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回忆说：“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喷我的眼睛，然后就揪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蹲下，他就开始用皮鞋踢我。这时又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同时都用脚踢我。他们把我踢倒后，再把我的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推进一个小房间。当时我真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么也看不见，内衣也被人家解开了。我尽量说明我是游客，要求他们找中文翻译，可是没人理我。”

2004年8月11日，殴打赵燕的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员罗伯特·洛德斯被控方以“侵犯民权罪”起诉。赵燕同时提起了10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诉讼。今年8月29日，本案在水牛城开庭审理。9月8日，洛德斯被宣判无罪。不久，赵燕提起的民事诉讼将开庭审理。

9月8日，殴打赵燕的美国警察被判无罪后，西南政法大学中西比较法教授王威近日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就赵燕在案件发生时和法庭上的一些不当表现，分析了赵燕败诉的五大原因。

“别动”时 不该手掏包

本次庭审中，被告辩护律师一再地强调，洛德斯的所有做法，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大原因就是赵燕在案发时的不当表现。

几位证人及洛德斯本人都证实，当时美国国土资源部警察叫“别动”时，赵燕的第一反应是“手掏包”，“在那种紧张的时刻，我们很难弄明白，赵燕把手伸进包里到底是想干什么”，洛德斯庭审时讲。

王威说，美国的治安法条例与中国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别动”一词的含义，美国法中的别动就是不要有一切动作，包括手、语言、身体各个部位，哪怕动一下手指都会被认为是要采取行动、抵抗被捕，警察可以采取必要行动，包括开枪直接击毙嫌疑人。

在中国，“别动”的意思就是不要再跑了，当赵燕被美国警察命令“别动”时，虽然马上就站住，第一反应却是把手放进包内，掏自己的护照。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警察的殴打、喷辣椒水的行动就被认为是在履行公务，属正当范围。

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在国外，一些场合即使不作说明，闲杂人也是不得入内的，而国外这样的场合一般并不加以特别说明，全靠“自觉”。

被告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一再说明，赵燕当时未经允许就进入了美国国土资源部设在美、加边境上的办公室，并向内探头张望，此时两位警察刚刚抓捕到一名携毒人员，又看到了向内张望的赵燕，就跑出去实施抓捕。辩护律师紧紧抓住这一点，指出洛德斯是在执行公务，并没有不当举动。

“在国外，除了不知道的地方不要随便进入外，与自己无关的事也不要参与，比如街上有人打架，围观就是不当举动。因为警察赶到后，为了调查，很有可能把所有在场人员全部带回警察局询问，如果你有不诚信记录，警察甚至可能认为你涉案。”王威告诉记者。因此，在出国前，了解所到国的法律是很必要的。

签证内容与实际不符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当庭指出，赵燕的签证本身就非法，这一点在当时引起了陪审团及法官不小的震动。

赵燕所持的是商务签证，目的是赴美商务考察，但在美国的活动却是办木材加工厂，超出了签证规定的范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赵燕的身份已经构成了非法。

王威告诉记者，实际上，被告律师指出赵燕身份非法用意是在让陪审团相信，赵燕有极大的不良信用表现，这大大削弱了赵燕的证词分量。

“在美国法庭上，法官和陪审团除了对证词本身正确性进行判断外，更注意的是证人本身的信用记录，而这些信用记录则全部来自细节”

而在中国法庭上，即使证人有不诚信记录，法庭上也不会当做重要证据指出。

因此，当赵燕被指签证非法后，陪审团当即表现了“相当的惊讶”。

当庭痛哭表现不当

在法庭上，赵燕在自己的陈述时间内，当庭痛哭，并屡次中断了作证。而洛德斯从始至终则“正襟危坐”，陈述时没有情感因素表现。

王威告诉记者，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的法庭上，当庭的情感流露都是不理智的做法。

在中国，法官只考虑证词及证据，证人、原告或被告的陈述，只是起到说出证词、提供证据的作用，感情的流露不会起任何作用。而在美国，这一点体现得就更明显，而陪审团的存在又为“当庭痛哭”加上了不确定性。

“在那里痛哭流涕，可能会得到很多陪审团的同情，但他们没有证据就没法支持你，因此这种同情起不到效果，但很可能会有少数陪审员认为，你的哭是在夸大，有另外目的，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王威告诉记者。

法庭程序了解不够

从赵燕在法庭上的表现来看，她并不了解美国法庭的审判程序，而这是语言不通外的另一个“弱势”。

在法庭现场有个细节，赵燕的陈述完成后，在法官宣布休庭前，赵燕突然提出要再说3分钟，当即被法官制止。事后有记者问起赵燕的陈述内容，她告诉记者，“我要说，我是美国人的朋友，我是来旅游的游客，你们不该打我，不该打一个游客。”

“在中国法庭上，证人、原告或被告要求追加陈述是可以的，甚至法官有时也会要求证人追加陈述，但在美国法庭上，被告、原告双方证言时间要体现公平性，一方15分钟，另一方就只能15分钟。”王威告诉记者。