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道，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黑恶势力的犯罪增加，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目前已经进入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高发期。腐败黑恶勾结互动，“弱者”在不健全的社会体制下转变为“恶者”等等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如何破局？

弱势人群为何转为黑恶势力 “弱者”逐渐蜕变为“恶者”

重庆晚报援引《瞭望》周刊文章认为：社会学家们指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带来了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使黑恶势力的产生有了社会基础。吉林省公安厅原厅长陈占旭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两劳”释解人员重返社会，这些“两劳”释解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难以安置，缺乏管理，形成社会治安的高危主体。与此同时，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社会边缘人，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失去组织约束，构成了中国当代的“游民”一族。这些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础和成员的主要来源。

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基层组织相对弱化，社会管理机制薄弱，一些利益关系本应由相关主管部门来管理和调控，可由于这些部门管控不力，一些人转而求助于黑恶势力“摆平”，黑恶势力趁机坐大。比如由于治安控制不力，一些业主雇佣“黑道人物”提供保护；由于执行难，一些债权人雇佣“黑道大哥”为其讨债；由于诉讼难，一些民事、刑事案件当事人往往就请“黑道人物”出面。一些“弱者”，就是这样逐渐蜕变为“恶者”的。

市场矿山歌厅黑恶势力集中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黑恶势力坐大与社会管理的种种漏洞联系密切。黑恶势力多存在于市场、矿山等资源较为集中、而地方管理不力的地方。此外，现在大街小巷遍布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其中一些就存在黄赌毒等“地下黑色经济”，就会引出黑恶势力来保护。

黑老大头戴“红顶光环”

目前一些黑恶势力的“黑老大”头戴“红顶光环”，也有的黑恶势力出钱寻找“代言人”，令人反思干部用人制度。在辽宁省辽阳市，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张宏东被当地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当地一名区干部，在张宏东各种关系的作用下被提拔，又转而帮助张宏东大搞房地产开发。

黑恶势力操纵腐败官员

一些“打黑”民警认为，每打掉一伙黑恶势力，就有可能揪出一批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在黑恶势力操纵、雇佣腐败官员，达到犯罪目的的同时，腐败官员也同时操纵、雇佣黑恶势力，以达到自己经济或政治上的目的。这类公职人员要黑社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个别政府官员或政法干部有意识地雇佣黑恶势力实施报复他人等恶性犯罪活动，二是一些地方执政能力缺乏，出现管理真空，黑恶势力借机插手，“帮助”政府“摆事”。

在江西省安义县，原县长陈锦云为了当上县委书记，重金雇佣陈家友等当地黑恶势力，用汽车将时任县委书记撞伤，在自己如愿以偿当上县委书记后，又指使黑恶势力将一位县委副书记刺成重伤。在东北农村，有的乡镇曾发生过黑恶势力到农户家“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或收取卫生费、电费的情况；在城区，也有黑恶势力在市场上“协助”工商执法，甚至还身穿制服直接“上阵执法”。

中国第一只女子防暴警察队伍

公职人员为什么要找黑社会

一是个别政府官员或政法干部有意识地雇佣黑恶势力实施报复他人等恶性犯罪活动。在湖北老河口市，市委党校的一名职工曾两次被余林涉黑组织殴打，后查明是受到当地一名政法干部指使的报复行为。在江西省安义县，原县长陈锦云为了当上县委书记，重金雇佣陈家友等当地黑恶势力，用汽车将时任县委书记撞伤，在自己如愿以偿当上县委书记后，又指使黑恶势力将一位县委副书记刺成重伤。

二是有的黑恶势力不但为基层干部办“黑道上的事”，还为基层干部办“白道上的事”。一些地方执政能力缺乏，出现管理真空，黑恶势力借机插手，“帮助”政府“摆事”。在东北农村，有的乡镇曾发生过黑恶势力到农户家“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或收取卫生费、电费的情况；在城区，也有黑恶势力在市场上“协助”工商执法，帮助城建部门搞拆迁。

在有的地方黑恶势力甚至还能身穿制服，直接“上阵执法”。陕西长安县郑卫国涉黑团伙为垄断当地土方工程，同县土地局达成协议，每年缴纳3万元管理费，就有权对当地挖沙取土情况进行检查。有的团伙成员还穿上了“土地监察”制服，在县里公开履行“土地监察”职责，同时牟取暴利。

有关人士认为，黑恶势力滋生的关键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缺位和效能低下，黑恶势力趁虚而入，找到了生存的空间。因此，黑恶势力犯罪突出的地方，往往是基层政府组织软弱无力，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或对涉黑犯罪认识不清，打击不力。

开辟反腐“第二战场” 中国坚决打击黑恶势力

中新网援引《瞭望》周刊文章称， 打黑除恶可以赢得民心，有黑不打将失去群众——这是自2000年全国开展打黑除恶行动以来，各地政法干部最深切的感受。打击黑恶势力，必须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文章表示，打击黑恶势力首先要发动群众，让人们看到党永远和群众站在一起。党和政府要出面，向群众证明有决心、有能力铲除黑恶团伙。警方要深入发动群众揭发检举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对检举人和受害者提供必要的保障，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只要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黑恶势力就没有市场。

文章指出，打黑除恶还要开辟反腐败“第二战场”。腐败为黑恶势力“保驾护航”；黑恶势力为腐败提供“动力源泉”。法律规定黑社会性质犯罪四大标准中就有具备保护伞这一条，因此只要“打黑”就要动保护伞，只要动保护伞，就会牵出腐败现象。因此，打黑除恶并非公安机关一家的事情。纪检部门、检察机关甚至组织部门应同步介入，一边“打黑”，一边“除伞”。河南郑州宋留根涉黑团伙专案组民警认为，检察机关与纪检部门应该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做到边查边打，让保护伞和黑恶势力自顾不暇，无法互相掩护。

文章称，保证纪检、检察机关配合“打黑”，一些地方出台的相关办法被证明行之有效。河北省检察院反贪局和渎职侵权检察处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查办“保护伞”案件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对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委政法委挂牌督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进行重点排查，从中发现线索。石家庄市在办理赵建林涉黑涉恶团伙时，检察机关及时跟进，挖出了郊区派出所所长李保建、民警高同发和石家庄监狱一大队管教郑辉生充当保护伞的案件。

文章同时指出，打黑还要完善制度，压缩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一批关注涉黑犯罪的政法机关负责人或专家学者认为，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消除涉黑政治“暗疾”，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从制度着手，不断完善、创新各项制度。审判过涉黑案的辽宁省鞍山市中级法院刑庭庭长曹允志说，可以探索建立涉黑案件倒查“问责制”，黑恶势力发展壮大，有关领导或部门应负有责任，从刑法上叫“不证自明”。

此外，还应弱化某些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共权力，降低涉黑团伙寻求公共权力保护的预期。吉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明表示了相似的看法：“解决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市场机制不健全情况下出现的权力寻租土壤。否则政府权力部门寻租，而黑恶势力花钱来买，双方一拍即合，一些党政官员就有可能蜕变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中国是否存在真正“黑社会”人们意见不一

《瞭望》周刊文章认为：从官方的表述来看，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明确表示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而是承认存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专家指出其原因在于，人们目前对现今中国究竟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意见并不一致。

一是从犯罪问题的角度看

有的犯罪问题研究专家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当前中国所谓的“黑社会”只不过是极为恶劣的暴力刑事犯罪。

有的专家则认为当前警方打击的黑恶势力就是“黑社会组织”，只不过与国外标准意义上的黑社会相比还处于低级形态。

香港电影《黑社会》又名《龙城岁月》

名称也许无关紧要

关键在于务实理性应对

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有的社会学专家指出，之所以不称黑社会，是因为不少人觉得，我们为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妓女、消灭了黑社会组织而自豪；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又重新显现。这是否从一个方面否定了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因此，黑恶犯罪从一个正常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此问题各界尚未达成共识。

三是从司法的角度看

有的法学家认为，“黑社会”是个社会学的概念，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在量刑处罚、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没有可操作性。因此，目前国家将这类犯罪归结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是十分明确的。

同时，法学家还指出，2002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含义作出四个特征界定：

一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个司法解释对我国现有黑恶势力的量刑处罚、打击犯罪进行了严格区分和细化，起到了明确量刑标准和以正视听的作用。

四是从国际的角度看

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指出，中国的黑恶势力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一直都是以意大利“黑手党”等成熟的黑社会组织为标准比较衡量。

但是，从当今看，国际上这些成熟的黑社会组织都已经进一步发展，单以“黑社会”定义已经过时，国际社会已经将这些成熟的黑社会组织归结为“黑社会恐怖组织”，是国际公认的六大恐怖组织类型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阶段还没有国际公认的黑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