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进行的系列研究中，在操作上是这样解决衡量警察产出问题的，首先把警察服务的范围限制在向一个居民小区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对呼救作出直接的反应、犯罪侦查、一般巡逻以及诸如调遣等相关的支持性服务。诸如大城市交通巡逻等服务被排除在外，因为其衡量的适当层次与居民小区警察服务的衡量层次显著不同。给定这一范围的服务，我们设计了调查工具，以得到警察产出的两类信息。一是询问调查对象与警察和犯罪受害的直接经验。二是询问调查对象对地方警察服务在许多方面的评价。因此，图10.1的理论模式可以转换成图10.2用于检验的操作性模式。

假设一 有些居民小区的警察机构规模大，在那里生活的公民应该：

a.受害率较低；

b.如果存在受害情况，则报案率较高；

c.受害后得到高水平的警察后续服务；

d.经常找警察帮忙；

e.警察对其帮助的请求反应迅速；

f.对警察帮助的水平表示比较满意；

在公民对地方警察的评价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关系：

假设二 生活于为大规模警察机构所服务的居民小区的公民应该经常：

a.把警察的工作评定为杰出；

b.把警察－社群关系评定为好；

c.说警察没有受贿；

d.说犯罪是没有变或者在减少；

e.说警察反应非常快；

f.同意地方警察对所有公民同等对待。

在成本方面，可以看到下列关系：

假设三 提供同样水平之警察服务，较大管辖单位的成本小于较小管辖单位的成本。

在假设一、二、三中的所有因变量都叫做绩效变量。

在研究中选择这一简单模型有两个原因：首先，如果警察机构的合并是合理的，那么简单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应该在经验上得到支持。如果较大警察机构表现得不是更好或者更有效，那么警察机构合并的主要观点在经验上就不是合理的。

其次，替代理论构思预料警察机构的规模与公民经历和评价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这一替代理论取向进一步认为，至少就大部分现有的警察机构来说，警察机构的规模与提供警察服务的成本呈正相关关系。

     要考虑这一对立的方法论模型，有关规模影响的研究，要控制社会经济变量，其方式一是小心选择研究对象，使所选择的样本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差异最小化；二是在研究中所包含的地区足够地多，这样通过统计控制就可以在数据分析阶段控制社会经济状况的潜在影响。

    第一项研究选择的地区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三个独立的小规模社群，它们紧挨着印第安纳波利斯警察管区的警察机构。三个独立社群的名字是斯皮德韦、比奇格罗夫和劳伦斯，其人口均在12 000到16 000之间。它们的警察人员在18到25个之间。三个印第安纳波利斯居民小区都紧挨着一个独立社群。在社会经济特色、住房状况、居住条件方面，这六个地区之间都是极其类似的。他们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单身－家庭居民的居住区。服务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居民小区的警察力量是高度专业化的，其人数有1 100个，所服务的总人口将近50万。印第安纳波利斯警察局享有卓越的声誉，是能干、有效、富有创新性的警察机构。

印第安纳波利斯研究得到的数据并不支持简化合并模型中的假设一和假设二。就如表10.1所示，公民的经历表明较大规模的机构的绩效并不超过较小机构的绩效。较大机构所服务的居民小区的公民对其警察机构绩效评价并不好于较小机构所服务的公民对其警察机构绩效的评价，在任何评价指标方面都是如此。各个地区存在产出水平的差异，普遍的情况是服务于独立社群的小规模警察机构的产出水平高于较大机构。因此，替代的假设一、假设二得到了支持。

    研究结果在假设三方面有些含糊不清。对整个城市来说，印第安纳波利斯人均支出为21.33美元，但我们所研究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警察管区的居民小区里警察服务提供方面的人均支出将近10.72美元。独立社群警务支出人均12.76美元。因此，印第安纳波利斯样本居民小区内警察服务提供的费用低于独立社群的人均费用。因这一证据不适于得出有关两类警察机构相对效率的任何结论，因为较小规模社群的居民在把较多的资源用于警察服务时也得到了较高水平的服务。没有产出这一中介变量的衡量，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得出效率方面的结论。

     分析两类警察机构的支出情况，的确说明了资源配置方面的某些重要差异。较小的警察机构在巡逻服务方面的警察预算比较多，而印第安纳波利斯警察机构在侦查和监督服务方面花费较多。看来社群较小的警察机构把更多的努力用于犯罪预防和即时快速反应的活动，而较大的警察机构则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犯罪发生后的侦查活动上。

    1971年春，萨米尔·艾斯哈克在密执安州格兰德拉皮兹大城市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调查(IsHak, 1972)。东格兰德拉皮兹、肯特伍德和沃克这三个独立的社群紧挨着格兰德拉皮兹城。格兰德拉皮兹内三个居民小区紧挨着独立社群，被选做比较研究的样本。格兰德拉皮兹的人口将近20万，而独立社群的人口大约从12 000到20 000不等。服务于这些社群的警察机构人员从9到17个不等，而格兰德拉皮兹则雇佣了313个警察。格兰德拉皮兹居民小区与所研究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居民小区样本非常类似。

这一研究所得到的数据也不支持合并模型的假设一或者假设二。这两项研究的情况如表10.1所示。根据公民的经历及其评价，人们必须断定较大的警察局并不提供较高水平的服务。

    而且就假设三来说，其结论比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研究更加明确。格兰德拉皮兹城的人均支出为20.00美元，而三个独立社群在警察服务方面的人均支出从5.81美元到16.13美元不等。当考虑格兰德拉皮兹警察局为所研究的居民小区的警察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时，这三个居民小区的平均人均支出为16.88美元，而三个独立社群的人均平均支出为10.67美元。因此，较大警察机构提供的服务水平较低，但成本较高。在格兰德拉皮兹所发现的生产策略情况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是类似的。

表10.1印第安纳波利斯、格兰德拉皮兹、纳什维尔和芝加哥公民经历与公民评价的比较

    纳什维尔－戴维森县的研究并不支持合并模型的假设一或者假设二。实际上，对于假设一或者假设二来说，该项研究结果比印第安纳波利斯和格兰德拉皮兹的研究更具有否定性。就假设三来说，没有什么信息。布鲁斯·罗杰斯和巴巴拉·格林现在正在规模进行一项更大的研究，在纳什维尔－戴维森挑选12到18个相似的居民小区，考查其警察服务和其他城市服务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安排。在本项研究中，资源配置和成本的问题也将得到彻底的考查。

    在伊利诺伊州也进行了一项与前述三项研究相关的研究。在库克县南郊有两个贫穷的黑人社群，它们都有自己的警察机构，在芝加哥城内有三个相当类似的黑人居民小区，该项研究对两者进行比较(E. Ostrom and Whitaker, 1974)。在其中，不同类型居民小区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芝加哥居民小区警察服务的费用是菲尼克斯或者东芝加哥海茨地区警察费用的14倍多。然而，就如表10.1所示，其服务水平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这一研究依然不支持假设一或者假设二。产出水平类似，而服务成本差异极大，该证据与假设三恰恰相反。

    我们已经重新分析了1966年全国舆论调查中心为总统法律执行与司法行政委员会所收集的数据(E. Ostrom and Parks, 1973)。这一数据库来自大约2 000个调查对象，他们位于109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这些数据涉及公民对其警察的评估、对安全的感觉以及他们对其警察的信心。我们增加了有关城市规模和支出水平的数据，它们来自《城市年鉴》。

    在总体上，考查了所有的调查对象后，我们发现管辖单位规模与警察服务的总体评价存在着一致的但却是微弱的关系。所有显著的关系都与简化合并模型所预料的恰恰相反。安全感随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害怕破门而入、遭受攻击的感觉随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认为警察是诚实的看法随规模的扩大而减少。然后我们控制了所提供之服务的质量。在警察服务成本方面，城市规模与人均支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如果服务可以解释规模与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那么该关系就会消失或者变化不定。当质量水平得以控制时，实际上其系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这也不支持简化合并模型的假设三。

    在109个城市的研究中，我们也能够以解释的方式来考查城市规模与警察服务评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曲线的，而不是线性的。我们的确发现，规模与评价水平的关系对于生活于2万人口城市之郊区调查对象以及生活于1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调查对象来说是正相关的。在这两点之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关系。因此，中等规模警察局的绩效水平比小规模的或者大规模警察局的绩效水平高。

    总之，在四个独立的研究中，每一个研究都比较了类似居民小区中大规模警察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与中小规模警察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水平，这些研究一致表明，从公民经历或者公民评价角度来看，较大的机构并不提供较高水平的服务。这些发现在全国范围的、其人口从1万到700万不等的109个城市警察服务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两个大城市地区内的研究表明，对类似居民小区来说，较大辖区警察服务的成本较高。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研究在成本方面有些含糊不清的结果，纳什维尔－戴维森县的研究没有考查假设三。然而，全国性的研究发现在较大警察管区内提供同等水平的警察服务方面人均成本较高。

   这些累积性的研究应该可以有力地怀疑在城市警察服务提供方面传统大城市改革建议基础假设在经验上的可靠性。然而，每一项研究设计的目的是探索不同管辖安排下警察服务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只有简化的合并模型及其替代模型能够在经验上得到检验。但是，在简化合并模型一致缺乏经验支持的情况下，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索警察机构规模与绩效变量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比如，培训和教育如何影响警察服务？合并的拥护者常常认为只有较大规模的警察机构能够为警务人员提供广泛的培训，并雇佣具有大学教育的正规警察。他们假定较高水平的正规警察培训和教育会导致较高水平的绩效。由于这些假设缺乏经验上的证据，就有必要探索警察规模对正式警察培训水平和大学教育水平的影响了。此外，考查正式警察培训和大学教育对警察机构绩效的影响也很重要。在较早期的研究中，不能考查这些比较复杂的关系，在更为大型的研究中才能考查这些重大的研究课题。

    在圣路易斯地区内选择居民小区时，我们运用了“最相似体系”的研究设计。然而，我们选择的居民小区不止一个阶层。就该项研究来说，我们把居民小区界定为：

    1.位于圣路易斯县独立的社群，1970年的人口少于或者等于28 900；

    2.1970年圣路易斯人口普查时社群内部人口多于28 900；

    3.1970年普查时未并入圣路易斯县的城市地区；或者

    4.圣路易斯城内正在规划的居民小区(圣路易斯城市规划委员会所指定的)。

    根据这些标准，在圣路易斯城内和圣路易斯县的乡下有170个以上的居民小区。

    然而如下居民小区从样本框内排除了：

    1.65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超过20％；

    2.21岁以下人口的百分比超过45％；

   3.自有房价值平均值在25 000美元或者以上；或者

   4.60％以下的房子为自有房(这一标准在两个地方有所放松，以包括两个主要由黑人居住的社群)。

   然而，剩下的居民小区比较同质，我们根据居民小区的服务程度、警察局的规模对其进行了分层，在此初步认为社群规模表示警察机构的规模。根据富裕程度居民小区分为三类，根据其警察机构规模分为七类，这就产生了一个矩阵，它由21格组成。根据上述标准，其中七个在逻辑上可能的方格在事实上却不存在。在剩下的方格中，我们选择了45个样本地区。为每一个方格选择潜在的居民小区，首先我们把这些居民小区分为两类，一类1970年黑人人口多于30％，一类黑人等于或者少于30％。在现有居民小区的范围内注意到这一差别，这保证我们的样本包括了一个黑人社群的样本。

    运用上文的标准来确定值得关注的居民小区，然后我们以相似性为基础把它们分成若干组居民小区。这使我们能够根据警察服务提供的规模和组织大小、社群内个人富裕程度以及一定规模的黑人是否存在等指标选择各种各样的样本地区。通过相似性选择，控制影响警察绩效的其他因素的变化。在我们的样本框中的每一个居民小区，我们的数据来自五个途径：一是对居住在居民小区的公民进行访问调查；二是访问服务于居民小区的警察；三是与居民小区警察服务有关的警察局内部记录与公开出版物；四是涉及居民小区的出版或者未出版的资料，它们来自所研究之社群之外的机构；五是潜心观察居民小区的情况。

   对于本文的分析来说，我们所运用的资料来自本项研究所包括的居民小区的公民调查、对该地区警察的调查以及来自普查的数据。所有的数据都集中到或者分化到本项研究所包括的居民小区层次。其中43个居民小区可以得到完整的数据，本文的所有分析都在这些居民小区之内。其中一个问题运用了44个居民小区的数据。

    圣路易斯研究的数据范围大、种类多，这样就可以在生产规模与警察绩效之间提出大量更为复杂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早期研究中所发现的服务于居民小区之警察机构的规模与公民经历、公民评价和人均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否依然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居民小区层次的社会经济变量的引入是否严重地影响了规模与公民经历、公民评价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警察机构规模与正式警察培训和(或者)警察的大学教育之间是否呈正相关关系。

   第四个问题就是警察的正规培训和(或者)警察在警察事务方面的大学教育对于公民经历和(或者)公民评价是否具有独立的影响。此外，还探讨了其他问题，如公民经历作为中介变量是否影响公民的评价。有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后，我们就能够考查经验数据是否支持警察机构规模与公民对警察绩效评估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模型。

    问题一：服务于一个居民小区的警察机构的规模与公民经历、公民评价、提供警察服务的人均成本存在双变量关系吗？

表10.2警察机构与公民经历、评估和成本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