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蔡先生曾有一面之缘。2006年在广州，南都的一个座谈会上，我与蔡先生比邻而坐。他发言，谈的内容已不记得，只记得他瘦弱的身影和温文尔雅的神态。他说话声音很轻，但是铿锵有力。

　　那次与会的，还有傅国涌、展江等，都是我所尊崇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光荣的历史传统，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我想蔡定剑、傅国涌、展江，还有徐友渔、于建嵘等，都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薪火传承者。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代表了封建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意识虽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是可贵的，但是从历史长局来看，他们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反向的。金观涛剖析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绵延不绝“超稳定”的原因，认为儒家知识分子是超稳定结构的一个重要犄角。封建知识分子自觉维护皇权，先皇帝之忧而忧，后皇帝之乐而乐，鞠躬尽瘁为皇帝牧民，实际上延迟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真正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在五四时期及其前后。五四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充分认识到老大帝国已走到穷途末路，力图用西方的制度改造中国。到五四时期，涌现出更多有见识、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大钊……他们比康梁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不仅要改造制度，而且要改造民心。为开启民智，他们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虽然他们政治观点迥异，后来走的路各自不同，但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雄心，至今思来，高山仰止，景行景止。

　　再一批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借助政治的清明，大胆言说，奋力清除文革遗毒，唤起麻木的民心。他们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样，雄心勃勃，欲将残破的中国导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正道。他们做了集体的努力，但是遭遇了集体的失败。李泽厚等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在90年代后湮没无闻，如今提起斯人，80后、90后们不知所云。令人唏嘘。

　　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政治压制、金钱诱惑的双重作用下，当代知识分子早已集体堕落。一些人甘心为奴，依附权贵，以能分得一杯羹为荣，余秋雨、王兆山可为代表；一些人依附资本，专替富人辩护，蒙蔽穷人，以披着经济学家外衣的大量“砖家”为代表；一些人贪婪地分食着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饕餮盛宴，吃得满嘴流油，以大学“叫兽”们为代表。知识分子集体无操守，丑态百出。有明目张胆抄袭的，有像明星那样走穴要价的，有利用身份、权力潜规则女学生的。如果有志者写一部当代《儒林外史》，必定十倍精彩于吴敬梓的大作，可录入中国文学史。

　　然而在这样的污泥浊水中，仍有出淤泥而不染者，蔡定剑、徐友渔等一批知识分子堪为楷模。他们在举世滔滔“以经济为中心”的时候，仍然专注于这个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国家的未来。他们以一己之力，“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要为国家和民族谋一条光明的路。他们痛心于现实，凭借其个人能力，完全可以“乘桴浮于海”，一走了之，另谋生路。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了留下，沉静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知识、见解，继续启蒙民众，一点一点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诸多肉食者将儿女和财产转移国外，自己身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与他们相对照，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不言自明。

　　蔡先生曾位列高官，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继续高升，只要他肯为体制所驱使；如果他不愿意，他也可以选择沉默，即可保有既得利益。但是他偏要做一个另类，发不和谐之声，做不合时宜之事，于是他终于不能见容于当道，遭到排斥。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颗拳拳赤子之心。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不懈地鼓与呼。

　　蔡先生鼓吹的是民主、宪政，这些在80年代深入人心的普世世值，如今在中国不幸都成了敏感词。此种世道变迁中所包含的荒诞意味，也许只有很多年后人们才能体会。蔡先生竭其短暂的一生为这两个敏感词而奋斗。他一直在发声，尽管声音是那么孱弱，如同他孱弱的身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他的事业还一片渺茫的时候，蔡先生竟遽然离去。有评论说：是中国民主事业不能承受之重压垮了他。

　　先生已逝，风骨永存。先生所遗之事业，任重道远，自有后人。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