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限扩的讨论不应囿于其自身。扩大警察权的同时，如果治安财政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扭曲状态无法有效矫正，其结果将与立法目的南辕北辙。

去年下半年至今，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下称草案）分别进行了两次审议。在此过程中，社会对草案最为关注的莫过于警察权的限扩问题。

警察权的限扩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和基本权利，众所瞩目自在情理之中。然而，警察权之限扩的讨论不应囿于其自身——至少警察权及其相关问题都与公共财政制度密切关联。

实际上，多年来警察职业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一些警察败类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妨碍了人们客观冷静地关注警察职业所需的基本制度支持。

无论地方还是中央，中国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的制度安排一直没有完全理顺，这必然殃及治安财政的合理安排。

《警察法》第37条规定：“国家保障人民警察的经费。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此外，《公安部关于2004年－2008年全国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纲要》中也规定，“建立训练经费保障机制，把训练经费列入年度公安业务经费预算，并逐年增加。”但是，诸如此类缺乏程序性保障、散款零条的规定显然无法构建一个严格、刚性的治安财政制度。

由于整个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缺乏严格的预决算制度，尤其缺乏公共财政的信息公开，这使得社会无法有效地监督公共财政的收支状况，各个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治安财政自然无从例外。然而，通过媒体的零星报道以及某些渠道，我们仍能够看到治安财政现状的冰山一角。

近来，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 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报道广为流传，其中提及的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文章揭示出，“长期以来，基层派出所的经费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一般来说，办公经费应该由地方财政承担，但是如果地方财政困难，本来少得可怜的经费经过层层截流，到达派出所就会所剩无几。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尤其突出。”

在中国博克警察论坛上，有一篇题为“弱势新群体——中国警察”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警察目前面临五大困境——“1.薪低任重，超负工作；2.合法权益难以保障；3.经费不足，设施短缺；4.犯罪上升，百姓误解；5.负面报道，尤伤其心。”

虽然，文章站在警察的角度意见有些偏颇，但其中反应出的一些实际问题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尤其是所谓五大困境中的前三项对于基层警察而言是有事实根据的。

文章还指出一个怵目惊心同时广为人知的事实——“许多地方公安机关经费来源的重要一项就是‘罚款’后的提成收入”。

文章还披露，据一位湖南某中等城市的巡警介绍，他们每年必须完成的罚没款任务高达200多万元。此外，“没有罚没权力的警种也不甘落后，刑警可以改以人担保为以保证金担保，事后以种种理由拒退；其它警种不是越权查办‘黄赌毒’，就是暗办经济案件，插手经济纠纷。执法产业化最大的恶果是带来了‘为钱办案、办案为钱’，最直接地导致了警民关系的紧张。”

所谓的“执法产业化”正是人们最痛恨的现象之一，而其背后的制度根源正是治安财政的严重扭曲。当政府不能给警察这一高危职业提供必需的经费支持，要求警察赤手空拳面对匪徒——有些地方的派出所连手铐都买不起，或者要求他们自掏腰包办案时，“执法产业化”几乎不可避免。

当我们要求警察不对人犯刑讯逼供的时候，不能忽略人道侦查的技术支持——这与治安经费相关；当警察还在为柴米油盐的生活基本问题发愁时，他们的粗暴蛮横除了是教养问题，可能更是心理问题。目前，中国法律赋予警察高于一般法治国家的警察权，而治安财政却无法合理兑现，保民权将很可能演变为害民权。如果立法者认为既然无法给钱，那就给权，其结果将会更加危险——这几乎就变成“逼警为匪”。

本文绝不是为警察中的败类开脱罪责——多年来笔者一直批评警察权的不当膨胀，而旨在提醒一个基本问题：任何局部制度都处于整体制度网络之中，治安财政也只是与警察权相关的一个制度方面，要调正警察权的位置还需更全面的制度配套。在警察权变革的关头，如果各相关领域不能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即便挂上了法律的“羊头”，卖出去的还会是“一纸具文”的“狗肉”。

可以想见，扩大警察权的同时，如果治安财政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扭曲状态无法有效矫正，其结果将与立法目的南辕北辙。但愿立法者能够考虑得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