暴力，毫无温馨可言。公安文学却永堡民族特色，处处是浩然正气，为警察歌唱，为警察讴歌。

何为浩然之气？孟子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是指人们经过道德的修养所达到的博大而崇高的精神境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由义与道凝聚而成的凛然正气。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其中内容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成分，而形式从总体上看是受内容制约并为内容服务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学的民族性包含着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而且要看到文学民族性的灵魂和核心是文学内容的民族性。文学内容的民族性自然会由于内容的千差万别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形态，但其共同的、共通的基本要素则应是流贯于其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才是文学民族性的核心与灵魂。对此，中外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显然有着较多的共识。例如，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在《关于普西金的几句话》里就曾指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同样主要是从内容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民族性的具体内涵的，他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一文中评论陶元庆的绘画时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联系鲁迅青年时代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谈到中国必须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时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所谓“中国向来的魂灵”无疑是指中国传统绘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韵味，它也可能有某些形式的要素，但更主要的则应该是精神——亦即内容。^⑤

浩然之气就是一种民族精神。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人民警察抛弃一已之家，“卫国”才能“全家”，“尽忠”方是大义。《颜氏家训·养生》云：“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匿而至死，此君子之怕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这正是这种先国后家，舍家为国精神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精神支配了一代代孝子忠臣，移孝尽忠，为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舍家献命，一尽匹夫之责，堪称楷模。

 “他（刘海局长）就是喜欢当警察，喜欢追捕和思索，喜欢面对老百姓的倾诉和赞扬。他最大的幸福是破案，是破案后的那种成就感。”刘海局长像中国历史上的文天祥、岳飞、林则徐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鲁迅说得好：“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像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才是公安文学民族性的核心与灵魂。

鲁迅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上，发表一段名言：“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的所注意”。^⑥

因此，我们应当增强民族自信心，充分利用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借助费孝通教授的“文化自觉”理论，选择、吸收、融合外国文化、文学的优秀成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公安文学，并通过普适性和国际化这两个渠道把当代中国人民警察的形象输出去，让公安文学变成世界文学。

注释：

①中国小说学会 渤海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第315页。

②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15页。

③（德）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 安书祉 黄燎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④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⑤张俊才《正确理解和把握文学的民族性》

http://www.gmw.cn/01gmrb/2004-01/21/17-6AD4D47E2EBFB1B548256E210082E8D1.htm

⑥鲁迅：《致姚克》，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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