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正式实施，该法规定，警察在四种情况下可以检查居民身份证。仗着这个“尚方宝剑”，湖南一个法学博士和火车站随意检查旅客身份证的警察较上了劲，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公民权，也在提醒警察加强依法办事观念。

公民应确立自己的权利意识，懂得判断公权使用是否合法，这种做法值得赞赏，也是现代公民应有的品质。然而，事情并不应该到此为止，我们更应追问，制定法律时为何没能对此问题展开更宽广领域的讨论，让社会对此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并借助立法的机会，解决这样一个违法现象？如果制定法律时可以直面现实中的模糊做法，让民众参与讨论，再加上专家的解读，那么问题还会延续到今天吗？

不管警察的行为是否合法，明显的是这种做法并非在《居民身份证法》制定之后才出现的。因此，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做法，自然应该成为法律制定时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制定法律时，专家内部肯定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议，而且达成了共识。然而，直到现在，民众和警方对此的认识都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对专业的解释和说明。只停留于法理层面的法律条文，自然就成了阳春白雪，只有学法律的人心中有数，其他人则仍然靠感觉来判断。

事实上，法律制定的过程，就是将模糊问题清晰化的过程，也是违法的行为走到尽头之时。唯有如此，立法的价值方能得到体现。而这种清晰化，不仅表现在条文上，而且要体现在每一个公民的认识上。如果法律制定时回避它应该解释的问题，或者是不能让普通人了解法律对此的明确界定，那么法律条文对现实问题的制约力就会大打折扣。

法律专家不仅应该承担起制定法律的责任，更要承担起指出违法问题、避免法律落空的责任。刑法专家这样夸陈杰人：“如果每个学法律的人都像他这样做，政府公权力侵犯公民私权力的事就会减少，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也会加快。”的确，我们对法律专业人士有这样的期待。但《居民身份证法》颁布到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警察查证的问题却没得到解决，这是不是法律专家的缺位呢？

不理想的结果其实也反映了过程上的失误，即法律制定时对现实问题关注太少，法律条文的制定与现实问题的界定和解决相隔阂。真希望每次立法都能讨论相关现实问题的性质界定，而且这种讨论应该是有公众的参与。要让法律制定过程也成为问题解决的过程，也成为法制宣传的过程。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诞生之时，就是违法行为消亡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