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贩子手中的车票从何而来？他们使用何种倒票手段？票贩子们为何非要干这一行？而倒票这种不法行为因何屡打不绝？

　　在全国铁路春运即将来临、火车票将再次成为“灼手之物”之际，本刊以第一手的详实资料，独家揭秘倒票活动的整个“操作流程”和票贩子生存、繁衍的内幕，向读者详细讲述“倒票”活动背后的那些深层次的、鲜为人知的新闻。

　　“高价倒卖火车票”、“票贩子”，一个近乎于“老生常谈”的话题，它之所以始终被人们所关注和谈论，不仅是由于它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影响了铁路和国家的声誉，而且是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就其行为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已超出了一般社会治安性质的问题，成为近年来公众所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可是，火车票紧张的原因是什么？票贩子手中的车票从何而来？倒票手段有哪些？他们为什么非要干这一行？为何屡打不绝？面对这些疑问，众说纷纭，但很难给出一个切合实际的答案。

　　为了寻找真实、客观的答案，笔者通过跟随铁路民警进行打击倒票活动、与“线人”接触、与票贩子周旋等一系列采访活动，详细地了解到了“倒票”活动的真实内幕。

　　社会畸形产物——票贩子

　　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乔治·华特这样说过：“每一类犯罪问题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或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关。”

　　在谈及票贩子产生的原因时，一位老铁路民警、原沈阳铁路公安处政治处副主任李日奎曾这样说：“自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个期间，可以说没有票贩子。因为那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有关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物资均由国家统一调配，对劳动用工和户口的管理非常严格，人、财、物处于平稳的流通状态。然而，当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后，随着经济建设的持续升温，人、财、物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流通。对于当时尚在初步调整阶段的铁路行业来说，在运能和运力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一时间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尤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席卷神州大地的‘打工潮’和每临春节时，如潮涌来的民工流、学生流和旅游流、探亲流，无疑给‘轻车载重’状态中的铁路再添重负。铁路部门使尽浑身解术，倾尽囊中之物，通过‘停短、开长’、增加列车编组、增开临客、以货带客等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即便如此，也难以平衡运量与运能之间的矛盾。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到春节前后，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聚集到广州、上海等火车站，汇入正等待回家的游子、旅人构成的人流中，这种冲击不仅波及铁路，同时也震撼着整个中国。以倾国之铁路运力、疏导亿万客流这样的场景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年了。人们至今不会忘记在全国各家报纸上刊登的那幅经典照片，50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铁道部为此迅速调集全国铁路的人力和物力，紧急支援广东，超极限地运送旅客。我就曾亲身经历了南下支援广东的那一“非常”时期，时至今日，当年那人山般的旅客簇拥在车站和人海般的客流蜂拥向列车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商品经济繁华、买方市场发达的今天，火车票成了一件供不应求的紧俏商品。供不应求，价格自然上涨。尽管我国法律规定倒卖车票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却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倒卖火车票”是独具中国时代特征的畸形社会产物。正是由于客流与运输之间出现了紧张的供需矛盾，便随之产生了“票贩子”这一“怪胎”。“倒票”一词，最早出现在广东。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实行开放的步骤比其它地区快一些，海外的各种现代化物资在此抢滩登陆，劳动用工制度也突破了传统模式的限制，由此吸引了众多的人前来“赶潮”。为了抢时间、做生意、争效益、找工作，在铁路运能紧张的情况下，人们便不惜花高价钱求取车票。从此，“票贩子”这一行当以换季般的速度由南至北向四川、安徽、两湖、两河、两山、江浙、上海、北京和东北等地蔓延，并呈现出几合几率的增长态势。在倒票滋生初期，一张车票加价不过10元、20元，进入21世纪初期，一张沈阳至广州的硬座车票在节假日期间竟能加价到200余元，甚至更高。

　　前不久，全国媒体报道了有关当年“广东帮”、“河南帮”、“四川帮”、“东北帮”等，在广州站地区为争夺“霸主地位”和垄断“倒票领域”而相互争斗、大开杀戒的情况，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描述。

　　贩票人员的构成

　　在非法倒卖车票的渠道中，票贩子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始终给人以“神秘感”。然而，他们都是些何方“神仙”呢？

　　长年从事打击倒票活动的沈阳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徐硕介绍说：“多年前，票贩几乎是清一色的盲流人员。票贩子也有‘同乡势力’，各有各的‘地盘’。在辽沈地区，票贩子多是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人。而如今，从查获的案例来看，其他一些人员正陆续参加到倒票大军中，如城市无业者、进城务工人员、车站附近居民等，票贩子的人员构成绝对称得上五花八门。”

　　九年前，绰号“小内蒙”的男青年只身流浪到东北，靠捡拾乞讨为生。一个绰号叫“铁西”的票贩子，看到“小内蒙”挺可怜，便将其收留在身边。“铁西”每天发给“小内蒙”10元钱“生活费”，成为“小内蒙”名副其实的“衣食父母”。从此，“小内蒙”每天替“铁西”排队买票和拉客出票。久而久之，“小内蒙”也摸索到了倒票的门道儿。于是，他便私下里偷偷的卖几张高价票，弄点零花钱。终于，有一天不愿再寄人篱下的“小内蒙”向其主子摊牌，要求“自立门户”。师傅因拗不过徒弟，只好放手。几年后，徒弟不仅在“业务”上超过了师傅，成为倒票行当里的“头面人物”。眼看大势即去，“铁西”只好用“那小子是我的徒弟，是我带他入的道”的口头禅作以“自慰”。而“小内蒙”却不买账，他不愿再听到有人在他面前“以老卖老”。于是，双方召集人马，摆下阵势，一决高下……“战役”结束后，“师傅”败阵，“徒儿”成为师傅，收编原师傅的全部人马，成为倒票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如果上面所说的这些人算“专职倒票”的话，另外还有一些兼职的“票贩子”。铁路民警在工作中发现，那些经常在火车站周围打着介绍住宿接站牌子的、扛包揽客的、做小买卖和卖假货的、开公用电话亭和寄存处的、开饭馆的和开出租车的、甚至个体长途客车的司乘人员中，也不乏“兼职”做票贩子的。另一方面，票贩子的队伍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膨胀和收缩。尤其到了车票“旺季”时，就连那些平时在火车站周围擦皮鞋的、打小工的、菜市场里卖菜的、给人占卜算命的、捡拾乞讨的，也都加入了倒票的“行列”。另外，在被警方抓获的票贩子中，也不乏违法犯罪的在逃人员。沈阳北站派出所民警对被抓获的一名票贩子进行审查时，发现该人竟然是一名犯有强奸、抢劫罪而被通缉的在逃人员。

　　不法“订票户”的斑斑劣迹

　　很多人以为，倒票的就是曾经看到过的那些票贩子，认为他们是倒票的罪魁祸首。而实际的情况恰恰大相径庭，一些不守法的订票户，才是“倒票流程”中真正的主导角色！

　　“订票户”向旅客出售车票主要通过上述的三四种渠道。在这里，先要提到一个基本的现状：平时在沈阳地区倒卖车票的加价率一般在30元左右。其中，热门车票最高可以加价到80元，冷一点的车票也以20元为底线，到了“旺季”加价超出惊人的程度。

　　今年9月27日，笔者根据获得的可靠线索，对位于沈阳站附近的一家大型旅店进行暗访。当笔者表示要住店，同时还想买一张沈阳至北京的K54次列车的卧铺票时（该车正常的下铺票为183元），该旅店的大厅经理满口答应，但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加60元的所谓“订票费”。

　　几经周折，笔者与一位姓陈名洪的宾馆业务员接上了头。陈洪在宾馆从事订票业务，他向笔者介绍说，现在的订票户（宾馆、旅店、旅行社）在卖票方面可谓服务到家。店家用自制的所谓“订票费发票”，提供给那些因公出差的旅客，旅客想要多大面额，店家就给开多大。而实际上，除了财政、税务部门允许的一种面额为五元钱的铁路订票费收据外，根本就没有现在“流行”的那种订票费发票，这种“发票”纯粹是为了逃避税收，凭想像创造出的一种报销凭证。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使得有些单位还真的将这些发票冲账。当遇有“明白”的旅客，不肯接受这种发票时，店家就想出了其他一些办法，通过变更住宿天数和房间的价位，将“订票费”的金额直接打入住宿费的发票中。这样一来，虽然宾馆要为这笔费用上税，但与他们从倒卖车票中获得的非法所得相比，这点税实在是“小意思”。

　　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法订票户倒卖车票的方法远不止于此。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从铁路拿到相当数量的车票后，除少部分卖给住宿旅客外，其余的大部分车票都倒手卖给了其他票贩子，由他们继续加价倒卖。

　　在一位“线人”的引见下，笔者见到了另一位从事“订票”工作的牛青，此人承包了一家中型旅店的订票业务。因旅店与铁路签有订票协议，由牛青全权负责车票的“推销”，每年只要向旅店交纳10万元的承包费就可以了。牛先生在笔者的面前算了一笔账。倒卖一张车票平均的加价费为30元左右（旺季时不止这个价钱，就连平时不被人注视的‘冷线’和短途车票也备受青睐）。除去本钱外，要想一年挣出10万来，就意味着要卖出3000多张车票，而这家旅店总共只有40间客房，一年下来，实打实的客流只有3000人左右，其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买车票，即便这些人全在旅店内订票，全年才能卖出2000多张火车票，与3000多张的数目还有差距，想交上10万还有一定的难度。

　　但牛先生颇有“神通”，因为他手中有票贩子为其“效劳”。实际上，他每天都能卖出百十来张车票，一年下来，5000多张车票使他得“利润”20余万，交上承包费仍然“利润”不薄。牛先生说，票贩子从他手中拿到票后，可以再次加价卖出（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第四种向旅客售票的渠道）。而他所承包的只是个中型旅店，有的“大订票户”，每年仅此一项的收入就不止这些了。

　　票贩子的“炒票”手段

　　票贩子们看似散兵游勇，实际上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沈阳车站派出所所长付鸿声介绍说，贩票活动经历了发育期、成熟期、繁荣期和维持期。前不久，铁路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抓获了一名叫王海的倒票人员，除当场查获10余张车票外，还查获储蓄卡4张，内有存款两万余元。目前，贩票队伍已由过去“单打”发展为“混合双打”，基本形成了套票、倒手、揽活、掩护、出票一条龙。

　　9月30日，笔者通过采访一个刚刚被沈阳北站派出所民警抓获的倒票人员，了解到了惊人的“倒票流程”。

　　订票户与订票户、订票户与票贩子、票贩子与票贩子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关系和信息网。当车票紧俏时期到来时，订票户和票贩子每天都要对未来多天的客流走势进行“调查”，然后做出预测、分析、判断，互通信息，统一“哄抬物价”的标准。每一趟列车的车票都有其“售票起始时间”（即车站开始提前售票或订票的首日，因车次不同，售票起始点往往是发车之前的5天至15天不等。比如，12月1日的火车票，在11月23日零时，由车站开始发售）。就在售票开始的时候，各家订票户已从铁路拿走了相当一部分的车票。而此时，拥挤在售票窗口前要买车票的旅客人群中，又夹杂着相当数量的票贩子。因为，旅客大多不清楚某一趟车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售票，而票贩子们长期干这一行，对每一趟车的售票起始点（预售票时间）了如指掌。所以几天后，当再有旅客到售票窗口想买所需的车票时，基本上一张也买不到了。当旅客从窗口空手而归时，就不得不求助于票贩子，此时票贩子就可以随意地加价、倒卖，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该车的票源。

　　按常理说，除了“春运”和节假日等乘车旺季，平时的车票应该是很容易买到。但笔者在进行调查走访时，却发现并不是这样。尤其是沈阳北——北京、大连和沈阳——青岛等车次的车票是买不到的。笔者从被民警抓获的票贩子口中了解到，这是票贩子的另一种倒票手法所造成的。

　　在沈阳铁路公安处拘留所里，笔者见到了因倒票被拘留的中年男子高峰，他介绍了“炒票”的绝招。以沈阳为例，每天有去往北京的列车有T12次、K54次、K96次等。其中的K54次和K96次之间只差一个小时发车。K54次为全列卧铺车，10多节车厢共有700多个铺位，K96次车有座席900多个，这些车票除了给其它车站留有少部分票额外，基本上都在沈阳发售，正常来讲也能够满足旅客的需求，更何况，两车间隔只一个小时，旅客买不到K54次车票，乘K96次也不耽误时间。但票贩子们为了能将车票“炒”起来，便分别在两趟车车票的售票起始点那天，将铁路向外发售两趟车的绝大部分车票买下来。等旅客正常到车站买票时已经没有了，于是，票贩子们又可以卖高价，这无疑是一种恶意的“拦路打劫”行为。

　　票贩子的确很“神”，因为他们能搞到紧俏的车票，但绝非像他们在旅客面前吹嘘的那样“神奇”，他们也得靠“市场调剂”。在整个倒票过程中，倒票者之间形成的网络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些订票户和票贩子、票贩子和票贩子之间在招揽生意的同时，互相串换车票。有时，一张车票甚至要经过三四手之后，才到达旅客手中，其票价程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票贩子们还利用旅客嫌正规渠道的“退票手续费过多”的心理，以高于正常退票费的价格从旅客的手中将车票买下，然后再转手加价卖给其他旅客。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沈阳铁路部门实行主渠道售票，车票预售期10天。于是票贩们疯狂地吞进大量的车票，囤积居奇，以谋其利。9月30日这天下午，笔者在随警采访时，同民警现行抓获了一名票贩子，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北京、大连、广州、哈尔滨等多个方向的车票数十张。每天究竟有多少张车票被这样倒卖，实在无法统计。

　　警方出拳重

　　票贩子愈发狡猾

　　为躲避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票贩子的倒票手段与过去相比，确实出了不少“新招”。随着铁路公安机关打击票贩子的力度加大，票贩子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但同时，他们的倒票活动也变得越来越隐蔽。在打击中，警方就遇到过小孩、残疾人、妇女抱着孩子倒票等极为复杂的情况。1月初，沈阳车站派出所值班所长李君，将抱着孩子进行倒票活动的妇女赵霞抓获。经查，该人为一名长途汽车客运的售票员，而她怀里抱着的孩子，竟然是她从亲戚那里“借”来用做“道具”的。

　　票贩子的隐蔽性还不仅仅于此。笔者日前在暗访时发现，由于警方加大了打击力度，票贩子都已经采取了十分复杂的反侦查手段，由车站转向周边，由公开转为隐蔽。

　　沈阳车站公安派出所副所长朱宝利在向笔者介绍情况时这样说道：“现在的票贩子不仅非常狡猾，而且很凶。他们形成帮派，并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如果民警在抓捕票贩子时，警力薄弱，就会出现一群票贩子上来围攻，直到把他们的同伙‘救出’为止。沈阳东站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就是在抓捕票贩子时，而误入被他们设好的‘伏击圈’内，被殴打致伤。”

　　“能有这么严重？”为了检验此话的可信度，笔者决定亲自上阵，真正领教一下票贩子到底有何“能耐”。

　　2005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笔者的脚步刚刚迈到沈阳北站广场的边缘时，一个脸上捂着大口罩、头戴遮阳帽的中年妇女就迎上前来，悄悄地对笔者说：“想去哪，我这里什么票都有，都是你在窗口买不到的。”当这个中年妇女听到笔者说要买今晚去北京的K54次车票时，她一边打手势让笔者转身向车站相反的方向走，一边小心翼翼地对笔者说：“这儿不是地方，现在得特别小心，抓倒票的铁路便衣警察太多了。”她带笔者走了200多米远后，让笔者等一会儿，便直奔远处，和一名穿西服的男子说了几句，男子往这看了几眼，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几分钟后，中年妇女返回来对笔者说：“你过马路，到对面的旅店门口等着，一会儿有人和你接头。”“这怎么有点儿像电影里的特务接头时的镜头呢？”笔者心想。

　　在“接头地点”等了有五六分钟后，一名穿夹克衫的男青年向四处看了看后，才慢慢向笔者走了过来。“另加60元钱。”男青年对笔者说，笔者表示太贵了，他又说：“这票弄来时就已加价了。你要是公出，多给你出点订票费发票不就行了吗？”当笔者表示同意接受后，男青年又让笔者拿出身份证来给他看。在仔细地“查验”了身份证后，他又要下了笔者的手机号，对笔者说：“票不在我身上，一会儿有人打电话和你联系。”

　　20多分钟后，笔者的手机铃声响起：“你往左边走300米，进快餐店等着。”笔者按其“指挥”走进快餐店后，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小声对笔者说：“别说话，跟我走！”他将笔者带到离车站有1000米远的一家饭店，又带到另一家超市，兜了一大圈，却始终不给票。后来，这名票贩突然翻脸对笔者说：“如果你要是想‘钓鱼’（票贩的行话，意思是抓倒票者）的话，那你找错了人。如果你真是‘打渔的’，我就整死你和你全家。”这一番折腾，显然是在“审查”购票者的身份。在笔者的一再解释下，票贩子最终相信了购票者。就在票贩与笔者刚刚完成交易后，两名便衣铁警突然出现，人赃俱获。民警对神情惊异的票贩说：“盯你半天了，真够狡猾的，想抓你个现行还真不容易啊！”虽然，这一系列的复杂手法让票贩子十分麻烦，但确实也给铁路警方抓捕票贩子制造了相当大的难度。

　　以上的一切情况还仅是倒票的一部分，而真正让公安机关难以侦查的是那些违法订票户。因为，这些订票户很少与旅客联系，而且活动在外围更加隐蔽。干倒票这一行的有一个“行规”，那就是一旦被警察抓住，决不能露出“上线”与车票的来源，否则将失去在这一行里“混”的资格。今年5月份，沈阳北站派出所根据已获线索，经过艰苦和缜密的侦查后，终于将一伙盘据在一家宾馆内，以合法订票身份为掩护，进行非法倒票活动的团伙查获。从经理到业务员、服务员10余人落入法网，在证据面前，这些违法人员不得不交代其违法事实。

　　沈阳北站公安派出所政委宋铁钢介绍说，现在票贩内部已经形成金字塔形网络。塔尖的是“一道贩子”，控制若干二道贩子，每名二道贩子又控制若干三道贩子，直至处于塔底的“票皮子”。由于中间环节多，为保证利润，票贩们便疯狂抬价。而倒票利润的平均化，也分散了票贩的法律风险。铁路警方也曾从票贩子口中掏出过订票户倒票的真凭实据，并随后对该订票户进行查处，取消该户的订票资格，最近三年，仅沈阳铁路公安处就查获五家这类倒票的单位。但宏观地看，单凭铁路警方的力量，想挖出倒票的老板仍十分艰难。铁路部门和铁路公安机关曾经联合起来，与订票户们签订守法协议，但从目前的效果看，还无法遏制一些订票户的违法暗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