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与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对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它的内容与形式。王充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①刘勰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②他们看到，内容是根本，形式是外表。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它包含着客观的因素——现实生活；同时也包含着主观的因素——作家的思想感情。文学作品的内容，就是这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统一体，是反映在作品中的、包含着作家的主观评价的客观现实生活。③文学作品的内容，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通过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即指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段。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一对广泛而又具体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一部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作品中，内容与形式就如同水乳交融不可分离。我们很难指出作品中哪些是纯粹的内容，哪是纯粹的形式。我们无法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一部作品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从这一面看是内容，从那一面看是形式。当我们感受它时，它是内容，当我们判断它时，它是形式，惟有形式才具有内容，并拥有它。反之，惟有内容才具有形式，并拥有它。从美学的角度看，我们无法把一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硬拆开来，并进一步谈论它们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能够而且应该谈论的是形式与作为内容胚料的题材的美学关系。④题材是作为形式与内容的中介环节。
    统理论与批评特别强调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甚至有人把形式理解为容器，把内容理解为容器所容纳的物品，这实际上是把内容当成了文学作品的一切，同是视形式为乌有。什洛夫斯基以及所有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对此是强烈反对的。什洛夫斯基认为，如果一定用内容、形式二分法，也不是什么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为自己创造内容”，“新形式不是为了表达新内容而出现的，它是为了取代已经丧失艺术性的旧形式而出现的。”⑤分析内容毫无意义、内容形式的划分也不可取。什洛夫斯基以“材料”和“形式”的二分法代替“内容”和“形式”的传统的二分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极大地扩大了形式的内涵，同时也缩小了“材料”的内涵。他们所谓的“材料”指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理念，而形式不仅指对这些“材料”的布局和安排，而且指“材料”在被安置完成后形成的存在形态。在什洛夫斯基看来，“材料”是僵死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不是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重要是形式，它充满变化，又富有生机，是判断作品艺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⑥
现以以公安作家王希泉的长篇悬疑侦探小说《无法预料》为例来说明题材与形式之关系。文本开篇就能牢牢地吸引读者，说天滩市的刑警毕侯京遭人暗算，案情扑朔迷离，行凶者是报公仇还是泄私愤？侦查方向尚未确定时，又出了一起更大、影响更坏的杀人案：该市著名企业家、政协委员、臭干子王吴天号之子吴长水在市中心广场的好风楼饭店被杀。我人民警察充分利用集体的智慧，从多个角度入手侦察此案。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调查时，好风楼的经理魏富来也因不同意恶意低价收购好风楼而连遭厄运。
    警察为破案忙得焦头烂额时，伺机报复者也在分头进行。像吴天号为儿子、吴天号的儿媳赖翠华为丈夫而寻找仇家。好风楼的经理魏富来也在寻找夺他数年心血结晶的幕后指使者。案情错综复杂，谜团一个接一个。
    背后操纵这一切的，是该市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老大张长啸。张天啸以前曾在法院工作过，当过法警，还当过审判员，关系甚广。他与刑警大队长申大壮就是老熟人。他给申大壮家买房提供无息贷款，并有心计地从申大壮那里获取重要情报，给侦破工作增加难度。更为复杂的是他的父亲是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因此，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惊心动魄地上演了。
     此书尽管处处充满阴谋、凶杀、暴力和血腥味，但是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沉闷、压抑和紧张，而是非常轻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就是王希泉先生能够用特定的形式来征服特定的公安题材。
通篇处处都是用一种轻松诙谐的笔调来叙述这个沉重的故事。即使是写死亡也是如此。
文中的男警察韩伟力和女警察刘枚负责跟踪赖翠华，结果遭遇车祸。当韩伟力昏死过去之后，刘枚轻声地叫着。
     刘枚的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桃腮滚落。
     奇迹出现了，他居然睁开了眼，嘴角还泛出一丝笑。
     你这个色鬼。
     我不是色鬼。我真爱你，就想娶你。我不说瞎话，说瞎话，心跳得厉害。不信你摸一摸。
    他微笑着，艰难地拉着她的手，伸到衣服里面去摸。
    我答应你。她的手紧紧贴在他的上。
    我真高兴，可我……要……要死了。
    不许胡说。再胡说我拧你的嘴。
    ……，……
    枚，我不胡说，我真难过，我至今还没有当过一回真正的男人。说着两颗凄美的泪从眼角极不情愿地、无柰地流出来。他抓住她的手，更用力了。
    ……，……
    刘枚已经泣不成声，她吻着。他的身体一点点凉下去，只有被她吻着的地方保持着正常的温度。
    即将死人场景，在作家笔下却非常富有诗意。警察刘枚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而是像一个初恋的情人一样对待同事、男警察韩伟力，让读者在一种浪漫的氛围中感受人民警察的牺牲。列夫•托尔斯泰曾要求作家“像写鲜花那样去写死刑。”死刑作为题材仍然是死刑，不是鲜花，但在艺术中通过艺术样式的作用，其压抑的性质可以得到缓解。
    就小说而言，题材与形式之间的对立是经常的事。小说的题材就是本事，本事作为生活原型性的事件，必然具有它的意义指向和潜在的审美效应。然而当小说家以其独特形式——叙述方式——去加工这个本事时，完全可以发挥它的巨大功能，对本事进行重新塑造，从而引出与本事相反的另一种意义指向和审美效应。因为作为叙事方式的形式负责把本事交给读者，它通过叙述视角和叙述语调的刻意安排，把这样一个故事而不是那样一个故事交给读者，它可能引导读者不去看本事中本来很突出的事件，而去注意本事中并不重要的细节，引导读者先看什么事件然后再看什么事件等，这样读者从小说中所获得的思想认识和审美感受与从本事中所得到的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形式与题材对抗，并进而征服了题材。⑦例如，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中，女中学生奥丽雅被哥萨克军官开枪打死，无疑是作品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作家仅用“开枪打死”四字字带过，并被安排在一个长句中间，而且“开枪打死”作为这篇小说一个最可怕、最令人难受的短语，又“完全被掩盖于对哥萨克军官的一长串平静的、匀称的描写和对月台、对刚刚下火车的广大人群的描写中了”。⑧
     《无法预料》第十五章《刻骨铭心》中，本是非常沉痛的部分，因为“臭干子王家里现在是冰锅冷灶”、   “自从吴长水被打死，这家里从此进入多事之秋，老太婆与儿媳妇赖翠花一起抬棺游行这后，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但是有两处让读者忍俊不禁。一处是吴家的小孙子胖胖的恶作剧：
    吴天号喝茶有个偏好，就是很喜欢喝茶根，淡淡的，与白开水稍微有些区别，有那么一点茶味。他家里的茶叶至少都是几百元钱一斤的，但他还是喜欢喝最后的那点茶根。这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觉得事情不对，茶根的味太重了，怎么会有一股子氨水味，他也没有多想，就先喝了一口。这时候，就听胖胖大笑，奶奶更是笑得肚子疼。原来是胖胖看完《地雷战》，记得让日本鬼子挖一手“臭巴巴雷”的情节，不知道怎样实践，突然看见爷爷的茶壶，就往里头撒了泡尿，然后告诉奶奶，奶奶听了，跟孙子一起看吴天号喝下去，开心得不得了。
    第二处是：
    吴长水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活着幸福了，时常想出一些新点子。有一天早晨，对赖翠华说，我给你穿衣服，你给我穿衣服，好不好？二人当时就闹着玩似的互相穿起了衣服，他就像现在在运尸车上一样，笔挺挺地躺着，但很温暖，也很光滑，轻柔柔的。
苏    联早期心理学家、艺术理论家列•谢•维戈茨基曾提出：“要在一切艺术作品中区分开由材料引起的情绪和由形式引起的情绪。”他认为，“这两种情绪处于经常的对抗之中，它们指向相反的方向”，而艺术作品“应包含着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激情，这种激情消失在一个终点上，好像消失在‘短路’中一样”。 维戈茨基的意思是，在许多作品中，形式与题材的情调不但不相吻合，而且处于对抗之中，如题材指出沉重、苦闷，而形式则指向超脱、轻松等，形式与题材所指的方向完全相反，但却又相机反相成，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
    刑警在追查特种兵时，本应是扣人心弦的，却添加初中学生恋爱的成份在里头：吴长水背着爹妈用纸包给同桌常沏包了一小包白糖，然后偷爸爸的一元钱给常沏买一条白色纱巾。常沏出于加报，将自己口中的唾沫抹在吴长水那被老师揪过的耳朵上。
    常沏的手指头还在吴长水的耳朵上，就被突然回身的晋老师看见了。晋老师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演变成了愤怒……
   好啊，学习搞不好，搞对象倒是满在行。
    常沏彻底傻了，木鸡一只，呆在那儿了。
    吴长水那可真是英雄好汉，一把手曳住了老师，他此刻不仅手脚反应快，而且脑袋瓜子也是第一流的：
    你把我耳朵快曳掉了，她给看看，是革命战友的互相关心。
    文学创作中形式与材料（内容、题材）对立、冲突，进而出现形式征服题材的“逆转”，反映人了类活动的特征。人类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基本特征是辩证矛盾，或者说是对立的统一。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关于人和动物的感觉表情》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两种著作中，提出了一条人和动物表情运动的“对立的原理”。 达尔文认为，人和动物都是这样，“如果有一种直接相反的思想情绪，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不由自主的意向要做出那些直接相反性质的动作”，“而在实现直接相反的动作时，我们就使一组肌肉发生作用，例如，向右转和向左转，把一件东西推开和拉近，把重物举起或放下……因为在相反的冲动下做出相反的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和低等动物习惯性动作，所以，当某一类动物在某些感觉或情感活动影响下，由于习惯性联想的作用，完全相反性质的动作便会不由自主的发生。”⑨达尔文的意思说，人和动物的表情动作，都遵循着“对立的原理”，某种表情动作是以与之相反的表情运作为条件的。细细一想，达尔文的“对立原理”的确是人类活动的一大特征。就以我们人类的动作而言，若要向前先要向后，若要向左先要向右，若要向上先要向下，若要吸先要呼。如运动场上的赛跑，每个运动员都拼命往前跑，可他能不能向前跑，取决于他的服和脚向后蹬得是否有力。在人的表情活动中，“对立的原理”也处处体现出来。人愤怒到极点时反而狂笑，开心到极点时反而流泪，悲哀到极度反流不出泪，绝望到极度反而显得平静。⑩
     《无法预料》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当谭步声把枪口顶住仇人脑袋的时候，终于笑了：张天啸，你也有今天！”
    正因为“对立原理”的这种作用，艺术才可以去描写苦难、不幸、伤痛、死亡等。很清楚，种种消极的压抑的题材及其情感指向，只有在形式与之对立，并进而塑造它，克服它、征服它的情况下，才能由不快感转化为快感、痛感转化为愉悦感，使读者步入审美自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