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年，是检法两院及公安部门全力清理超期羁押的一年，成效十分显著。超期羁押自身的危害不言自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恶果就是：超期羁押期间往往也是刑讯逼供的高发期。如何遏制刑讯逼供，是一个老生常谈而收效甚微的话题，但去年以来，配合声势浩大的清理工作，有专家学者“乘势”提出：以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来遏制刑讯逼供。此观点可谓“大胆新颖”，但冷静思考，却令人疑虑和担忧。

   笔者一向认为，刑讯逼供是必须禁止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说口供是不重要的，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要实现“零口供”。不要说像我们国家这样的侦查条件，即使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刑事诉讼中的有罪供述往往也有着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自认”那样的证据效力，更不必说口供本身对案件事实证明的全面性和其“证据源”的作用。不可否认，我国当前侦查程序不公开、律师介入有限等弊端，导致对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难以取证、难以认定，但这种状况完全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做法来矫正，决不能将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转嫁到取证者头上去。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诉讼角色，避重就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这一点在被刑事追诉的人身上体现得更为充分。在我国的侦查取证中，刑讯逼供是存在的，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诬陷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以期推翻供述，也是存在的。如果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曾经遭受刑讯逼供，依我国目前侦查讯问的现状，证明曾被刑讯逼供是十分困难的，但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将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转嫁到侦查人员头上，一旦侦查人员不能证明没有进行刑讯逼供，则必然会被推定为进行了刑讯逼供，于是就会产生以下法律后果：第一，该口供作为非法证据会被排除；第二，刑讯逼供者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负效应，不仅鼓励了被告人随意翻供和诬陷，助长其投机心理，而且加大了侦查人员的职业风险，进而挫伤警察的调查积极性。法律的价值追求，在这里表现出了偏激。

举证责任分配，在证据规则的设计中，应当是一项最为精密的工序。举证责任倒置的滥设，会随时随地置任何人于被追诉的危险境地。在刑法诸多的罪名中，也仅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明确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也是因为我国没有完善而有效的财产登记制度和收入公开、监督制度以及反腐的需要。除此之外，对任何罪名的举证责任分配都应当是慎之又慎的。当前我国法律对侦查讯问的程序规定得十分粗疏，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审查制度几乎都没有建立，凭空对取证者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有失合理和科学。刑讯逼供理应遏制，人权保障更是关乎我们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但法律的设计以及实现，必须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任何的偏激和冒进，都要以法制发展出现残缺甚至倒退以及法律的失信为惨重代价。

载于2004年7月6日星期二《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