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给予亲属之间的感情更多的关注，可能法治的面孔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更真实

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收集了很多“大义灭亲”的案例，觉得有点意思，就归了一下类，这些案例大致没能脱离两种基本模式。第一个模式是，自己的亲属犯了法，主人公“大义灭亲”，或检举揭发或指证犯罪。亲属不主动作证的，侦控机关还会苦口婆心地“晓之以理”，最后亲属积极配合，皆大欢喜。媒体也跟着高兴，说这是深明大义。第二个模式是儿子不争气，老子恨铁不成钢，越来越寒心，终于忍无可忍把儿子“咔嚓”了。媒体通常在表示同情之余，更多的是谆谆告诫：“大义灭亲”是法盲。显然，在媒体看来，这两种“大义灭亲”是不同的，前者代表了“普通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后者则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的暴力，是一种“原始正义”。那看官我就纳闷儿了：怎么总觉得他们说反了呢？

“大义灭亲”这个成语出自春秋战国时代。《左传·隐公四年》：“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说的就是卫国大夫石碏为国为民，不徇私情，杀死自己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千百年来成为美谈，意在鼓励人们为了大我舍弃小我。这种“大义灭亲”是得到当时统治阶级肯定的，但是，老百姓似乎是反对“大义灭亲”的，特别是对于亲属之间互证犯罪的制度很反感，有识之士就不断上谏要求亲不为证。所以，自春秋以降，“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法律就绵延不绝，从秦汉到元明清，“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亲属有罪相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告发亲属有罪，或者法官命令亲属作证，可能还得追究告发者或者法官的责任。那么社会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大义灭亲”呢？读者可能看得云山雾罩，其实为君王者很清楚：石碏“大义灭亲”的前提是自己的儿子祸国（弑君），他杀儿子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这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杀得好！而强迫整个社会互证其罪、“大义灭亲”，会惹了众怒，不如“亲亲相隐”，既能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又有利于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反正那些个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也不在可容隐之列——怎么也跳不出朕的手心！

但是，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一方面，石碏式的“大义灭亲”再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除了博得社会的一些同情和理解之外，该判刑的还是判刑。另一方面，亲属相容隐的制度竟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亲属也具有作证的义务，如果不作证，则被认为是为虎作伥，甚至有可能构成包庇罪。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大相径庭的“大义灭亲”观？我觉得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对刑罚的观念太僵化，对于社会危害性的理解存在偏差。石碏式的“大义灭亲”是一种犯罪，但是它的社会危害性有多大？对于横行乡里的逆子，年迈的父母忍无可忍，终于痛下杀手，这与张君的杀人可以同日而语吗？一个弱者在面对强者欺凌的时候，如果法律不能维护公正，他除了用原始手段讨得公道外，还有什么办法？对于这样的犯罪人，社会是有责任的，很多国家都是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尝试用“恢复性司法”来矫正社会正义，而不是严刑峻法。第二，我们对探求案件真相的渴望太强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忽略了很多值得保护的社会价值。中国其实是一个很重视亲情伦理的国家，家庭和谐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我们的“舆论导向”和思想教育都有意无意地把追求正义与个人感情、民族大义与个人私利尖锐地对立起来，所谓“法不容情”，如果不大义凛然地指证亲属犯罪就是与法律过不去。

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国家包括港澳台地区都有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即允许被告人的配偶、子女或者近亲属拒绝作证。我们在赞叹人家的特免权制度先进的时候，才蓦然发现，老祖宗的“亲亲相隐”其实是很英明的。

法律不能违反基本的人性。当我们能对石碏式的“大义灭亲”进行宽容的矫正、疏导而不是严酷惩罚，当那种亲属间互证犯罪的“大义灭亲”不再成为我们的义务，当法律在追求司法公正的目的惩罚犯罪的效率之下，给予家庭关系的和谐、亲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亲属之间的感情更多的关注，可能法治的面孔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更真实。（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